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罗伯特·维齐的查尔斯顿

南北战争结束之际，去过查尔斯顿的人这样描述这座城：“满目疮痍，惨遭遗弃，空房遍布，寡妇成群；码头锈迹斑斑，仓房荒废已久，成片土地寸草不生，楚楚生怜，如泣如诉。”然而，考虑到当年内战在此打响，想到1861年4月12日凌晨4:30，海岸炮兵袭击萨姆特堡的场景，总统认为这场血腥的冲突也应该在原地画上句号。亚伯拉罕·林肯希望在这个州举行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由盛会。这里曾是约40万受奴役的美国人的故乡，至今也仍是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城市。1865年3月下旬，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就“应对时局变化的军事安排”一事致电总统，建议他邀请温德尔·菲利普斯、亨利·沃德·比彻这两位废奴主义者来。斯坦顿还认为：让现役罗伯特·安德森少将在萨姆特堡升旗再合适不过了，4年前，他就是在此地被迫降下了同一面旗。在林肯的授意和鼓励之下，斯坦顿还请来了《解放者》报的记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解放者》报在当时的波士顿素以反对奴隶制闻名。陆军中尉乔治·汤普森·加里森也获准休假，陪父亲首次造访查尔斯顿。由于当时的战争部希望来访者中有黑人活动家和军人，因此，弗吉尼亚自由人出身的少校马丁·R.德拉尼也在受邀之列，他是第一个担任陆军校级军官的非裔美国人。同样受到邀请的还有中尉罗伯特·斯莫斯，他曾是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当年驾着偷来的南方邦联的运输船“种植园主号”离开了查尔斯顿港。后来，有人记起什么，便又邀请了老罗伯特·维齐，这位非裔美国木匠是1822年夏被那时的市政当局绞死的废奴主义者丹马克·维齐的儿子。[1]

就在一个月前，也就是2月18日，这座城市被占领了。与此相应，第一批进城的是黑人军队。他们唱着约翰·布朗的《真理永远向前进》，鱼贯而入这座曾分裂国家、奴役黑人的军事堡垒。白人居民躲在屋里焦虑不安，黑人却涌上集会街和国王街，迎接他们的解放者。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扔掉拐杖，兴奋地叫喊，说自己不需要拐杖了，说她的禧年大赦终于来临。德拉尼少校立即着手用昔日的奴隶来补充队伍的严重减员，他告诉这些即将入伍的前奴隶：南方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依然掌控里士满，一个战后自由民[2]还可以“通过成为一名士兵来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用自己强健的臂膀为自己的种族解放而战斗”。许多青年人挺身而出，踊跃报名，有记者惊叹道：“查尔斯顿的征兵官员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查尔斯顿的黑人“成群结队地涌到合众国旗帜下”，使德拉尼得以重组了自己麾下遭受重创的第103、第104团，并开始组建合众国有色人种部队（USCT）的第105团。[3]

3月29日，查尔斯顿的黑人再次走上街头，这是自1850年支持蓄奴制的政治家约翰·C.卡尔霍恩死后，这座城市出现的最大规模的游行。记者估计游行人数超过4000人，还有1万名观众为其呐喊助威。合众国有色人种部队第21团的士兵为游行开路，后面跟着黑人工匠和商人，其中大概就有罗伯特·维齐，他们沿着街道蜿蜒穿行了好几英里。一辆骡车路过，车上载着两名去参加模拟奴隶交易的妇女，车后拖着60名被锁链串在一起的男奴，路人目睹这番场景，不禁流下了眼泪。最后过来的是一个沉箱，里面装着一口棺材，上面覆着黑布，一面旗子在旁迎风飘扬，上书“奴隶制已死”。在那个当口，游行现场变得喜庆起来。一辆“自由之车”载着13名白衣女孩，后面跟着数百名最近在自由民局（Freedman's Bureau）设立的学校入学的孩子。一些人举着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战争英雄：格兰特、谢尔曼、谢里丹”，另一些人则带着“我们知道没有种姓或肤色之分”的标语牌。像往常一样，鲜有白人敢出来看这种关于自由和种族自豪感的示威游行，而那些真的出来看的人，记者认为，看起来很暴躁，但是也“有足够的理智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4]。

