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碳中和与大国博弈新规则：基于金融与贸易视角
碳中和下的大国博弈，核心是一场资源分配的博弈，是基于碳资源的竞争和基于碳定价权的博弈。
（一）碳排放权作为稀缺资源具备金融战略属性
纵观人类文明史，用于生产活动所需的资源的稀缺性是国际竞争的源头，亦是国际关系变革的焦点，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前以水源、土地、人口为核心竞争资源，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以煤、石油等化石燃料为核心竞争资源，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以数字技术、信息数据为核心竞争资源，在碳中和带动的新产业革命下，碳资源将成为新的核心竞争资源。
碳中和目标约束为碳排放权赋予了金融属性，使之具备金融工具的全部特性：要实现《巴黎协定》所制定的21世纪全球气温升高上限，就必须从总量和强度两方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令碳排放权产生了资源稀缺性，其实质是稀缺的环境容量使用权的获取，以及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手段。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一，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亦是经济学处理和解决的问题。碳排放权的市场化使得国家或企业的碳排放权具备金融产品的各项属性，成为可交易、可流动的金融资产，并在碳中和共识下达成碳排放权的金融共识。
在全球气候治理整体目标下，碳排放权将长期具备战略重要性，是绿色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运用好碳排放权这项金融工具，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定价机制，将实现碳中和长期目标下的阶段性控制，在政策作用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励企业主体着手开展减排工作的部署和创新。而基于碳排放权金融属性所开发的金融工具与衍生产品亦推动了碳定价机制的形成，并作为碳排放权市场体系的核心。随着碳中和进程不断推进，碳价将持续升高[14]，碳排放权市场规模将逐渐扩大，碳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带动了一系列政策转型、产品创新、工具开发、服务升级等，成为国际金融竞争与博弈的必争之地。
回顾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以来的生产方式与国际关系变化，大国博弈与竞争的资源载体和形式特征历经了三个阶段的演化，且在碳中和时代将围绕碳排放权开启国际碳竞争的规则革命（表2-2）。
表2-2 生产资源视角下的国际竞争演进历程
（续表）
在碳中和时代，由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所衍生的碳金融市场将成为与证券市场、信贷市场、外汇市场同等规模和地位的新兴金融市场，且围绕碳排放权所开展的碳排放定价[15]标准与碳汇资源市场化模式将进一步决定碳中和时代各国绿色金融业务的创新性与实用性程度。
（二）碳中和令国力评估方式发生根本转变
碳中和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革命，它将带来化石能源文明的衰落和解体。以此为基础，碳中和也是一场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变革，是一场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从工业制造走向绿色生产的转变。碳中和目标开启了能源供应方式、产业链运行机制、产品流通与供应模式等领域的绿色升级，从而能源实力、技术实力、贸易实力、金融实力的评价标准将越来越向绿色低碳、环境兼容与循环可持续倾斜，并重新定义国力评估的方式和规则。
在全球气候治理目标与碳约束下，生产方式的先进性以生产效率和环境影响为首要评价准则，带动技术和资金投入以实现降低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降低每单位生产所形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能源角度，碳中和使得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禀赋在长期内对于国力优势的贡献程度降低，以沙特加大对绿氢和蓝氢的生产并成为氢能领域主要参与者为例，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正寻求碳中和约束下的能源发展出路，而能源消耗的清洁转型亦改变了国际能源供应格局，令以石油霸权为基础所维系的国际关系开始解体；从生产方式角度，碳中和要求生产技术升级以提高综合质量而非产量供给为目标，生产方式的碳强度、环境影响、绿色化程度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综合实力的重要评价标准，在气候治理框架下追求绿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力升级和大国崛起的高效途径。
大国竞争力的评判规则发生转变后，以碳排放权、碳汇、碳金融、低碳产业为主的低碳资源将成为继军事实力、金融实力、信息技术之后的第四个大国竞争杠杆，并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进一步深化后成为大国实力核心以及话语权竞争载体。欧美发达国家正积极投入资源、重新订立规则以夺取气候霸权，抑制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崛起。例如，美国尽管在军事和金融等方面综合实力较高，但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15.47吨，2020年[1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35吨，2020年），且其在京都时期与哥本哈根时期承诺的气候目标几乎均未完成，甚至一度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但在21世纪20年代全球碳中和共识达成后，美国已意识到气候竞争力的重要性，迅速重回《巴黎协定》并召开气候峰会意图重夺气候话语权[17]；欧盟人均碳排放（7.95吨，2020年）亦高于世界水平，甚至高于中国（7.69吨，2020年），且21世纪近20年来几乎未曾下降，但欧盟自《巴黎协定》达成以来，气候行动的力度和效果显著加强，为成员国上调减排目标、推行碳边境税（碳关税）、开展绿色债券革命，意图通过低碳减排与气候治理重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衰落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碳中和目标下，各大国均积极把握以低碳资源为基础的大国竞争杠杆，撬动更大范围内的技术升级、资金流动和国际交流。
（三）国际经贸格局与金融博弈规则发生去碳化
生产方式与国力评估标准发生转变后，大国以追求低碳资源优势来提升竞争实力，国际经济贸易格局、金融资产增长潜力、金融资本流向趋势也以“去碳化”为核心开始改变。
国际经贸格局的去碳化发生在产品进出口和跨境流动的各个方面：
从产品进出口角度，国际贸易产品竞争优势越来越依赖于其去碳化程度，在气候危机的迫切性影响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理念带动了国家、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绿色消费需求，令其倾向于进口和消费环境影响较小、具备循环可持续利用特征的绿色商品；
从产品认证角度，去碳化带来两大趋势，一是产品环境认证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并不亚于质量认证，二是产品的碳排放水平将成为环境认证的一项重要指标，且标准越来越规范、底线越来越严格；
从跨境流通的角度，以欧盟碳边境税为首的环境类关税直接影响了高排放、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成本，颠覆出口商品国家的竞争优势，例如，我国在欧盟碳边境税下出口钢材将额外支付约700元/吨的费用，比国内吨钢利润水平高约40%。[18]以上各种去碳化趋势带动了国际经贸规则的转变，并逐渐重塑国际经贸的优势格局。
国际金融投资与博弈规则的去碳化则体现在碳中和背景下金融风险和收益的评判规则的转变。碳中和的时间跨度，使得未来资产的贴现价值在碳中和共识确立后迅速发生转变，在气候目标和碳约束下，企业生产经营项目、金融资产组合配置、金融机构投资活动等隐含的潜在风险和预期收益必须将气候环境因素[19]，以及因气候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额外的社会经济影响考虑在内。
金融风险与收益的去碳化进一步带来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两大转变趋势。一是资产评估的模式转变：风险与收益的去碳化改变了金融资产组合配置与风险对冲方式，金融机构倾向于提高资产组合中绿色低碳资产的比例，而开展高排放和高污染生产项目的企业则必须考虑持有一定的绿色资产来开展风险对冲；二是国际资本的流向转变：去碳化将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流向的一个长期趋势，金融机构配置跨境投资的方向将从高碳项目转向低碳项目，且国际金融资本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将从灰色市场转向绿色市场。
表2-3 碳中和背景下金融与贸易领域的竞争规则演变特征
（续表）
（续表）
自碳中和目标成为共识后，去碳化趋势涉及贸易、金融、能源等多个领域的行业认定、标准制定、规则约定、市场准入门槛等，而这些领域却缺乏共识，国际分歧较大，并成为国际竞争和博弈的重要战场。未来在碳中和共识下的相关规则与标准之争，将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国际谈判。对碳排放大国而言，占据先机和话语权，是掌握全球低碳发展领导权的前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