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飞上云端

她先是听到了一阵低沉的闷响。然后是爆炸声。再然后是金属互相刮擦的声音,响得像打雷一样。芭比·坎莱特猛地转过身,正好看到一块汽车大小的金属歪歪扭扭地挂在头顶的大楼边缘,金属块已经变了形,看起来危险极了。在这个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她浑身僵硬地站在原地。而在下一秒钟,突如其来的恐惧充满了她的大脑,芭比惊慌地跑开,鞋跟清脆地敲打着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altech)的红砖小径。周围的学生们都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场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芭比却心知肚明,她认识那块摇摇欲坠的金属。

站在安全距离以外,她眼睁睁地看着变形的金属部件如暴雨般砸在人行道上。先是平台,然后是火箭发动机,最后轰然落地的是沉重的单摆。自制的科学设备堆成了小山,在旁观者看来,这些东西无异于垃圾,但芭比却知道它们真正的价值。随着设备残骸一起掉下来的还有一块建筑物碎片,砖头在地面上砸得粉碎。尘埃落定后的校园安静得不可思议。芭比离开现场的时候,周围的学生才刚刚开始窃窃私语。仿佛是被方才的巨响震慑了心神,人们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敢开口说话。

最近芭比经常和丈夫一起共进午餐。她总会在午后逃离打字员的小隔间,穿过大学的校园,呼吸点新鲜的空气,享受南加州的阳光。不过1939年3月的这一天却是个罕见的阴天,对于那群人称“自杀小队”(Suicide squad)的家伙来说,这仿佛预示着他们的实验前途不妙。

那群家伙走到哪儿都引人注目,就像马戏团吸引人群,他们总有数不清的新鲜噱头和怪主意。自杀小队由三个年轻男孩组成:弗兰克·马利纳、杰克·帕森斯和埃德·佛曼(Frank Malina, Jack Parsons, Ed Forman)。谁也不会把他们当成正经的科学家,或许是因为这三个人里只有弗兰克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他的体格和其他男孩一样健壮,头发却稀疏得像个中年人。别看弗兰克的发际线日渐退缩,他实际只有26岁,和埃德一样大;他和杰克同一天生日,不过后者要小两岁。本着年轻人大无畏的精神,这三个男孩经常凑在一起捣鼓火箭。

埃德和杰克从中学开始就是一对密友,他们的母校是帕萨迪纳的华盛顿高中。杰克是三人组里的化学家,他在帕萨迪纳时髦光鲜的“百万富翁巷”长大。虽然杰克的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但凭着家里的背景,到头来他怎么也能上个大学。然而大萧条改变了杰克的命运,随着家庭的败落,他自己的职业前景也变得渺茫起来。埃德却出身寒微。他的父母是帕萨迪纳的工人阶级,所以他从小就擅长拼装零件。作为小团体的机械师,他总能让最简陋的设备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对科幻和火箭的热爱奠定了两个男孩友谊的根基,同样的爱好又让他们和弗兰克走到了一起。

对芭比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来说,自杀小队一点也不神秘;他们是这个小家庭的朋友,就这么简单。他们是在加州理工的校园里认识的,自杀小队没事就在这儿捣鼓火箭,虽然他们三个人里有两个根本就不是这里的学生。他们常常在坎莱特家的庭院里围着那张柳条边的玻璃桌聊到半夜,看着月亮在夜空中升起。加州的月亮似乎格外地大,在俄亥俄的家乡,芭比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月亮,不过这或许是因为在俄亥俄温暖的夏夜里,人们总是待在门廊的纱窗后面,好躲开傍晚就开始出现的蚊子。

在帕萨迪纳这个宁静的小镇上,坐在后院里的芭比、理查德和自杀小队三人组能够清晰地看到夜空中的星星。大萧条以来,美国的商业急剧萎缩,从1929年起的10年里,全国商业规模萎缩了52%。不过经济衰退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夜空中的光污染变少了,天鹅绒般漆黑的天空为他们憧憬群星的话题提供了最合适不过的背景。朋友们讨论飞机的时候,芭比总是很感兴趣。对于一个爱幻想的19岁少女来说,太空飞行似乎是个触手可及的目标。他们的话题天马行空,从燃料到辅助翼,什么都聊。

自杀小队的三个男孩是梦想家,也是麻烦制造者。去年他们打算把一罐二氧化氮搬到化学楼里,结果阀门突然被堵住了,液态的二氧化氮在大楼外面制造出了一道有毒的喷泉。接下来的几周里,草坪上焦黑的斑块让学校的园丁恼怒不已,但芭芭拉每天上班路过那片草坪时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不幸的是,下一次实验就没这么有趣了。

三人组试图测试一种罕见的组合——二氧化氮与甲醇的混合物——看它在火箭发动机里表现如何。芭比对此深感不安。得益于高中时优异的化学成绩,她知道二氧化氮有多危险。吸入这种气体可能致命。想把二氧化氮和廉价的醇类混合起来放到火上,那无异于自寻死路。芭比对此大摇其头,自杀小队真是名不虚传。

三人组将这种危险的混合物灌进了一台小型火箭发动机。然后他们在发动机上拴了根50英尺长的绳子,绳子末端系着配重块,类似一个单摆。绳子沿着楼梯井从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天台直通地下室,仿佛一架巨型秋千。只需要测量单摆的振幅,他们就能算出火箭在发射试验中可能达到的高度。但他们的实验并不顺利。第一次测试这套设备的时候,发动机没能成功点火,泄漏的有毒气体浸透了整幢大楼,所有接触到这种气体的金属都生了锈,所有抛光的表面都蒙上了一层雾霾。这幢楼里有个昂贵的新风洞,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试验失败后,风洞闪闪发光的金属表面很快就出现了一层橘褐色斑点,看起来就像得了麻疹。正是这次失败为三人组赢得了“自杀小队”的绰号。