萨姆特堡光复庆典定于4月14日，也就是安德森投降的纪念日。那时，戴维斯已经放弃里士满，许诺一旦林肯政府放弃了“让奴隶成为自由民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就会打回里士满。但是，罗伯特·李将军前一周就投降了，那些真正了解受奴役的滋味的卡罗来纳人准备庆祝星条旗重回萨姆特堡大旗杆的顶端。在活动的前一天晚上，约翰·波特·哈奇将军主持了一个盛大的舞会。为了让大家明白这场战争已使南北破镜重圆，哈奇不仅选择了皮埃尔·博加德4年前为南方独立举办庆祝晚会时使用的那个大厅；还雇了同样的宴会负责人，点了同样的菜。[5]

第二天早晨，晴空万里，柔风拂面。当造访这座城市的人们漫步走向码头时，不禁注意到查尔斯顿一副凄凉的样子。1861年12月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许多房屋，至今尚未修复；一名刚获得自由的前奴隶对一位达官显贵肯定地说，纵火犯“就是耶稣本人”。最后，在11点时，一支小舰队开始驶往萨姆特堡。其中一艘名为“种植园主号”的船仍由斯莫斯中尉驾驶，但这次载的客人是德拉尼少校和罗伯特·维齐。一家报纸称，这艘船的甲板“黑压压地站满了查尔斯顿的有色人士”。在港口的北面，挤在铁轨上的人们注视着苏利文岛，那里曾经是将非洲人卖到南方殖民地的最重要的集散地。而在港口的南面，人们可以看到莫里斯岛和瓦格纳堡的遗迹，那里长眠着大批马萨诸塞州第54黑人步兵团的士兵。萨姆特堡本身也几乎被摧毁。长年的炮击将五面墙中的三面夷为平地，绝望的南方邦联守军将这片废墟重新垒成了高高的防御屏障。游客们爬上新建在城堡西角的一个码头，再顺着一段台阶走到阅兵场。一个由白人和黑人士兵或者说一群“萨姆特堡突袭的幸存者”组成的仪仗队，在旗杆两边整齐列队。[6]

在这座堡垒的中央，木匠们建造了一个巨大的菱形平台，点缀着桃金娘、常青树和各种花朵。平台顶上有一个天篷，上面挂着美国的旗子，后面还系着花环。刚过中午，安德森少将和他的女儿拾级走上平台，他们的到来“引发了台下响亮而持久的欢呼”。当安德森像一位嘴巴不饶人的费城记者所写的那样，将“他曾经应叛军的要求降下的”旗子升回原位后，演讲开始了。比彻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说，将这场冲突的责任推给“想要继续掌权的、毫无原则的统治贵族”。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威尔逊提醒白人政要，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一直忠于这个国家的旧国旗”，此语赢得了黑人听众的欢呼。非裔美国人“置身于奴隶主的叛乱，在这样的伟大局面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们保护了美国士兵，还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你们知道旧国旗意味着什么吗，”威尔逊喊道，“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每个男男女女的自由。”[7]

当晚，昆西·亚当斯·吉尔莫尔将军主持了一场晚宴。安德森少校举杯祝酒，得到了陆军军法署署长约瑟夫·霍尔特的响应。霍尔特提醒大家：仗是打赢了，但斗争还远未结束。他警告说，如果“在奴隶制的毒瘤仍有一条根在侵蚀国民的生命时，我们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么我们就白白花费了成千上万的财富，白白将我们最英勇的儿子献给了血红的战争祭坛”。在场的人欢呼起来，屋外的焰火照亮了天空。然而就在此时，晚上10:15，在那个美好的星期五晚上的华盛顿特区，一件大事的发生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进程。一个名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演员、南方邦联的狂热同情者闯进福特剧院的总统包厢，从他的大口径短筒手枪里射出一颗子弹，刺杀了林肯总统。[8]

