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500年内无劲敌：亚克兴成就奥古斯都
（公元前31年）

一 奥古斯都的诱惑

1

亚克兴（Actium）海战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罗马文明历史乃至西方文明史。

公元前44—前14年间，当时的罗马帝国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共和制已无可挽回地蜕化为君主制。围绕这个帝国的统治权问题，执政官屋大维（即盖厄斯·屋大维·奥古斯都）与护民官马库斯·安东尼·内波斯（Marcus Antonius Nepos，即马克·安东尼，公元前83—前30年）展开了激烈角逐。

表面上这场角逐似乎是埃及艳后所诱发的，实则缘于独裁者盖厄斯·朱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31]遭遇刺杀后[32]，过度扩张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失去了维持各军阀势力平衡的能力。也就是说，屋大维、安东尼等打着“为凯撒复仇”的名义建立起各自的势力范围。

作为胜利方的屋大维凭借亚克兴海战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从此，在之后的500年内罗马舰队在地中海再无对手。并且，正在形成的罗马大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也因此得到了加强。

在亚克兴海战之后1500年，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或许是出于偏爱，竟尝试着把这次海战写成悲剧。这里面的动因，可能是出自这场海战背后所彰显的惊心动魄的行动和错综复杂的情感。譬如，至今让世人津津乐道的埃及艳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里让屋大维说出这样一句话：“天下虽大，已无我二人共存之所？”

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又译作克利奥帕特拉）就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女王，即克娄巴特拉七世。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屋大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就是让世人惊艳的三角恋情。确如屋大维所说，当时的他和安东尼两人已经水火不容，他们两人的角力或许表明了新的罗马帝国将走向何处——是以亚历山大为中心的帝国，还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帝国？

前者是倾向于埃及，属东方式的；后者是倾向于意大利、伊比利亚和高卢，属西方式的。这样看来，亚克兴海战就发生在一个极端的时代（公元前44—14年），这个时代的罗马帝国，其政治形式无可抗拒地走向了君主制，并且从共和国的对外扩张期过渡到了帝国的巩固期。历史学家通常把这个极端的时代称作“奥古斯都门槛”，言下之意，罗马只有跨过了这道门槛，才能算一个合格的、成熟的帝国。从此，这个帝国适时地结束了疆域的扩张，将原来的军事征服、横征暴敛转为文明同化。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转变也许从当年小西庇阿在征服迦太基凯旋后的失声痛哭中就得到了某种映射。当时，许多人都以为他是在为阵亡的将士哭泣。据说是在波利比乌斯同小西庇阿交谈的时候，小西庇阿流露出了悲伤的情绪——他觉得人间之事是那么变化无常，不觉为祖国的命运感到担忧。不过，也有可能是为自己功成名就后的命运担忧[33]。

上述提及的文明同化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其一，政治资格，即罗马公民权的授予（较之前相比，权力减少了）；

其二，政治制度，即罗马法律的拓展（较之前相比，内容增加了）；

其三，经济举措，即边缘地区的城市和路网建设（疆域拓展后的守卫、建设问题）；

其四，意识形态，即“遵命文学”，这是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弗拉库斯（Horatius Flaccus）[34]等人倡导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原先支持共和制，后来又转为支持君主制，其诗作中有着满满的爱国主义情怀。

以上四方面为我们传达了一种深刻的内涵：罗马试图以“文明化”的治理策略来实现帝国的扩张一统和发展。

当罗马面对多民族、多宗教且语言、文化各异的广阔疆域时，共和制已经不能满足这样的局势需求了。如果不实现政治体制的转换，这个帝国很有可能在不断的扩张中反而促进自身的衰亡。

对此，我们可以从共和体制下不设常备军这一点进行说明。根据英国学者特威兹穆尔（Tweedsmuir，本名约翰·巴肯，John Buchan，第一代特威兹穆尔男爵）在《奥古斯都》以及R．H．巴洛（R.H.Barrow）在《罗马人》中的观点，当时罗马依靠的是“士兵与农夫”的结合。军队都是靠临时征召和训练得来的，当战事结束，返回罗马前，军队便自行解散了。这些士兵脱去了铠甲，放下了武器就变成罗马公民。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罗马公民不得不再次出征，他们也很难做到春天集结出战，秋天返回家园了，这里面的原因不言而喻。在长期的对外征战中，不仅需要大量财力、物力，还需要不断扩张新的土地来解决安置退伍士兵的问题。之前的“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曾是共和制的基础，现在军队体制的变化动摇了这一根基。农民与士兵不再合一了，民生会议在共和体制中的权重越来越低。那些原来要回国的士兵不再回国了，他们成为“边缘地区”（相对而言）——诸如高卢、西班牙、亚细亚、日耳曼森林——的守护者和建设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逐渐成为军事独裁者的私人武装。这种权力极度扩大带来的恶果，就连原先实行的“行省总督轮替制”也无法解决。