三个男孩担心他们在加州理工的前途会随着风洞的生锈而毁于一旦。虽然埃德和杰克不是这里的学生,但他们研发火箭的大计还仰仗着学校的庇护。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还能继续做实验的时候,三个人都又惊又喜。只是他们得把场地挪到户外。大楼侧面的一座金属平台成了他们的新基地,三人组把拖着单摆的火箭发动机搬了过去,小心翼翼地将它挂在平台侧面。那个三月的下午,芭比抬头发现爆炸的时候,她看到的正是这座平台——带着上面的所有设备——轰然坠落。事情原本有可能发展得更糟——弗兰克差点送命。只不过在最后一刻,他突然被叫走了,他得帮导师把一台打字机送回家,所以最后留下来做实验的只有埃德和杰克。弗兰克办完事回到学校里,却看到自己原本应该站的位置横着一根木梁,下面还埋着一块压力计的碎片。

这场事故进一步打响了自杀小队在学生中的名气,只不过这样的名声不太好听。芭比和理查德无情地取笑了他们。不过玩笑归玩笑,平台坠落时芭比不在附近,理查德对此深感庆幸。

理查德和芭比是一对热恋正酣的新婚夫妇。岁月还没来得及磨平这段婚姻的棱角,他们经常吵架,然后很快言归于好,一会儿哭了,一会儿又放声大笑。婚后不久,他们就从俄亥俄“私奔”到了南加州。当时理查德21岁,芭比比他小两岁,在雄性泛滥的加州理工校园里,她的回头率总是很高。她的一头黑发打着卷儿垂落在肩头,棕黑色的大眼睛和富有女性气质的娇小身段都像个标准的中西部女孩。她的工作也十分符合人们的固有印象。芭比是个打字员,她整天坐在键盘前面敲敲打打,平时有空的时候,她还会去洛杉矶西方学院上课。芭比非常聪明,上高中的时候,她选的数学课和化学课总是最难的,而且她常常是这些高难度课堂上唯一的女生。不过在学校里苦读的时候,她从没想过有朝一日这些功课会影响她的未来。她之所以努力学习,只是因为她真的乐在其中。尤其是在谈起数学的时候,这个女孩简直充满爱意。虽然芭比是个充满魅力的少女,但对于女性受到的种种限制,她觉得十分恼火。当时女性能够从事的职业不外乎老师、护士和秘书,但这些工作她都不喜欢。而且不管她选择什么职业,都只能是个临时的过渡。因为现在她结了婚,一旦她和理查德有了孩子,她就没法继续上班了。母亲才是她责无旁贷的终身职业。

和芭比一样,理查德对自己的工作也不太满意。为了养家,他在物流公司找了一份开卡车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加州理工继续研究生的学业。和芭比不一样的是,他看得见地平线上的曙光。理查德想当工程师,而且他知道,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就能达成目标。芭比和理查德都没有意识到,尽管他们成天取笑自杀小队,但他们的命运终将和那个疯狂的小团体纠缠在一起。不到一年以后,弗兰克·马利纳将为这对夫妇提供一个诱人的工作机会。

193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给自杀小队拨了一笔款子,现在这个小团体有了一个更正式的名字: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uggenheim Aeronautical Laboratory at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GALCIT)火箭研究计划。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在此之前,因为缺乏资金,三人组的火箭项目已经濒临解体。杰克和埃德去了哈利法克斯粉末公司打零工,弗兰克开始为土壤保育协会搞研究。国家科学院提供的1 000美元奖金拯救了这个项目,将他们重新团结在一起。第二年他们又拿到了一笔足以改变命运的资金,金额是第一笔的10倍。这也是美国政府在火箭研究领域的第一笔投资。为了致敬这笔资金的提议方——美国陆军航空兵团,自杀小队再次更名为航空兵团喷气推进研究计划(Air Corps Jet Propulsion Research Project)。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研发火箭飞机。这个无畏的项目小组就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前身。

有了钱,三人组终于能雇几个人来帮忙了。弗兰克深知他们需要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所以他找到了坎莱特夫妇。芭比知道这份工作很不靠谱,她十分怀疑这群无法无天的家伙到底有没有常性。可靠显然不是三人组的长处,要接受他们的邀请,她和理查德就得放弃更好的工作。但这个机会的确相当诱人。

如果接受了弗兰克的邀请,芭比就将再次成为一群男人里面唯一的女性。她从没想过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职业道路,但她的资质显然足以胜任。对她来说,数学就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舒适,握着铅笔肯定比坐在打字机前舒心。另外,这个职位相当体面,她可以和丈夫一起工作,薪水也比当打字员多一倍。除了钱以外,这份工作还能给她一个机会,让她重拾荒废的数学才能。

那时候的芭比还不知道,她即将加入的团队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火箭研究小组,它还将成为一个福泽数代的独一无二的组织。在苹果公司、IBM和配合内存使用的现代中央处理单元诞生之前,“computer”这个词语指代的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计算机”,而是那些负责计算的人。靠着一张纸、一支笔和自己的大脑,这些计算员就能解开复杂的数学方程。

18世纪的天文学家需要计算员帮他们预测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男人和女人踏上了“弹道计算员”的岗位,他们的职责是计算战场上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的射程。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雇用了450位计算员,其中有76名女性。这些计算员隶属于公共事业振兴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却做出了辉煌的成就。他们用一行行数字填满了一部多达28卷的皇皇巨著,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付梓的这部著作有了一个朴实的名字:《数学表格工程》(Mathematical Tables Project)系列。他们不知道的是,未来某天,这部充满了对数、指数函数和三角函数的巨著将成为我们飞向太空的基石。

探索太空的梦想让自杀小队的几位元老走到了一起。白天他们忙着折腾火箭发动机,到了晚上,他们就开始畅想宇宙的极限。其实早在拿到联邦政府的资助之前,这个小团体已经吸引了一些新成员。1936年,加州理工的两名研究生A. M. O.史密斯(A. M. O. Smith)和钱学森加入了自杀小队。这个无畏的小团体如此诱人,为了当上他们的摄影师,加州理工天体物理系的助教韦尔德·阿诺德甚至“贿赂”了弗兰克1 000美元,这也是自杀小队收到的第一笔(非正式的)资助。第一笔100美元的款子全是皱巴巴的1美元和5美元纸币,韦尔德骑着自行车把它送到了弗兰克手里。谁也没问他从哪儿弄来了这么多钱,光是看到钱大家就够高兴了。

