第2篇　前往红都的路上

第1节　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卖国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就在这些用显眼的黑字书写、有些让人心神不宁的标语底下，我度过了在苏区的第一个夜晚。

不过，这里不是安塞，也没有红军战士的保护。正如我所担心的，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太阳落山时，我们走到一处村庄，这是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子，四周峰峦叠嶂，阴气森森。溪口立着几排平顶的房子，泥砖墙上就写满了这些标语。五六十个农民从村里涌了出来，其中还有一些儿童，他们好奇地瞪大了眼睛，迎接我们这支只有一头驴的旅队。

我的那位贫农团的年轻向导打算把我安置在这里。他解释道，他有头母牛最近下了崽，附近有狼出没，他得回去守着。安塞距离这里还有10英里，走夜路到那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将我委托给当地的分会主席。我的向导和骡夫说什么都不愿意接受任何报酬——既不要白区的钱，也不要苏区的钱。

分会主席是位20岁出头的青年，黝黑面孔，一脸坦诚，穿着褪色的蓝布衫和白裤子，露出一双坚韧的赤脚。他很友好地招待我，将我领到村公所的房间，还叫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可我不喜欢住在这间臭烘烘的黑屋子里，于是，请他把两扇拆下来的门板给我用。我将这两扇门板架在两条板凳上当床，铺开毯子，睡在露天里。多么美丽的夜晚，明净的夜空，北方的繁星点点。在我住宿处的下游，是一处小瀑布，水流潺潺，和平而宁静。经过这一番长途跋涉，我疲乏得倒头就睡着了。

当我睁开双眼时，天已经亮了。分会主席走在我身边，摇着我的肩膀。

“怎么啦？”

“你要早点动身，附近有土匪，你得快点去安塞。”

土匪？他说的土匪应该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说，马上爬起来，不想在苏维埃中国境内，搞出被白匪掳去的这类荒唐事儿。

白匪，用国民党的话来说叫作“民团”，就好比赤匪按照苏维埃的话来说是“游击队”一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国民党在各地纷纷成立民团组织。民团的活动是保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保甲制度是控制农民的旧制度，现如今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东北都普遍采用这种制度。

保甲的字面意思是“保证盔甲”。这项制度规定，大约每十户农民为一“甲”，甲长可以通过选举产生，但通常由地方官员任命。大约每十“甲”组成一“保”。这大约百户的农民中如有任何人犯了法，整个保甲集体向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县长）领罪。甲长的任务是报告本甲中的“叛乱分子”，否则他将因违反规定而受罚。当初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平定了中国农村——但这种办法不得人心，特别是在穷人中间。

不过，用这个办法来防止农民起义，最为奏效。因为保甲长往往都由富农、地主、当铺老板或者高利贷者来担任——他们最热心此类事情，自然不愿意为有造反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提供“担保”。无人担保的后果非常严重，他们可以以任何借口，把无人担保者当作“嫌疑分子”逮捕。

这实际上意味着乡绅阶级掌控着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他们随时可以用不提供担保来整垮一个人。保甲制度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征收税费，以维持民团开销。民团由地主和乡绅任命、组织和管理，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共，收租，收取佃农欠债，讨要贷款和利息，并负责为县政府索取苛捐杂税。

因此，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它最大的敌人就是民团。除了出钱豢养他们的地主之外，民团没有任何后盾。红军一到，他们就失去了根基。中国的阶级战争，往往最为清晰地体现在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中，这个斗争的双方通常就是地主和他们曾经的佃农债户，斗争形式是直接爆发的武装冲突。中国有几十万人的民团，他们是中国两百万“反共”部队最得力的辅助力量。

此时，虽然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条战线已经停战，但民团和红军游击队之间的斗争依然还很激烈。在西安、洛川和延安，我曾听说许多逃到这里的地主出钱出力，甚至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边区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常常利用没有红军主力部队驻守的机会，向苏区发动报复性袭击，烧毁劫掠乡村，杀戮农民，并将农民的领导者押到白区，凭着抓捕这些“共产党”的功劳从地主和白军军官那里领取重赏。

民团发动冒险袭击，主要是出于报复，同时还想赚取轻松到手的钱财，在红军与白军的战争中，民团干的事情最具破坏性。无论如何，我可不愿亲身试验一下白匪的“对外政策”。尽管我的东西并不多，只有一点儿钱、衣服和相机，但我担心这些东西对他们的诱惑力太大，为了把它们搞到手，他们会不惜干掉一个单枪匹马的洋鬼子。

