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通向市场经济之路
中国经济体制应当选择市场经济（早期按照俄语习惯还称为商品经济），还是选择计划经济（或称命令经济、统治经济），或者说，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中应当由市场起主导作用，还是应当由政府起主导作用，是一个始终伴随中国数十年改革历程的命题。在过去，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进行过好几轮。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争论也不会完全止息。只不过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争论主题的具体表现形式不时变化。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时候总结历史经验，以之照亮前进的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到 90 年代初期这一通向市场经济的关键路段有关改革问题的争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把国民经济置于国家计划的监控之下乃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只有极个别像顾准那样眼界开阔并且把捍卫真理视同生命的人，才会提出尝试实行市场经济的问题。
可是到了 70 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四人帮”的覆灭，闭关自守的禁锢严令被解除，大批领导干部有机会出国考察，亲眼目睹了由于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的差异在短短一二十年中造成的我国与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之间的巨大反差。中外经济发展状况鲜明对比产生的强烈震撼效应，使一些长期对苏联式或本国式意识形态教条存在盲目自信的领导干部也认识到，只有向市场经济国家学习，适度开放市场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才能把中国从社会溃败中解救出来，进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主要党政领导人也随即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开始了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
然而，这种允许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市场经济国家意料之外优异表现的感受，而不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全面系统的理性思考：一方面，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认真的反思，因而难以完全摆脱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旧教条的窠臼；另一方面，对 19 世纪末期以来经济学的进展，特别是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怎样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实现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运作原理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即使同意部分引入市场的作用来激励人们的积极性，也生怕会因此落入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陷阱，因此总想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令和计划来防范和加以纠正。
这种思想缺陷造成的后果，是使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主导地位的旧思维很容易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回到统治地位。
仅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一度成为主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就被更加符合“原教旨”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代替。
后来，经过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市场取向的改革才在 1984 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成为主流。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采取迂回的路径对计划经济做了一种能够包容“商品经济”的解释。《决定》在肯定“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应该是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而不应“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然后要求“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从《决定》的上述论断可以看到，虽然它把改革扭回到了包容商品货币关系、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正确方向上去，但它并没有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以及价值规律等做出达到现代经济科学已有水平的界定，因而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还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别是采取“商品经济”这种 19 世纪俄国人的模糊叫法来指代市场经济，就使市场经济的实质在于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被遮蔽起来。于是，基于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不同解读，随即在党政领导机关内部发生了关于中长期改革的基本路径，即应当选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模式”（即科尔奈在 1985 年“巴山轮会议”上所说的IIB模式），还是政府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的“间接行政控制模式”（即科尔奈所说的IB模式）的争论。
一方面，根据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许多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制度看作以价格机制为核心配置稀缺资源、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的一整套机制，因而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应在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方面单项突进，而应在发展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建设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配套进行。1985 年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它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采纳了这种意见，并且要求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奠定新体制的基础。上述“七五三条”的确立，意味着党政领导接受了市场经济是一套通过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体制的观点，决定用一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通过三方面配套改革把这一套体制建立起来。国务院也随即建立了经济改革方案设计领导小组，开始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方案设计。
另一方面，把商品经济的实质归结为通过买卖进行交换的人们认为，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商品买卖搞活企业、使企业能够拥有自主权和积极性。他们不赞成以“七五三条”为基本内容的大步配套改革的决策，认为应当改弦更张，“摆脱加快过渡的气氛和压力”，转而采取以计划和市场双轨制长期共存为特征的“渐进转轨方式”，实行增加货币供给、提高增长速度、企业承包先行、价格改革靠后的方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去实现向新体制的过渡。
1987 年，“双轨制渐进转轨”论者的“反决策论证”取得了成功，在部分领导人的认可下实现了“决策思想历史性转折”。体制改革的中长期目标，由建立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改变为政府通过政策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企业进行直接和间接控制的统制经济。
这一决策思想的逆向转变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通货膨胀和“官倒”腐败接踵而至。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 1988 年的经济风波和 1989 年的政治风波。
在 1988 年和 1989 年的经济和政治风波之后，否定市场经济、重申计划经济为主的主张重振旗鼓。他们不顾邓小平关于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的严肃告诫，力图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重新强调中国经济的计划经济性质不可动摇。
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开倒车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亲身感受市场化改革对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意义的干部和群众的反对和抵制，由此引发了又一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大争论。
争论的焦点，说到底，仍然和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争论一样，是市场和政府哪个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问题。不同的是，由于进入 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界和学界的理论水准有了很大提高，对各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际过程有了更多了解，思想解放运动也更加深入人心，此时的争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着重于具体问题的讨论而不太愿意涉及有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构建问题，讨论的理论高度和政策深度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在讨论中，被称为“整体改革派”的学者秉承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和从 70 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承袭下来的任何一种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都要接受历史检验的批判精神，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说明了市场机制较之计划手段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
自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把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到经济学的中心位置，经济学家就总是把能否有效配置资源作为评价不同经济体制的最重要的标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不做这样的明示，却也是认同与此相通的“生产力标准”的。
市场经济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增进社会福利，是一个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早在 1776 年，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已指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下，众多经济参与者各自追求自己的目标，并未造成混乱，而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不由自主地走向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共同目标。然而，斯密用隐喻形式表达的洞见并没有说服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在后者看来，任何一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个生产者都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和按照自己的特殊交换需要各自进行产品的生产，谁也不知道哪种产品会有多少出现在市场上，也不知道他的产品是否卖得出去。所以，市场制度被断定为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由竞争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使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而且它所造成的悲惨现象和不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
问题在于，20 世纪初期形成的现代经济学已经运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和数学分析手段确凿地证明，在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向量的引导下，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实现具有帕累托效率，即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一般均衡，把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隐喻发展为严谨的正式表述，为经济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基准点和参照系。正是运用这样的分析框架，现代经济学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做出了科学的论证；与此同时，也根据计划经济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的致命缺陷说明它无法具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过时的判断，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背道而驰。
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结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考察，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用以市场—价格机制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计划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在这些基本问题得到澄清以后，有关改革战略和策略的许多具体问题就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途径。因此，在讨论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还涉及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内容、各项改革的时序安排，以及与企业改革、价格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初战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相关的争议的问题。
正因为这场争论是将具体问题的讨论和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辨明是非，争论的成果就为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 1993 年 10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整体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新的局面。
迄今为止，本文回望的那两场争论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当年激烈争论的若干问题也早已有了定论或者在实践中获得解决，那么，回看这段历史是不是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之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获得终结。中共十四大以来的历史进程表明，这一争论会不时以不同形式重现。由于现象层面的问题往往只是基本问题的新的表现形式，或者是旧问题的新变种，所以往往可以从过去对改革基本问题的讨论中获得启发和解答线索。市场经济在壮大的同时，也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而且现代经济学本身也在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在对改革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中温故而知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为全面实现我国的改革目标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