这群人总是嘲笑电影里那些外星飞船不合情理的设计,不过他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弗兰克写的剧本,当然,火箭科学家是剧中的英雄。他们沉浸在幻想里,没完没了地讨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太空飞船:火箭飞机。

不过想要造出真正的飞机,他们得先找个新的工作场所。慑于自杀小队越来越强的破坏力,加州理工将他们赶出了校园。男孩们开车远赴荒芜的山区,最后看中了一片尘土遍地的峡谷——阿罗约塞科。虽然它离帕萨迪纳只有几英里,但感觉却像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窥探的眼睛,陡峭的谷壁环抱着与世隔绝的实验场地。镇上的人觉得这片峡谷本身就像某种怪兽。虽然南加州似乎永远阳光灿烂,但乌云偶尔也会聚集到一起,引来瓢泼大雨。暴雨会灌满阿罗约塞科的河床,激流奔向山脚的居住区和商业区,带来突发的洪水。帕萨迪纳的居民痛恨这片峡谷,最后他们决定想点办法来遏制大自然的怒火。1935年,WPA开始修建一系列迷宫般的水泥渠,试图将肆意泛滥的支流纳入人类的掌控之下。曾经野性难驯的洛杉矶河乖乖流进了水泥河道,沿着山谷蜿蜒奔向山脚。

曾经的河床变成了大地上干涸的遗迹(在西班牙语里,阿罗约塞科“arroyo seco”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干河床”),虽然阿罗约塞科看起来荒无人烟,但实际上,从自杀小队存放设备的加州理工校园开车过来并不远。不过这地方也有缺陷:岩石嶙峋的干燥地面上点缀着一簇簇灌木,很容易引来野火。当然,对星星之火的担忧也无法阻挡自杀小队点亮夜空。

他们在荒凉的峡谷里生生凿出了一个家,然后根据这里的地形重新设计了实验。这时候他们的团队还很弱小,弗兰克的研究生导师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做了项目主任,首席工程师正是弗兰克本人。坎莱特夫妇和几位新的工程师一起加入了这个团队,他们发现,干涸的河床特别适合测试火箭。他们挖了几处试验井,又盖了几幢小房子来安放设备。不过在芭比看来,这里依然十分荒凉。灰尘弄脏了她的鞋子,又钻进了她的头发。沙子简直无孔不入,无辜遭殃的不光是她的车和皮包,甚至还有她的口红。虽然这地方遍地沙尘,小团队的成员却过得相当充实。偏僻的峡谷掩盖了危险实验的巨响,与世隔绝又让这群人显得越发神秘。外人觉得他们总是躲在山沟里摆弄爆炸装置,简直就像一群疯狂科学家。

那时候火箭还是一门边缘学科,大家根本不会正眼看待以此为业的人。弗兰克向加州理工教授弗里茨·兹威基请教问题的时候,这位老师教训他说:“你是个大傻瓜,你想干的事儿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火箭不能在太空中运行。”事实上,“火箭”这个词儿的名声烂到了家,自杀小队给自己的研究所起名字的时候甚至刻意避开了这个词,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名字:喷气推进实验室。就连姐妹机构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科学家也会嘲笑他们,MIT的工程学教授万尼瓦尔·布什就曾轻蔑地说:“我真是不明白,正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怎么会跑去搞火箭。”

把火箭绑到飞机上的主意和自杀小队经常取笑的UFO一样科幻。当时的飞机靠活塞发动机推动螺旋桨旋转,但这样的设计有天然的速度上限,因为越接近每小时760英里的音速,螺旋桨的运行效率就越低。空气的高速流动还会在螺旋桨周围形成激波,由此产生的阻力会拖慢飞机的速度。为了突破速度上限,一些科学家想了个大胆的主意:他们打算彻底抛弃活塞发动机和螺旋桨,转而研发一种能为飞机提供足够推力的喷气式发动机。批评家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因为这显然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就算他们真能造出这么强大的发动机,那它也肯定重得飞不起来。

如果你给一个气球充满气,然后突然把它的气嘴松开,气球就会向前飞出去,喷气式发动机的原理其实也一样。空气之所以会通过狭窄的出口向外喷射,推动气球向前飞行,是因为气球内部的气压高于外部,受到挤压的空气分子会想方设法地往外逃窜。只要限制了出口的大小,逃逸的分子就能产生足够的推力,迫使物体向前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想法还停留在实验室里,德国的汉斯·冯·奥海恩(Hans von Ohain)和英国的弗兰克·惠特尔(Frank Whittle)都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既然喷气式飞机发动机还处于实验阶段,资深的航空工程师难免会觉得用火箭来推动飞机的主意简直幼稚透顶。火箭发动机比喷气式发动机还要复杂,尽管二者的原理基本相同,但火箭发动机不能使用空气中的氧气来氧化燃料,它需要装载自己的氧化剂,所以它的工作机制更加复杂,自重也更大。

虽然大家都觉得火箭飞机的主意十分荒唐,但弗兰克和他的团队却一丝不苟地追逐着这个目标。给妈妈写家书的时候,弗兰克详细描述了自己对这种飞机的期望,他甚至精确地阐述了他们需要克服哪些技术障碍。作为一位钢琴老师,母亲培养了弗兰克对音乐的热爱,她看不懂火箭飞机的技术细节,但儿子大胆的计划令她惊叹不已。

弗兰克的母亲或许不懂儿子为什么想造火箭飞机,但她仍深深地为他感到骄傲。虽然她出生在美国,但她的家庭和弗兰克的父亲一样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弗兰克的父母相识于休斯敦交响乐团,他们希望未来的孩子能像他们俩一样投身于音乐事业。弗兰克7岁的时候,父母带着他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一起在摩拉维亚生活了5年。上音乐课的间隙,弗兰克喜欢在纸上画气球和飞机,不过他的飞翔之梦里常常穿插着威尔第的曲目。科学和艺术在弗兰克的笔下密不可分,这也为他的一生奠定了奇妙的基调。