第二天早上，噩耗才传到查尔斯顿，给庆祝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当该市的黑人在哀悼林肯总统的离世时，德拉尼继续推进一个原计划举行的旨在将卡罗来纳的自由民吸纳进共和党阵营的政治集会，并邀请加里森和威尔逊参议员发言。在去参加集会的途中，加里森、比彻以及乔治·汤普森·加里森在圣菲利普教堂墓地驻足，参观了卡尔霍恩的墓。这位废奴主义者低头凝视着那座简陋的长方形砖墓，把手放在它的大理石顶上，似乎是想确定他的对头是否真的死了，他平静地说：“看来是下到一个比奴隶制的葬身之地更深而且更无复活可能的坟墓去了。”这群人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大步走向要塞广场（Citadel Square）的露天集会。曾被这里的白人烧毁肖像的加里森，现在发现有如此多的黑人拥在他前面，使他无法到达讲台。“压力和欣喜之情是如此之大，加里森先生简直就是站在现场听众的肩膀上的。”一位在场人士这样写道。尽管华盛顿传来了令人不快的消息，但那些将加里森抬上讲台的男男女女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国家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正如这位殉道的总统在葛底斯堡所承诺的那样，他们即将见证自由的诞生。[9]

为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士兵，查尔斯顿的黑人群体试图把一座南方邦联时代的监狱改造成一座合适的公墓。在南北冲突的最后一年，卡罗来纳的白人将城市边缘外的华盛顿赛马场和赛马会用作关押联邦士兵的俘虏营。被赶进围栏后，这些俘虏无遮无挡、缺衣少食，即使当地的“黑奴和爱尔兰人”尽力“善待他们”，他们也还是免不了大批死亡，他们死后没有棺木，尸体就这样赤裸着被扔进浅浅的墓穴里，唯有标了编号的木桩做标记。第一根木桩上只写了个“1”，最后一根是“257”。萨姆特堡的仪式结束后不久，黑人教士自发去清理杂草，筑起一道高高的围栏，将木桩刷成白色。在赛马会旧入口的上方，他们用大写字母写着“赛马场烈士”。5月1日上午9点，大约1万名查尔斯顿黑人带着花束来到墓地。众多居民参加了实际意义上的全国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一名曼哈顿记者这样写道：“城里几乎没有成年有色人士。”有色人种部队第25和第104团的士兵排成两列绕着坟墓行进，黑人孩子唱着《星条旗永不落》。几名军官分别向人群发表了讲话，正如这位记者语带挖苦地指出，讲话者“来自近期被奴役被排斥的种族”，“绝对看不见真正受过《独立宣言》之信条熏陶的白人”。在场的少数白人中，有位一身黑衣的老母亲，她从波士顿赶来，一心想要找到儿子的遗体。[10]

仅仅两周后，黑人团结的表象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裂痕，这一裂痕将在未来十年造成政治难题。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萨尔蒙·P.蔡斯是最近刚刚访问这座城市的共和党要人。锡安山长老会的黑人信众邀请他发表讲话。就像现在普遍的情况一样，很多人都来了，以致近2000人根本挤不进教堂。几位地方领导人也应邀来引介这位首席大法官。第一个发言的人谴责“旧统治阶级亵渎了他们的选票，表明了他们根本不配在四五年前被托付选举权，而这帮人现在居然还要怨恨人们试图向这里唯一忠于国旗及其所代表的原则的阶级授予政治投票权”。但是马丁·德拉尼的介绍有所不同。[11]

与德拉尼的家乡弗吉尼亚不同，查尔斯顿是一大群混血自由民的老家。这些人几十年来一直称自己为“棕色人种”，好与占人口大多数的黑奴划清界限。在一位对此感到震惊的记者看来，德拉尼的演讲“试图表明，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之间的交恶源于一个黑白混血儿对丹马克·维齐的背叛”。维齐1822年密谋在乘船前往海地之前解放城里的奴隶，结果两个混血的查尔斯顿人出卖了他，也许这个皮肤黝黑的士兵最近才意识到这是个有严重危害的不和。那两个人的儿子，威廉·B.彭泽尔和约翰·C.德斯维尼，很有可能就坐在听众席上，他们曾在1860年向即将脱离联邦的种植园主保证过他们身为奴隶的忠心。最近被解放的奴隶生怕像德斯维尼这样的富裕自由民可能会为所有的非裔美国人代言，他们担心棕色人种精英可能会拒绝接受他们激进的土地改革议程，这些想法并非无中生有。但是1865年的春天是一个种族融合、赋予权力的时刻，而德拉尼不合时宜的咆哮被蔡斯的及时到来打断了。“立刻，大批的人站了起来，发出一阵阵由衷的热情欢呼，这表明他们对这位杰出的来客毕生为他们的事业所做的贡献是多么了解，多么感激。”[12]

