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许悼云曾说，“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不过从近代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关这个爆发点的说法不一，有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也有说是英法联军之役的，还有说是甲午、戊戌或是庚子年的，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
以受冲击的程度上说，西方列强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敲开了大清的国门，但时过境迁后，天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屈辱”，因而也没有相应的反应与奋起，说道光年代“人心思变”，似乎并不够格。
一转眼就到了咸丰年间，在太平军、捻军相继蜂起后，加上1860年英法联军的致命打击，清廷才开始了真正的警醒，之后的出洋考察及各项洋务新政的次第铺开，算是对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回应。在这一时期，国内环境有所好转，国力得到相应的恢复，晚近史上所谓的“同光中兴”，勉强也算事实。
然而，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和晚清中国一样，东邻日本也受到西方列强的侵侮并进而引发倒幕战争与明治维新，双方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三十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交出了两份不同的答卷，结果已为世人所知，不必赘言。以此而论，同光中兴也好，洋务新政也罢，其成色都不能令人满意。诚如李鸿章等人所认识的，这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年代，但这三十年的变局，却是迟缓而昏昏欲睡的。无论过程还是成果，都不尽如人意。
在传统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一直被认为是“蕞尔小国”，但甲午的惨败，却把迷梦中的中国人（或说士绅阶层）彻底惊醒了。从这个角度而言，近代国人的“人心思变”始于甲午，这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随后，也就有了维新变法，而变法的失败又导致了其后的己亥建储，并进而引发了庚子年的大劫难。1894年后的历史链条，一环紧扣一环，最终把大清逼到了不得不变的墙角里。
1901年到1911年即通常说的清末新政十年，有心了解的人虽然不多，但客观而言，这十年尚且可圈可点，堪称二十世纪中国难得的十年。有些遗憾的是，由于革命化的宏大叙事，这十年的很多细节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与遮蔽，“清朝必亡”的逻辑近乎天经地义，但不得不说，历史的表象下面可能有更多的文章与细节，这些都需要后人去重新挖掘与认识。
对于写作者来说，历史的有趣往往不在于宏大的叙述，而在于对细节的关照。细节对于植物来说，或许只是一枝树杈的生长方向，而对于历史却可能是对一个时代最好的注解。令人唏嘘的是，历史的细节原本都是当时举国轰动的大事，只是被岁月的流沙掩埋之后，才显得微不足道而已。
以戊戌变法为例，时人所了解的戊戌年，大体以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记》为蓝本，但实际上，真正的戊戌年未必如梁启超所言，其中的各种人物、各种风潮乃至各种见不得人的谋划，只有经过充分的展示与细心的拼接，才能洞察当年的历史过程和潜在的事实逻辑。
历史作为故事来讲当然是容易的，但想真正地还原历史，却绝非易事。事实十分明白，之前发生的历史从来都是碎片化而不可逆的，而正因为它的不可重复性，历史也不太可能有绝对的真相，即便是身处其中的当事人，他的所见所言，也只是个人的感受与判断而已。
从时间线上说，后人永远都不可能回到历史的现场，他只能通过余留的各种历史文本来勾勒出自己的认识。正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能说，可以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但不可能完全还原真相。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当你看到它前面的时候，就看不到它的后面，想要看它后面的时候，往往就看不到它的前面。对于接受者来说，历史的印象最终取决于它的投射角度，追求十全十美、完美无缺，这是做不到的。
本书所收入的三十篇文章，是近几年来关于晚清的一点小思考。文章有长有短，谈不上有多深刻，但对细节的注重与把握，倒也符合笔者一直以来所秉承的风格。让细节说话，评价交给读者，大意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