弗兰克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着一家子搬回了美国。小男孩发现自己来到了得克萨斯中东部的布伦汉姆,周围全是玉米和棉花。对于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来说,小镇生活简直是场噩梦。弗兰克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几乎每样东西都会遭到嘲笑,从肤色到他的姓氏。弗兰克拿到得克萨斯A&M大学的机械工程学位以后,母亲就知道他会头也不回地离开得州。很快儿子就证明了她的猜想,他去了加州理工念博士。虽然弗兰克没有踏上父母期望的音乐职业道路,但从小受到的熏陶在他心中播下了艺术的种子。虽然这些种子暂时陷入了沉睡,但只要耐心等待,它们自会绽放。

芭比和弗兰克同病相怜。他们俩都离开了家乡远走高飞,虽然他们绝不会搬回家乡,但他们都深深思念着自己的母亲。每周他们都会给家里写几封长信。弗兰克的家书像日记一样琐碎详尽。他会以科学家的精确笔触描绘自己的情绪、想法和行动。从另一方面来说,芭比的信里充满了女性化的细节,她知道妈妈爱看这些东西。

除了舞会和晚宴以外,芭比还会兴奋地告诉妈妈他们新成立的研究所拿到了源源不断的政府资助。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为JPL新近获得的军方背景欣喜雀跃。MIT航空工程系的系主任杰罗姆·亨塞克就对此不以为然。“就让冯·卡门去完成巴克·罗杰斯的任务吧。”他说。亨塞克的团队主攻的是飞机挡风玻璃的除冰技术,在航空工程领域,他们的课题远比JPL的项目更受尊重,虽然它确实不如后者那么引人注目。

亨塞克嗤之以鼻的“巴克·罗杰斯任务”旨在研发人们长久以来梦想的火箭飞机。但军方想要的不是探索地球大气层极限的火箭,而是能帮助轰炸机将沉重的炸弹通过短短的跑道送上天空的强大推进器。轰炸机本身的推力难以完成这样的壮举。所以这个大胆的计划可以简化成一个问题:弗兰克和他的团队能把火箭绑到飞机上吗?

坐在午餐桌前的芭比第一次听到了“JATO”这个词组。弗兰克解释说,这个缩写的意思是“喷气助推起飞”(jet-assisted takeoff)。这个名字让她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看来为了避开“火箭”这个词,大家真是拼尽了老命。芭比的丈夫给它起了个更随意的绰号:捆绑式火箭。无论叫什么名字,是时候让实验进入下一步了;他们需要测试的不再是干河床上的火箭,而是绑在飞机上的火箭,虽然这架飞机被铁链牢牢地拴在地上。

1941年8月,芭比几乎每天都起得很早。清晨5点她就得起床,然后穿上精心搭配的高跟鞋、长袜、连衣裙或者短裙。和她一起工作的男人们不修边幅,丝毫不在乎形象。他们总是随便套一件衬衫、蹬一双舒服的靴子,既不搭外套,也不系领带。和他们相反,芭比每天早上都会认真化妆,卷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但要是不系头巾,她的卷发很快就会被机场里的阵风吹得乱七八糟。还有灰尘,她似乎永远都躲不掉这些阴魂不散的坏蛋。

早上出门之前,芭比和理查德常常在玫瑰色的厨房里一起喝咖啡。他们会聊一会儿工作和晚上的计划,芭比还会在脑子里预想一遍当天的任务,她知道,只要进了机场,她就别想静下心来了。上班路上她爱听格伦·米勒的《每天都是假日》或者安德鲁斯姐妹的《军号男孩》。

小小的马区机场坐落在帕萨迪纳东面,离市区大概有1小时车程。芭比和理查德开车前往机场的路上,远处的丘陵才开始渐渐透出晨光。平静无风的清晨最适合他们的实验,到了下午,仿佛突然苏醒的大风会将芭比的裙子紧紧裹在腿上,也会为他们的捆绑式火箭测试带来许多风险。

早期的测试常常以失败告终。风不仅会吹乱芭比的卷发,也会摇晃跑道上的飞机。他们弄来了一架小飞机,拆掉了它的螺旋桨,然后用铁链把它拴在了跑道上。工程师们希望这些措施能稳定飞机的位置,降低事故率。之所以要用铁链拴住机身,是因为他们的火箭暂时还不能真正地把飞机送上天空。

他们用来做实验的是一架厄柯普(Ercoupe),这架小飞机只有一个座位,固定在机身下侧的机翼外面裹着一层闪亮的铝制蒙皮。它的重量只有838磅,“二战”结束后,你甚至能在梅西百货的男装部买到这款飞机。JPL的工程师在厄柯普机翼下方的蒙皮上开了个10英寸宽的槽,然后把火箭发动机直接固定在了机身外面,刚开始是一边两个。霍默·鲍施伊中尉坐在驾驶舱里,他曾是冯·卡门的学生,现在是军方的飞行员。他的任务是给填满了爆炸性粉末的发动机点火。

第一次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动机没能成功点火。但谁也不知道原因。第二次测试更加糟糕,飞机外面一共绑了4个喷气单元,其中一个直接解体了。排气喷嘴在机身上撕出了一个大洞,最后轰地砸在跑道上。发动机的燃烧室足足飞到了100英尺以外。工程师们在实验记录里写道:“强大的冲击力导致后部角铁松动,排气喷嘴正上方的硬铝蒙皮延展变形,最终导致四五枚铆钉松脱。”这次事故震撼了组里的所有人,他们竟然打破了厄柯普“全世界最安全飞机”的广告宣传。不过至少没人受伤。

除了和其他工程师一样的常规实验记录,芭比还在棕色封皮的窄长笔记本里画了许多数据表格。她需要计算每台火箭发动机产生的推力,研究发动机推力与飞行试验结果之间的关系。她要寻找的是能够帮助工程师评判火箭发动机表现的线索——这些隐藏的数据也许会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把飞机送上天空。

出了事以后,团队很担心试飞员鲍施伊会打退堂鼓。要是中尉真的走了,他们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下一位志愿者。幸运的是,鲍施伊决定再试一次。杰克·帕森斯后来在笔记中写道:“飞行员打算等到飞机修好以后立即重启飞行测试,他的勇敢值得我们钦佩。”