随着国家重建的序幕拉开，正如在城市里可以看见的白人的怨恨在屈服与反抗之间危险地摇摆不定，所有非裔美国人的团结——不仅是曾经生活在南方邦联中的那些人之间的团结——显得至关重要。南方白人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没能创建一个《查尔斯顿水星报》曾经描述过的“奴隶共和国”，许多人隐忍着准备接受华盛顿对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然而，很少有人愿意原谅，这使得重建的最初时刻变得至关重要。当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的联邦指挥官指示圣公会三一堂的白人牧师彼得·J.尚德以圣公会祈祷书为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主持祈祷仪式时，尚德起初拒绝了。当有人提醒他，有官员会在那个星期天去教堂检查执行情况时，尚德不情愿地答应了。但是，时间一到，这位牧师就“匆匆收尾，仿佛那些祈祷词让他窒息”。当尚德念完，那位恼怒的军官就表示：“整个教堂都没有听到一句‘阿门’。”在查尔斯顿，圣保罗的圣公会主教断然拒绝举行祷告，因此当地指挥官下令关闭了教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打心底里不愿祝福林肯的继任者的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很快发现新总统竟然是他们最强大的盟友和支持者。[13]

3个月后，举行了一场截然不同的仪式，3000名查尔斯顿黑人聚在一起为新的非裔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奠基。黑人随军牧师本杰明·F.伦道夫宣读了开场的祈祷文，“唱诗班唱了一段相应的圣歌”。接着发言的是牧师理查德·H.凯恩，一位弗吉尼亚州出生的自由人，被其追随者称为“该隐老爹”[14]。教堂的新牧师E.J.亚当斯，在一位费城来的黑人记者笔下被形容为“看起来真像一位非洲王子”，他从《列王纪》开始讲，并向他的弟兄们保证《旧约》的承诺最后应验了。“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亚当斯念道，“我必应验我的话。”这座黄松木结构的简陋建筑矗立在伊丽莎白街和会议街之间的卡尔霍恩，距离40年前被市政当局夷为平地的最初的“非洲教堂”所在地不远。每一个“正在干活的人都是有色人种”，一个卡罗来纳黑人夸耀道，“丹马克·维齐的儿子罗伯特·维齐是建筑师”。过路的白人皱起眉头，但对于年长的黑人木匠和他的教友们来说，有理由希望他们的国家已经迎来了新的一天，大多数美国人终于准备兑现人人生而平等的承诺了。[15]

这样的希望还为时过早。战前构成该州白人统治层的人很快便试图恢复其昔日地位，剥夺被解放的卡罗来纳人的政治权利。那年11月，该市的黑人活动家做出反击，他们开了个会，一个“非同寻常的会”，其不寻常之处在于，就在几个月前这样的集会还是会受到军方阻挠的。由于非裔卫理公会大楼仍在施工中，会众在锡安山教堂举行了集会，此时这座教堂仍然披着黑纱，以纪念那位遇刺的总统。德拉尼在会上讲了话，和“该隐老爹”一样，后者很快将成为第一位在众议院任职的黑人牧师。弗朗西斯·L.卡多佐也登上了教堂讲坛。卡多佐出生在查尔斯顿，父亲是被解放的奴隶，一个葡萄牙裔犹太人，卡多佐曾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并在伦敦接受长老会牧师培训。卡多佐惊叹道，考虑到“这次会议是谁张罗的，允许集会的目的是什么”，它在“南卡罗来纳的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与会人士投票谴责该州的政治体制剥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转手将这些权利向“这个国家最卑鄙的（白人）、挥霍无度的人”奉上，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对“这个州的全体人民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其他的决议要求“平等的选举权”，并敦促华盛顿方面拒绝接受任何未能“不分肤色”地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的新宪法，以此回报他们在“叛乱”期间“毫无疑问的忠诚”。[16]