也因如此，才出现了“前后三头”对峙（“前三头”指克拉苏、庞培、凯撒；“后三头”指安东尼、屋大维、李必达）的局面，他们各自据有统治区域，相互的倾轧为后面的纷争埋下了祸根，才出现了元老院分裂与无为的尴尬（最尴尬的时候是在共和国的末期，连元老院的贵族想要获得某种利益或支持也得依靠庞培）。难怪哲学家西塞罗说：“凯撒之死废除的仅仅是国王，而不是王权。”[35]

罗马面临的就是这么让人痛苦的局面！无论是“前三头”还是“后三头”，绝不可能实现共治，最终只能由一个人来统治这个偌大的帝国。

错综复杂的局面下终将爆发一系列的战争，而亚克兴海战成就了一位皇帝——奥古斯都。

2

许多人会很关心那位埃及艳后。[36]

在历史传统中，关于亚克兴海战的描述背后充斥着背叛、魔法、迷药的特质。有意思的是，描述这段历史的史学家没有一个是与屋大维、安东尼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在叙述中不免掺杂了一些个人的好恶。譬如安东尼和埃及艳后的奸情，在关键时刻这个艳丽无比的女人抛弃她的情人逃跑，安东尼因过度迷恋埃及艳后，丢下自己的军队去追赶她。

人们可能出于某种猎奇或者同情的心理，愿意去相信这样香艳的故事。作为历史真相的探究者，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相信逃跑和背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因为政治理念的冲突或者失败导致个人的爱情美梦——如果这算爱情的话——就这么随之破灭了？据说，安东尼拔剑自刎，埃及艳后中蛇毒而亡后，他们两人被安葬在同一处墓穴中。

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从亚克兴海战中找到一些突破口，整个香艳的故事是否会发生惊天逆转？

要弄清真相，我们只有重新审视亚克兴海战的方方面面。

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主要源自普鲁塔克、卡修斯·狄奥、保卢斯·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37]这三位历史学家的作品。

先说普鲁塔克，他也是萨拉米斯海战历史的记录者，这位史学家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描述了历史上那些对他的时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政治家，从忒修斯（Theseus）[38]到安东尼，这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的笔下呈现出或消极或积极的典型性格，对安东尼的记载充满了厌恶之情。我们看到的安东尼就是一个反面的角色，似乎一言一行都受制于一个女人，任凭其摆布。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说法和屋大维的观点一致：“安东尼在迷药的作用下不再保持自己的理智了，对他们的作战由宦官马尔迪翁、波泰诺斯和克娄巴特拉的理发师埃拉斯和卡尔米翁负责，正是这些人负责最主要的政务。”

再说卡修斯·狄奥，他主要站在元老院的立场，利用大量的官方档案详细记录了亚克兴海战以及屋大维的长篇演讲。透过狄奥在《罗马史》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知晓那个时代罗马对安东尼的看法：“不应该把他看作是一名罗马人，而该把他看作是一个埃及人，别叫他安东尼，就叫他塞拉皮翁吧！谁都不会想到，他居然曾经是一名执政官，或者是一名获得凯旋式的人……成天泡在国王的奢侈生活中的人，在温柔乡里让自己变得软弱的人，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像男子汉一样思考和行动！”

最后说保卢斯·奥罗修斯，他主要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在老师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年）的委托下写就了《反对异教徒的七卷本历史》一书，该书是第一部基督教通史，他在书中彰显的历史观是要说明基督教自诞生以来并没有堕落，反对把4世纪以来西罗马的衰亡归结于多神教衰亡及基督教兴起的后果的说法。在叙述早期历史时，包括亚克兴海战，他的主要参考书籍是李维的《罗马史》，并且完全保留了罗马官方史学的论调。很明显，他的观点是要向人们阐释基督教的救恩价值。