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修好了飞机,又给圆筒形的火箭加装了一个安全罩。他们甚至还加了两台火箭发动机,现在这架小飞机上一共绑了6枚火箭。飞行员重新钻进驾驶舱的时候,大家都紧张极了。他们在飞机鼻子上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大字:小心!不要受伤!这是为了提醒大家牢记上一次惊险的事故。飞机拖着铁链在空中盘旋的时候,芭比屏住了呼吸。虽然在这次试验中,飞机只离开了地面几英尺,但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梦想中的火箭飞机走进现实的曙光。

4天后的1941年8月12日,JPL的工程师解开了固定飞机的铁链。机场里十分安静。芭比紧张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大家辛苦了那么久,成败就看今天的实验了。令人欣喜的是,实验结果达到了团队的最高预期。他们的火箭将飞机起飞所需的滑行距离缩短了一半。鲍施伊走出驾驶舱的时候满脸笑容。这正是军队需要的东西,它也证明了JPL的能力。在那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所有团队成员站在飞机旁边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里的机身上还绑着火箭。这架小飞机很快就将改变JPL的未来。

芭比站在机场里,感觉机身冰冷的金属触碰着自己温暖的肌肤。哪怕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分,铝制机壳也会将大部分热量反射回天空。就像火箭飞机上打的“补丁”一样,芭比在过去几个月里失去的所有东西也得到了补偿。她上过的那些科学课程,冒险从俄亥俄搬到加州,甚至包括放弃加州理工打字员的职位,所有付出和牺牲都在这一天得到了超乎预期的奖赏。

和芭比一样,火箭飞机也刚刚开始小试牛刀。之前JPL的工程师在机身上绑了6枚火箭,将它送上了天空,现在是时候进一步挑战极限了。虽然“自杀小队”的名字已成历史,团队的规模也有所扩大,但他们从未停止冒险。下一步他们打算给飞机加装12个JATO单元,看看单靠这些火箭,飞机能不能成功起飞。结果他们的小飞机真的飞上了天,完全不需要螺旋桨的辅助,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由火箭驱动的飞行试验。他们的成功来得正是时候,4个月后,火箭驱动的飞机将成为军方急需的尖端装备。

1941年12月7日,坎莱特夫妇原本应该享受一个宁静的星期日下午。芭比开着收音机在厨房里做饭,就在这时候,播音员打断节目播报了一条突发新闻。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芭比无力地蹲在厨房地板上,泪如泉涌。战火烧到了家门口。夏威夷和加州突然变得近在咫尺。接下来的一整晚,芭比和理查德一直守在收音机前。在这个晦暗的时刻,芭比听到广播里传来了第一夫人有力的声音。埃莉诺·罗斯福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面对。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芭比十分清楚,如今的局面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第二天去实验室的时候,芭比和理查德或许还会讨论珍珠港事件,但他们满心里想的全都是火箭飞机。

不过缩短厄柯普的起飞距离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成就,军方需要将14 000磅的轰炸机送上天空。短短一个月,芭比就用掉了20多本笔记簿,上面全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印刷体数字。每一列都是一次实验的数据,她将这些原始数据代入复杂精巧的方程,算出工程师需要的结果。芭比负责计算的一个关键参数是飞机的推重比,这个参数可以帮助工程师比较火箭发动机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这个参数芭比反反复复算过无数次,她在方程式中游走,就像穿鞋一样轻松自如。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完成那个最终的目标。

JPL的火箭只花了1年时间就将道格拉斯A–20A轰炸机(Douglas A-20A bomber)送上了天空。重型轰炸机上的JATO单元完成了44次点火测试,火箭只需要再做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个项目就算大功告成。站在轰炸机旁的芭比·坎莱特第二次露出了骄傲的笑容。是时候让他们的技术离开实验室,进入实际的生产了。弗兰克和冯·卡门成立了一家名叫“航空喷气”(Aerojet)的公司来生产火箭,与此同时,他们本人仍留在阿罗约塞科继续做研究。

金钱和成功为这个不起眼的团队赢得了支持,他们在加州的这片峡谷里正式定居了下来。现在的JPL需要更多的雇员。弗兰克告诉芭比,他打算再雇一男一女两位计算员,弗里曼·金凯(Freeman Kincaid)和梅尔巴·尼德(Melba Nead)。听到这个消息,芭比十分高兴。直到这时候,芭比和弗兰克的秘书仍是研究所里仅有的两位女性雇员。芭比和那位秘书打交道的机会不多,没有同性的陪伴,她一直觉得有些孤单。

从另一方面来说,梅尔巴觉得压力很大。第一次去杰克和海伦·帕森斯家参加派对的时候,面对那么多几乎完全陌生的面孔,她显得十分羞涩。也许是感觉到了她的沉默,一位老绅士走到了她的面前。“我是冯·卡门。”他伸出手和蔼地说。梅尔巴握住了他的手,实验室主任竟然这么随和,她惊讶极了。这群人的熟络迅速感染了梅尔巴,她很快就跟所里的工程师和计算员打成了一片,现在她觉得舒服多了。

不过有一位计算员即将离开他们。芭比的丈夫升职做了工程师,理查德终于夙愿得偿。虽然芭比的资历和丈夫差不多,但她却没有得到提拔,她自己也从没想过这方面的事儿。女性的身份天然伴随着种种限制,就是这么简单。虽然她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既然理查德升了职又加了薪水,她开始考虑生孩子了。

与此同时,理查德在实验室里开始了新的折腾。他想看看他们的火箭在水下的表现。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工程师们在试验井附近挖了一条沟,然后在里面灌满了水。他们把火箭发动机放到沟里,水立即涌进发动机,淹没了燃料管。发动机离水面的距离只有9英寸,但芭比觉得这已经够绝望了,火箭怎么可能点得燃。JPL试图研发的是所谓的“水下炸弹”。虽然从本质上说,这玩意儿其实就是鱼雷,但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叫它,因为只有海军才有权研发鱼雷。给发动机点火的时候,理查德和他的团队本来以为火箭会发出一阵悲鸣然后熄火,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发动机在水下的表现很不错。理查德立即把水沟抛到了脑后,他们带着发动机去了附近的一片湖边,在那里,他们可以让火箭下潜到6英尺的深度。回来以后,他把数据交到妻子手里,兴奋地等待她的计算结果。