尽管这次会议反映了卡罗来纳黑人的新决心，但是在锡安山教堂举行的这次抗议集会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联邦军队仍然占领着这座城市。对于罗伯特·维齐而言，他的名字曾一度让他只能躲在阴影里，士兵的出现意味着尽管他已是一个老人——65岁左右，这年纪已经超过了黑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几十年——但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他出生于1800年左右，母亲是一个叫贝珂的女奴，母子俩最初的主人是约翰·巴克，1808年约翰·巴克以区区400美元的价格把“黑丫头贝珂”连同“她的儿子罗伯特”卖给了詹姆斯·埃文斯。在1822年父亲被处决后，尽管维齐又做了几年的木匠以维持生计，但后来他和妻子帕特茜还是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没有人口普查员或城市名录记录他的存在。维齐也没有应门缴纳自由黑人税，这是他所在的州为把前奴隶驱赶到北方而征收的。但是，在萨姆特堡庆典后的几个月里，维齐几乎参加了所有由黑人活动人士组织的公众集会。与南方其他黑人城市居民的情况一样，维齐突然重新出现在公众活动中，代表着一种集体逐渐参与政治活动的现象，一种从偏僻后巷的阴影进入政治阳光下的群体运动。他在重建他父亲的教堂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他赢得了新的名声，很快他就出现在了市机械师协会的每周例会上。毫无疑问，在该协会慈善委员会供职时令维齐不自在的是，与他共事的该组织主席约翰·C.德斯维尼，正是当年导致他父亲死亡的告密者之子。[17]

维齐家族的生活得远离敌对当局的窥视，这有损于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丹马克·维齐能流利地使用好几种语言，但罗伯特的儿子小罗伯特，出生于1832年，既没有学会写作，也没有掌握一项技能。另一个儿子迈克尔英年早逝，但罗伯特的两个女儿苏珊和玛莎，都结了婚并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即便如此，小罗伯特和他的妻子安娜·克雷特还是存了足够的钱，在自由民储蓄信托公司的查尔斯顿分行开了一个账户。他只用他“自己的记号”签了名，并确认他的职业是普通“劳力”，但他在东湾街的家庭有四个女儿，和其他开户的储户一样，39岁的小罗伯特·维齐认为美国黑人现在可以和他们的白人邻居一起改善自己的生活，共同治理他们的国家。[18]

对于长期被剥夺受教育和识字机会的非裔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得以进入联邦自由民局主办的数百所新学校学习。北方的教师冒险南下，与联邦军队并肩作战，由于南方邦联的部分地区已落入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自由民局为获得自由的儿童建立了走读学校。起初，他们只教阅读和拼写；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南方州明确禁止让为奴的儿童接受教育，南卡罗来纳却是战前没有为黑人自由民建立公共教育体系的四个州之一，社会也不赞成奴隶主教少数值得信任的佣人和驾车人之外的奴隶识字。在萨姆特堡庆典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自由民局就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建了4所学校，为2000名儿童提供教育。到1866年夏天，超过900所学院和1400名教师在施教于9万名学生。自由民局学校的支持者注意到，白人孩子如果愿意，也可以来上学。而一位共和党记者认为：让没有受过教育的白人农民学会“阅读一般新闻[并]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必向“有钱的主人”寻求政治信息，这符合共和党的利益。当然，基本的公共教育是要付出代价的，南方的民主党人抱怨说：要开办自由民学校就得提高税收。路易斯安那的一个黑人回答说：在1867年之前，新奥尔良的有色人种自由人缴纳了房产税，但“这个税他们从来没有用上，而是专门用在了白人孩子身上”。[19]