我囫囵吞下几口热茶和麦饼，便和分会主席派来的另一位向导兼骡夫一起出发了。我们沿着小溪走了1个小时，沿途经过一些窑洞式的小村庄，村口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狂吠，放哨的小孩子就立刻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随后，我们走到了一个天然形成的静谧水潭旁，水潭四周怪石嶙峋。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他只有一个人，还有一匹白马在河边吃着草，马鞍上铺设天蓝色鞍毯，上面还点缀着金星。这个青年人正在洗澡；我们走近时，他迅速跳了出来，披上天蓝色褂子，扎上白布头巾，头巾上缀着一颗红星。他的腰里别着一支毛瑟枪，枪柄上挂有一绺红缨。他手按着枪，待我们走近，问向导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见毛泽东。”我说道，“我听说他在安塞。我们到那儿还有多远？”

“毛主席？”他顿了顿说道，“不，他现在不在安塞。”接着，他看了看我身后，问我还有没有别人。在确定只有我一个人之后，才放松戒备。他微笑起来，好像有什么开心的小秘密。他对我说：“我正要去安塞。我和你一道去县政府吧。”

他牵着马和我们一道出发，我主动向他介绍自己，也冒昧地问了他的一些情况，得知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负责在这一带边区巡查。那匹马？这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诉我，在陕北最近的作战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缴获了一千多匹马。我还得知他姓姚，22岁，参加红军已经六年了。

两小时后，我们到达安塞，黄河支流肤水就流经此地。从地图上来看，安塞是一座大城镇，但实际上很小，有着美丽的城墙。街道已完全荒废，到处是坍塌的废墟。

姚解释说：“这座城10年前被洪水冲了，大水淹没了全城。”

安塞的居民没有再把冲毁的城墙重建起来，他们现在都住在像蜂巢一样的窑房里，这些窑房建在城外不远的石头山上。我们到了安塞之后才得知，驻扎在那儿的一个红军支队被派去追击白匪了，县苏维埃的委员也都去了附近的村庄百家坪，向省委委员汇报工作。姚主动提出再送我去百家坪，我们在天黑之前到达了目的地。

我到苏区已经有一天半了，还没感受到一点战时苦痛的景象。我只遇到了一名红军战士，所看到的老百姓好像普遍都在十分安闲地从事田间劳作。不过，我不会被表面现象欺骗。我记得在1932年中日淞沪会战中，中国农民在战火中仍然毫不在意地继续耕种他们的田地。这时，我们绕过一个转角，刚要走进百家坪，忽然听到上方传来让人心惊肉跳的呐喊声。对此我并非毫无准备。

循着凶猛的呐喊声传来的方向，我抬头望去，大路上方的山坡上，有一排营房似的房子，房前站着十几个农民，挥舞着长矛梭镖和几支步枪，一副凛然不可犯的样子。这下看来，我这个闯入封锁线的人的命运，马上就要被决定了。他们是要把我当作帝国主义分子抓起来，还是当作真诚的来访者来欢迎呢？

我的表情肯定很滑稽，因为姚忽然大笑起来。他呵呵地笑着说：“别害怕！他们只是几名游击队员——正在操练呢。这儿有一所红军游击队学校。别紧张！”

我后来才得知，游击队的课程里有这种厮杀呐喊的演习，这是源于中国古代战争的战术，就像毛泽东最喜爱的著作之一——《水浒传》里所描写的封建时期的比武。我在无意中当了这种战术的靶子，亲身体验了这种脊背发凉的滋味，由此可以证明用这种方法来吓唬敌人是十分有效的。

姚在百家坪将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介绍给我。我刚坐下，开始和他谈话，突然，一名青年指挥员骑着汗淋淋的马进来。他腰间系着武装带，跨下马背，好奇地打量着我。我这才从他那里得知自己这段冒险后面的故事。

来人姓卞，是安塞赤卫队队长。他说，他刚和一百多名民团打了一仗回来，碰到一个农家孩子，一名赶到安塞来的少年先锋队员。他筋疲力尽地跑了好几里路，专门来报告说有民团侵犯县边区。而且，民团头目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说的就是我！

卞接着说道：“我立刻带着一队骑兵上山抄近道。一小时后，我们就找到了白匪，他们正跟着你。”——他指了指我——“就在你身后两里地。我们在一座山谷里将他们包围了，向他们发动了突袭，抓到了两个人，还有几匹马。其余的人都向边境逃窜。”他简单地报告完之后，他的几名部下列队来到院子里，牵着缴获的几匹马。

我又开始担心他会不会把我当成民团的头目。我刚从白区那里脱身，倘若在无人地带叫民团给抓住，他们肯定会说我是赤匪。但现在，我的结局难道是被红军抓住，说我是白匪？

就在这时，来了一位体态颀长的青年军官，留着中国人不常见的浓密黑髯。他走过来，和气地问我：“哈啰，你在找什么人？”

他说的是英语！

我马上明白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