理查德升职后不久,JPL又迎来了两位女性雇员,维吉妮亚·普雷蒂曼(Virginia Prettyman)和梅茜·罗伯茨。现在计算室里的团队一共有5个人,4女1男。刚开始的时候,两位新员工根本干不了多少活儿。进入JPL之前,维吉妮亚和梅茜(很快大家对她们的称呼就变成了金妮和博比)从没听说过“计算员”这个职位。前来应聘的时候,她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要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虽然两位新雇员还很稚嫩,但几位计算员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们每天一起工作,有时候伏案计算,有时候去试验场观看实验,跟工程师聊天。这几位同事在帕萨迪纳住的地方几乎就在隔壁,所以他们还经常一起共进晚餐,然后找点消遣。

JPL的大部分员工都开车上班,偶尔也会有人拼车。弗里曼和梅尔巴喜欢坐公交,他们会在荒无人烟的文图拉街站下车,然后穿过干河床上方低矮的山脊走到办公室里。峡谷里只有零零落落的几幢房子:一座旧谷仓,两间小实验室,一个液态推进剂车间,两台加工金属的液压机,还有11号楼。11号楼是JPL的工程楼,它正好紧挨着几座试验井。这几座试验井也有名字,分别叫作5号楼、6号楼、7号楼和10号楼。但这几幢“楼”其实只是盖在火箭试验井上方的简陋棚子而已。

11号楼的规模也不大,但却很新。小楼里面有一间会议室和一间暗房,还有为工程师和计算员准备的粉刷一新的办公室。墙上的一整排窗户为计算室带来了充裕的加州阳光,每位计算员都有自己的木质办公桌,阳光常常给这些桌子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

这间屋子永远都静不下来。除了大型电子计算器、计算尺的声音和交谈的背景音以外,5位计算员也贡献了不少噪音,但来自试验井的巨响足以淹没室内的一切声音。埋头工作的计算员常常被吓得跳起来。更糟糕的是,现场团队还决定增加点火警报。为此机械师特地改装了一套福特卡车的喇叭。每次听到那刺耳的“叭叭”声,室内的工作人员总会跳得跟听到爆炸声的时候一样高。这两种噪音也让附近的新居民不堪其扰。

梅尔巴有时候会躲到走廊里清静一会儿。她会跟弗兰克的秘书多萝西·刘易斯愉快地聊会儿天,然后走进弗兰克的办公室跟他讨论一下数据。29岁的弗兰克刚刚升任了JPL的代理主任。

1944年,冯·卡门离开了JPL去帮助空军组建科学顾问组。随着他的离开,JPL的领导层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加州理工的航空学教授克拉克·密立根很想接替他的位置来管理这间新成立的研究所。虽然密立根经验老到,但冯·卡门却更希望把JPL交给自己以前的学生。弗兰克的确还很稚嫩,但他对研究工作的热忱足以弥补这一缺陷。

眼看着弗兰克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学生变成了教授,芭比的感觉一定十分复杂。出于工作需要,现在他不得不摆出一副正经的面孔,至少大部分时候是这样。虽然他还是喜欢在实验室里搞恶作剧,不过基本都是在深夜,那时候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从无拘无束的自杀小队成员到一家正经研究所的负责人,这样的转变对弗兰克来说相当艰难。有一天,芭比和JPL的其他计算员惊讶地看到弗兰克正在严厉地批评一位工程师。

工程师常常需要去加州的穆拉克(如今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测试JATO,某次试验间隙,沃尔特·鲍威尔开始摆弄他的玩具飞机,结果被弗兰克抓了个正着。弗兰克毫不留情地训斥了他,“把你的玩具收起来,沃尔特。这里不是游乐场。”沃尔特非常生气。研究所刚刚成立的那几年,他们经常一边干活一边玩,但现在却不行了。弗兰克回了办公室,但沃尔特还是对他的责备耿耿于怀。既然弗兰克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沃尔特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他抄起一把短斧冲到弗兰克的办公室门口,大吼一声举起斧头劈向紧闭的房门。一下,两下,三下……

透过房门被砍开的缝隙,弗兰克看到了沃尔特气得通红的脸,他开始高喊救命。几个人闻声赶来。他们试图安抚沃尔特,但这头蛮牛气得浑身发抖。一位工程师手里正好捏着一把剪刀,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径直走向沃尔特,剪断了他的领带。走廊里立刻安静下来。有人第一个笑出了声,很快就连弗兰克都大笑起来。沃尔特没笑,但他放下了斧头。他觉得难堪极了。这个八卦在研究所里传了整整一个月。芭比和梅尔巴经常模仿这戏剧性的最后一幕,芭比会拿着剪刀假装追逐梅尔巴。过了很久以后,沃尔特才重新开始在上班的时候系领带。

为了预防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弗兰克独自揽下了所有招人的活儿。虽然研究所扩张得很快,但他招聘的时候一直很谨慎,最终打造出了一支敬业的团队。坐落在偏远峡谷里的这间研究所是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他希望这个小团队里的所有人都能愉快地工作。考虑到大家要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JPL的员工不能仅仅是同事——他们需要像家人一样亲密无间。

弗莱登计算器的广告

计算室里的工作运行得像机器一样流畅,笔记簿从一张桌子传向另一张桌子,五位同事通力合作,把原始的数字转化为有意义的数据。办公室里最值钱的财产是一台弗莱登(Friden)计算器。我们今天使用的计算器做工精巧,功能繁多,小得能放在掌心里,但那个年代的计算器却大不一样。它足足有一个面包盒那么大,而且重得要命。这台弗莱登刚刚送到办公室的时候,芭比高兴极了,有机会掌管这么个很多人连见都没见过的稀罕玩意儿,她觉得十分得意。这台最新的科技产品运算速度比计算尺快得多,虽然它只能加减乘除。这个灰盒子看起来很像打字机,但它的键盘上印的不是字母,而是一排排从0到9的重复数字。报纸上的广告吹嘘说,只需“轻敲键帽”,这台弗莱登计算器就能“自动地将数据从刻度盘转移到键盘上”。你只要正确输入每一列的数字,它就能“全自动”完成运算。