对黑人来说，平等地加入共和国也意味着要好好利用他们的教育，尤其是这关系到参与政治。在战争结束后的5年内，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官员报告说，85%的黑人陪审员能够读写。黑人活动人士要求平衡警察部队的人种构成，为表明他们没有种族偏见，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黑人警察逮捕的非裔美国嫌犯比其白人前任在时还要多。随着1866年《民权法案》的通过，黑人经营的《新奥尔良论坛报》的一位编辑评论道：“没有一项权利是白人可以享有，而有色人种无权享有的。”到1868年，非裔美国人在南卡罗来纳和密西西比占了登记选民的大多数。有了这些人的支持，黑人开始竞选州和国家公职。1872年大选后，非裔美国人在南方占据了15%的职位（这个比例比1990年的还高）。就在7年前，这些选民、陪审员和警察中的大多数还是美国白人的财产。难怪老罗伯特·维齐认为非裔美国人可以放心地走出阴影，在查尔斯顿的商人中找到应有的位置了。[20]

对于摆脱了奴隶制的社区来说，政治权利要求社会平等；大多数黑人认为第十三修正案在宪法上抹去了他们和他们昔日主人之间的所有法律区别。1867年3月，当查尔斯顿黑人聚集在要塞绿堡（Citadel Green）组建共和党的一个支部时，一个又一个的演讲者鼓励在场的人乘坐城里的马拉街车回家。（虽无任何条例规定这么做，但查尔斯顿铁路公司长期禁止黑人乘它们的车。）从共和党集会归来的几家人乘了车，遭到了当地警方逮捕。但4月1日，当大批男女自由民再次乘车时，公司总裁让步了，并整合了交通系统。在新奥尔良，一位“完全忘乎所以”的白人妇女告诉一位街车驾车人，只有在车上没有“黑鬼妇女”的情况下，她才会上车。驾车人让两个警察把她逮捕了。平克尼·B.S.平奇巴克是个弗吉尼亚出生的自由人，也是一名随联邦军队抵达路易斯安那州的陆军上尉，他将这一原则又向前推了一步。他买了新奥尔良铁路线上的一张卧铺车厢的头等票，然而这位浅肤色的平奇巴克先生在上车后却被拒绝入座，而且被命令去坐二等车厢。时为州参议员的平奇巴克起诉了铁路公司，索赔2.5万美元。白人习惯了黑人民众的顺从和恭敬，由此才开始明白他们生活在令人惊讶的革命时代。[21]

像查尔斯顿的教堂会众一样，平奇巴克这样有主见的年轻人之所以可以随意挑战南方的习俗，主要是因为联邦军队一直驻扎在那里。《辛辛那提商业报》的社论写道：“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必须在一段时间内保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并控制住南方各州的军事力量。”这不仅仅是因为士兵们是抵御白人报复的盾牌。听过德拉尼少校慷慨激昂的演说的人都明白，还因为军方为后来的政治服务提供了一个平台。军队教黑人列兵读书，教黑人下士用自己的语言及人格力量去指挥和说服他人。篝火旁的聊天变成了政治辅导。在瓦格纳堡或哈德逊港的血腥袭击中幸存下来的士兵们不太愿意腾出一辆街车来安抚白人的情感。到这场冲突结束时，有超过17.8万名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军队服役；在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早在1862年就被北方联邦军队控制，31%的达到征兵年纪的黑人穿上了蓝色制服。特别是当这些士兵曾是随军牧师时，他们对黑人选民的吸引力更大，因为梅森-狄克逊线[22]两边的非裔美国人社区长期以来都把宗教人士视为民间领袖。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费城成立了一个名为“联邦同盟”（Union League）的附属于共和党的团体，通过它组织成一个个政治俱乐部，黑人退伍军人先是成为选民，接着成为县里的社会活动家，然后是州议员，最后是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在一个将男子气概和服兵役等同于公民身份的世纪里，一个穿着破烂制服却很自豪的自由民被证明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候选人。他们服役的事迹，以及他们从士兵转变为政治明星的传奇故事，翻开了新的篇章。[23]