上述三位历史学家的论述尽管具有主观的倾向性，但就那段历史的记录而言，可作为重要的参考。公元前32年的罗马实际上已经一分为二了。朱利乌斯·凯撒的养子屋大维权重其一，凯撒的副将、执政官安东尼则权重其二。前者控制着罗马帝国西部（包括意大利、伊比利亚、高卢），后者控制着罗马帝国的东部（包括希腊、小亚细亚的诸附庸国。这些附庸国还是由各自的君主统治，只是名义上服从于罗马，如亚美尼亚、犹地亚、卡帕多西亚）。在这之前，屋大维、安东尼以及李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前13年，凯撒麾下的骑兵统帅）三人组成了“后三头同盟”，后来李必达退出了该同盟（主要原因是其实力在三头同盟中最弱，遭受到排挤）。李必达退出后，权力的角逐焦点就在屋大维和安东尼两人身上了。当时，安东尼因迷恋上埃及艳后（安东尼对埃及艳后的迷恋，使得他甘心把腓尼基、奇里乞亚、阿拉伯半岛以及犹大王国的部分土地都赠与了她），与屋大维的姐姐，也是自己的妻子奥克塔维娅离婚，这事于公于私都为屋大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局面。在屋大维的精心谋划、宣传及鼓动下，许多罗马人开始反对安东尼。这时候的安东尼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境地，让自己的锋芒收敛了不少。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屋大维做出了一件让人特别气愤的事。

之前，安东尼有一份遗嘱托付给维斯塔的女祭司保管在神庙中（罗马人有一个习俗，在生前把自己的遗嘱放在维斯塔神庙中），屋大维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把遗嘱给弄了出来（据说是屋大维强迫女祭司把安东尼的遗嘱交出来），这是违反《罗马法》规定的（生前开读遗嘱属非法，要遭受到处罚）。屋大维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当着元老院的面宣读这份遗嘱。于是，两人的关系终于完全破裂了，安东尼决定反击。

那么，在这份遗嘱中安东尼到底写了什么，以至于他不顾后果地要与屋大维决裂？

其一，承认凯撒里昂是凯撒的亲生子；

其二，将埃及艳后的儿子凯撒里昂作为罗马的继承人；

其三，自己死后不打算将遗体安葬在罗马，要安葬在亚历山大，与埃及艳后葬在一起。

上述遗嘱中的内容，按照屋大维的理解，安东尼岂不是要把都城搬到埃及，把罗马的权力拱手让给那个埃及女人？对于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定论。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屋大维为了煽动罗马民众对安东尼的仇恨而杜撰了遗嘱。遗嘱中的这些内容无一不是屋大维鼓动罗马人仇视安东尼的理由。事情的发展果如屋大维所料，遗嘱曝光后，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丑闻，元老院剥夺了安东尼的所有公职，在罗马人民看来，安东尼的这些行为构成了叛国罪，不容饶恕。

于是，元老院宣布埃及艳后为国家公敌，并向埃及宣战。屋大维的目的达到了，他要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地利用元老院，利用罗马人民的爱国心铲除安东尼这个厉害的对手。

屋大维深知安东尼无论是偏向埃及人还是罗马人都是权宜之计。对埃及艳后的情感炽烈或许只是一种表象，背后的政治动因才是根本。安东尼认为，巩固、加强埃及的地位是符合罗马利益的。

在与安东尼决战前，屋大维要求并接受了整个意大利和各西部行省的效忠宣誓。按照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格罗索（Giuseppe Grosso）在《罗马法史》中的观点，这种效忠宣誓其实是共和制后期军队对将领的依附关系的延续，它所遵循的是门客制度和庇护制度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模式——在共和制度陷入危机的时期，这种关系变得更重要了——而且对于确定元首个人地位（即元首制）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日本学者盐野七生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里对这种观点做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她认为，种种宣誓不只是口头宣誓，伴随的是相应的军事动员义务，包括了人民承认屋大维拥有士兵的招募权，并且愿意负担临时税。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屋大维明显要胜安东尼一筹，共和时代的罗马各行省完全是罗马贵族寡头掠夺的对象，行省总督完全由元老院任命。换句话说，屋大维懂得如何利用元老院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决战，双方都召集了大规模的军队。

战争就这么开始了，奥古斯都的诱惑让两个能影响罗马政局的人物注定无法共存。

帝国的未来将掌握在谁的手中？

只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