这台计算器会从上方吐出一小片纸,上面写着等式和计算结果,就像打字机里的打字纸一样。今天的我们很难相信,这么复杂的一台机器功能竟然这么简单。当然,这些简单的功能只能完成计算量的冰山一角——其他的计算全靠芭比和其他计算员的双手来完成。每天8小时捏着铅笔写写算算,他们的手指上都结出了厚厚的茧子。

现在芭比已经不需要计算到底需要多少枚火箭才能把轰炸机送上天了。空军的项目完成以后,JPL重新将目光投向了大气层的边缘。他们必须设法把火箭送到更远的地方,起码得超越简单的氦气球。为了设计出完美的发动机,工程师和计算员必须解开四个描述发动机物理性能和变化率之间关系的方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协同工作,计算结果清晰地表明,推进剂是他们达成目标的关键所在。

梅尔巴、梅茜、维吉妮亚、弗里曼和芭比需要算出哪种材料最适合做火箭推进剂。可能是因为梅茜比团队里的其他人大了整整20岁,她特别在意对术语的精确使用。如果有人把火箭推进剂错误地叫成“燃料”,她就很不愉快。梅茜进入工程领域的时间很晚,之前她一直在国税局当审计员,所以在火箭科学课程上学到的所有东西她都记得很牢。她会以严格而得体的方式温柔地提醒那位冒失鬼,推进剂不仅仅由燃料组成,它的成分还包括氧化剂,这种物质会像氧气一样吸收电子,引发剧烈的氧化还原反应。电子的转移会产生能量;无论是在火箭发动机里,还是在人体细胞里,氧化还原反应的原理总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氧气之类的氧化剂,燃料根本就无法燃烧。氧气吸引电子(带负电荷的微小粒子)的强大能力为燃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火箭最终会飞入太空,那里没有氧气,所以火箭必须自己携带氧化剂。

有一天,维吉妮亚和芭比坐在外面吃午餐。维吉妮亚恭维了芭比的新发型:“你的短刘海真是太可爱了,你看起来简直就像贝蒂·戴维斯。”芭比谢谢了她的夸奖,伸出手指梳了梳自己时髦的刘海,然后小心翼翼地整理了一番缩在颈窝里的卷发。那天她穿着雪白的收腰衬衫裙和白色单鞋,显得格外漂亮。实验室要给所有员工拍一张大合影,她想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对芭比来说,穿白色的衣服还蕴含着一点挑战的意味,她骄傲地站在峡谷里,毫不畏惧呼啸的风沙。

聊了一会儿发型以后,芭比重新将话题转回了推进剂。

“我听说杰克又有了新主意。”她想起了昨晚理查德跟她聊的八卦,“你不会相信他打算用什么材料——沥青。”

维吉妮亚摇摇头。“确实像是杰克的风格。”她说。

用铺路的厚重沥青推动火箭,这个主意听起来的确有些疯狂,但其实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火箭推进剂,所以一切皆有可能。JPL的团队尝试过的材料五花八门,包括固态、液态和气态材料。沙地上的试验井紧挨着峡谷里不多的几幢永久性建筑和一排沥青毡搭成的窝棚,他们把各种燃料和氧化剂灌进试验井的火箭里,然后点火测试。

发动机上的仪表能够测量废气离开喷嘴的速度和试验前后推进剂重量的变化。每次试验结束后,技工都会给这些仪表拍照,然后把胶片送到11号楼的暗房里冲洗。芭比、梅尔巴、梅茜、维吉妮亚和弗里曼借着暗房里的微弱光线查看照片,小心翼翼地把仪表读数抄到蓝色的坐标纸上。然后他们会带着笔记簿回到办公室,开始计算。

计算员可以根据火箭发动机的排气速度算出每次实验产生了多大的力。有了原始数据,他们就能手工算出推力(推动火箭向前飞行的力)、燃烧率和速度(包括大小和方向)。他们把这些数值记在棕色的笔记簿上,然后输入到弗莱登计算器里进行核对,最后再用计算尺完成第三次验算。梅尔巴更喜欢简单直接的计算尺。它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尺子,但只要将指针对准某个数字,然后把计算尺的中间部分移动到合适的位置,你就能用它做乘法和除法、开平方,甚至还能算三角函数。梅尔巴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习惯了新的弗莱登计算器。

工程师和计算员最感兴趣的参数是比冲量,它描述的是单位质量的火箭推进剂燃烧产生的冲量。比冲量可以大致地告诉工程师,火箭消耗的推进剂一共能产生多少动量。高比冲量意味着火箭只需要很少的燃料就能飞很远。要比较各种推进剂的效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们的比冲量。不过要计算火箭的比冲量,计算员需要使用4个方程。首先他们得算出推力和速度,然后把这些数值代入另一个方程,最后才能算出单位质量的推进剂产生的推力。

这样的计算很花时间,因为所有工作全凭计算员手工完成。火箭发动机的点火时间只有短短几秒,但分析一次实验的数据可能要耗费这些“人力计算机”整整一周时间,甚至更久。芭比喜欢把所有数据都堆在办公桌上,就像一堵纸墙。笔记簿越堆越高,她内心的成就感也越来越强。等到一次实验的所有参数计算完毕,交出了最终的报告以后,她才会把桌子上的笔记簿全部清掉。

某个温暖的秋日清晨,芭比和梅茜迫不及待地开始分析用沥青做火箭基础燃料的第一次实验数据。这个八卦计算员们已经私底下传了好几个月,不过其中只有一部分和燃料本身有关。的确,在此之前谁也没试过沥青,但想出这个主意的工程师也是个非常值得八卦的人物。

早在自杀小队刚刚成立的时候,芭比就跟杰克和他的妻子海伦结成了朋友。杰克很聪明,但他的性子也很古怪。直到认识了弗兰克,他的才能才开始绽放光华。不管遇到什么工程问题,杰克总能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