对那些熟知现代民权斗争的人来说，公共交通整合的故事、战场归来意志坚定的士兵的故事、勇敢的牧师的故事以及为建立像样的公立学校而斗争的故事听上去简直太熟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段进步改革时期会结束呢？为什么一百年后的后来一代活动家又不得不发起类似的斗争呢？问题回答起来可没那么简单，解释重建为什么会结束的理论的政治家、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与提出重建理论的一样多。有个学派认为，尽管南方白人认识到继续战斗是徒劳的，但他们还是忠于邦联，敌视华盛顿特区的政府，并在白人至上的事业中团结一致。从这个角度看，所有阶层和性别的白人都对黑人共和党人以及他们的秘密盟友发动了一场无情的游击战。怀着对失败的事业的忠诚，即使是那些从共和党的经济计划中受益的南方白人，也最终认定种族问题高于个人利益，并坚决要倒转政治进程的车轮。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其实每一种有助于解释重建失败的理论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它低估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南方邦联最后几年的心存不满，并夸大了战争刚结束后白人团结和抵抗的程度。[24]

德拉尼对查尔斯顿已经自由的棕色人种的不明智的谴责，为其他学者提供了一条不同的线索。一些历史学家指出一小部分混血的卡罗来纳人在重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发现那些在战前获得解放的人——所谓的自由人（与此相对，那些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时获得解放的人称为自由民）——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中占有过高比例的席位。这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位于中间位置的非裔美国政治家未能支持农村自由民所看重的更广泛的土地再分配计划。这一理论指出，由于未能推出真正的进步纲领，浅肤色的城市居民落入白人保守派和温和的南方共和党人（这些人常常被嘲笑为无赖）手中，因此失去了农民选民的支持。但是，唯有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才是大批棕色人种的家园，这些人通过强调白人的庇护并且随后在自己和那些因战争而获解放的黑人劳工之间进行语言上的区分，才获得了自由。这一理论的批评者补充说，即使在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黑人自由民，尤其是退伍军人、工匠和牧师，也迅速向老一辈的有色人种精英发起挑战，正如他们所质疑的，鉴于查尔斯顿的大多数棕色人种相对缺乏财富和经济自主权，他们是否可以被恰如其分地定性为资产阶级。[25]

一种更新的理论认为，数百万突然获得解放的人要实现一种独立的文化生活的决心，助长了白人种族主义者保持单独的政治身份的愿望，尽管这些白人为后来的民权斗争奠定了基础。内战前的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当受奴役的黑人被束缚在一种将其与其白人主人捆绑在一起的法律和经济安排中时，他们还能维持多大程度的自主权。一些人假设黑人社区是男女奴隶于长时间劳动后，在远离白人监督的情况下在住所里打造出来的东西，另一些人则回应说，即使被困在一个压迫性的制度中，受奴役的南方人也为一个单独的黑人社会奠定了基础，这个社会使奴隶们能从心理上抵御他们法律地位的恶化。因为即使是像重建这样的革命时期也是建立在战前的基础上的，这一理论暗示着，1865年后的黑人自治颇具讽刺意味地促成了美国短命的跨种族民主实验的结束。这并不是说像德拉尼或“该隐老爹”这样的黑人活动家应该为这个时代的消亡负责，而是爽快地承认：黑人机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之前，旧的种族伤口愈合得很慢。[26]

另一些“修正主义”学者（这是个强加给现代历史学家的并不十分准确的术语，这些历史学家和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一样，都认为重建是创造一个更民主美国的崇高之举）关注北方的失败，尤其是共和党商业阶层所固有的保守主义。按照这种解释，已在北方部分地区开始的工业化增长在战争期间加速，并导致工人阶级组织第一次有意义的萌动在1866年随着全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r Union）的诞生而出现。面对新的劳工斗争，共和党大亨们越来越敏锐地察觉到南方“救赎者”——本地白人商业阶层——以及旧种植园主阶层的残余势力控制他们的劳工的欲望，因此，除了最严重的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北方的大人物们逐渐对其他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拨共和党人的自由劳工思想的胜利被证明对支持蓄奴的信念来说是如此危险，但讽刺的是，最终未能满足南方自由民的需要。可悲的是，北方工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工厂老板的早期尝试，也阻碍了南方黑人这么做的能力。[27]