杰克的古怪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工程设计。这对夫妇是同事们八卦的焦点之一。杰克聊起科幻故事的时候总说得像真的一样,后来他加入了某个类似邪教的疯狂宗教组织,还跟海伦分居了。虽然杰克是JPL最奇怪的员工,但在寻找火箭燃料的过程中,他的才能让大家都心服口服。

让芭比和梅茜兴奋不已的这种新推进剂由液化的沥青和高氯酸钾氧化剂组成。计算员需要弄清燃料和氧化剂的最佳配比,经过计算,他们发现,70%的德士古18号沥青加上30%的联合石油润滑油是最完美的组合。技工将沥青和润滑油的混合物加热到135℃使之液化,然后再加入碾碎的高锰酸钾。这些混合物冷却后会变成固态的圆块,看起来就像蛋糕,于是大家顺理成章地给它起了个绰号:杰克牌蛋糕。

技工和工程师在试验井的火箭燃烧室里填满了这种黑色的“粉末蛋糕”。整个发动机看起来就像一张卷起来的脏报纸,一头的陶制喷嘴连接着推进剂和点火器,另一头的排气管会喷出一道烟雾,点火以后,工程师能够测出废气向下喷射的速度。固定在试验井里的火箭发动机承受的压力极大,当它点火的时候,就连大地都会颤抖。火箭排出的废气只需几秒就会冲向山腰,氯化钾形成的白色浓烟从试验井里腾空而起,这是推进剂燃烧的副产物。

计算员会搜集发动机仪表上的数据,然后开始计算。他们的目标定得很高:他们想找到一种能持续10~30秒产生1 000磅推力的火箭推进剂。固态燃料火箭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数值,这个目标真的能实现吗?就连JPL的工程师心里也没底。他们的黑色粉末推进剂试验常常以爆炸告终。发动机的密封圈会被冲开,排气管裂了好几次,或者干脆整个发动机都烧了起来。但杰克牌蛋糕和别的推进剂都不一样。

几位计算员发现,杰克的古怪推进剂比冲量高达186,喷气速度达到了每秒5 900英尺,产生的推力高达200磅。军方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燃料,因为它不但威力惊人,而且使用的原料都很常见(还很便宜),储存的温度要求也不严格。看着眼前的数据,芭比几乎立即就做出了判断:美国海军肯定喜欢这样的火箭。

JPL所有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实验报告严格保密。战争还没有结束,火箭研究应该专注于军事应用而不是科学探索。一部分人觉得战争带来的只有干扰。用自杀小队成员埃德·佛曼的话来说:“我们研发火箭飞向高空甚至太空,进行科学探索的梦想只好往后再推几年。”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没有这场战争,JPL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最初的私人资助很快就花光了,要是没有军方的资金,他们的团队大概早就散伙了。

能为这场大战贡献自己的力量,芭比倒是觉得十分骄傲。弗兰克的感受和她一样,他曾在家书中写道:“最近我们协助研发的一些小玩意儿在太平洋上救了几条命。”加州和珍珠港的距离近得令人不安。报纸上成天都在讨论日本袭击加州的可能性,日裔美国人都被集中起来送进了拘禁营。显而易见,现在的美国急需加强军事力量。在这样的气氛中,JPL的人力计算机部门失去了唯一的一位男性成员——弗里曼·金凯。他加入了美国商船学院,战争期间,这所学校成了海军的辅助部门。应聘计算员的男人本来就不多,金凯离开以后,这个部门就只剩下了几位女性员工。

不管是替军方打工还是为自己干活,JPL一直坚持不懈地研发火箭,虽然外面有很多人还在嘲笑他们,但这支团队决定在轰炸机助推火箭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他们想设计导弹,但这同样牵涉到推进剂的问题。他们或许已经找到了一种优秀的军用固态推进剂,但谁也不知道液态推进剂是否能提供更大的推力。JPL分成了两个团队:固态推进剂部门和液态推进剂部门。但计算员却没有分家,他们同时和两边的工程师协同工作。实验室每周开一次大会,所有工程师和计算员齐聚一堂,分享专业知识和最新的成果。

既然要开发新武器,他们需要增加大量计算员。随着实验室的扩张,弗兰克决定提拔梅茜来管理这个部门。弗兰克十分重视这次提拔,除了经理的常规职责以外,他还把面试、录用新计算员的权力交到了梅茜手里。梅茜的确很适合这个职位。她就像一只鸡妈妈,她想做的不仅仅是组建一个团队,还有建立一个大家庭。在梅茜的主导下,JPL的计算部门成为一支真正的娘子军。

随着梅茜的升职,芭比在研究所里的日子也走到了头。她怀孕了。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遮掩,她知道过不了多久,自己就得辞职离开。那时候的美国没有产假。她的确盼望着宝宝的到来,但想到要离开这个从诞生之初她就参与其中的团队,芭比依然有些黯然神伤。

1943年的元旦是个晴天,几位计算员挤在人群中欣赏玫瑰花车游行。因为担心西海岸可能遭到袭击,1942年的游行盛典改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这在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现在,玫瑰花车回到了它的故乡帕萨迪纳。花车上身穿彩裙的女孩朝人群缓缓招手,她们蓬松的裙子下面都绷着裙箍。梅茜认出了其中一位公主:她是帕萨迪纳专科学校(Pasadena Junior College)数学系的一名学生。这个女孩本来没打算参加游行,但所有17岁以上的女孩都必须在体育课上参加玫瑰宫廷竞选,这是她们的义务。就算女孩对此不感兴趣,她也必须上台走一圈,让裁判委员会来评判她的仪态、美貌和优雅。看到那个站在花车上的数学天才少女,梅茜笑了。这个女孩还完全不知道,什么样的机遇正等待着她。

在梅茜的引领下,这群年轻的女孩将逃离原本注定的命运。她们不再是学校里的怪胎,不再是数学和化学课上鹤立鸡群的女孩,她们将组成JPL最独特的女性团体,踏上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职业道路。


1英尺=30.48厘米。——编者注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Buck Rogers,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太空歌剧故事主角。——译者注

1磅≈0.45千克。——编者注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