对北方的第二次批评针对的是有投票权的公众，而不是其工业或政治精英。一些作家正确地认识到北方的种族主义与南方的种族主义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强调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态度，并发现北方的选民乃至共和党人都没能坚持影响深远的种族政策这一点并不奇怪。这些中产阶级选民对他们认为旨在帮助南方自由民的特殊利益立法持批评态度，认为自己为联邦而战，已经履行了对昔日奴隶的义务。他们夸耀自己的经济成功是建立在私营工业基础上的，而不是依靠种族、性别和区域等偶然性，他们拿拥护个人主义为自己未能持续支持对南方的有意义的社会变革找借口。由于大多数北方立法机构（新英格兰以外的）只是勉强支持黑人的投票权，并且回避促进社会或性别平等的立法，华盛顿那些胆小怕事的共和党人不得不小心谨慎，以免在选民前面走得太远。1870年代，当南方白人常以谋杀和残害两种方式继续抵制民主化时，疲惫不堪的北方选民在压力下只好对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都很少支持的进步社会议程让步了。[28]

这些理论中有极少数是相互排斥的。有些是对其他学派观点的补充，或者对同一棘手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相关问题。然而，在试图解释1860年代末的进步的改革运动为什么搁浅时，历史学家一贯地把焦点放在那个时代的后几年，即那些在1860年代末改革派立法之后出现的可怕时刻，因为政治势头正在消退这一点日渐明朗了。基于对1870年代中期南方大部分地区重建工作失败的认识，学者们自然倾向于从中寻找问题所在，假设昔日邦联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或华盛顿方面在这个时代即将结束之时的政治失误，导致了美国第一次有意义的种族平等运动中断。核心问题往往变成为什么重建会失败而非结束，这暗示着重建进程本身存在某种缺陷并因此造成了其自身的失败。

对于重建何时结束，学术上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许多作者指出1876年那场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导致获胜者拉瑟福德·B.海斯从南方撤出了剩余的联邦军队。与用军队保护男女自由民同样重要的是，士兵人数在1870年代稳步下降，而且，即使在人数相对较多时，士兵也趋向于驻扎在城市地区而不是白人暴力最为显著的农村地区。但是，要确定这个时代开始或结束的具体日期，就要通过华盛顿的政治较量和国会法案来界定。黑人老兵和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所要求的许多法律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对于美国各地的黑人活动家来说，服兵役和1863年申请公民身份仅仅标志着对旧的要求加快了步伐。所有倡导民权和社会正义的人也没有在1877年停止他们的斗争。直到1901年，黑人国会议员一直代表着南方地区，而在重建期间获得选举权的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的非裔美国选民从未失去这一权利。共和国各地的重建工作既没有失败，也没有结束，甚至在那些活动人士被谋杀、选民政治权利被剥夺的州，民主运动也仍在继续。

这本书从重建的曙光中展望未来，并将其消亡的根源定位于它的开端。尽管南方的白人最终会以种族至上的名义跨阶级团结起来，并将杰斐逊·戴维斯政府浪漫化——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战争期间都鄙视这个政府——但这种种族内部的一致发展得非常缓慢。诚然，许多前种植园主和南方邦联的退伍军人从来没有接受失败，也没有承认美国黑人的平等。然而在1865年春天，当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士兵七零八落地回家时——很不幸，25.8万名南方人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农场和家庭——大多数人准备接受林肯政府打算强加的任何条件。“我必须为南方人说句公道话，”改革家查尔斯·斯特恩斯承认，“当时，广大民众显然更愿意弥补他们的经济损失而不是修复他们的政治利益。”一位佛蒙特州来的记者同意这种说法。“重建工作顺利进行了好几个月，”他在1866年说，“那些叛乱州似乎以惊人的速度‘步入正轨’。”就连南方邦联的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将军也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克制、宽容和服从”。朗斯特里特劝告道，南方白人是“被征服者”，他们必须“大大方方地”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只有“一条路留给智者去走，那就是接受征服者现在开出的条件”。如果在南方邦联投降后的几个月里，开明改革的前景是光明的；如果萨姆特堡的庆祝者们没有天真地相信光复庆典预示着美国种族关系的一个新开端，那么是什么像斯特恩斯所说的那样“激怒了南方人”呢？是什么“将反叛的邪恶本领重新灌输到那些厌倦战争并希望保持安宁的人的心中呢？”上天为这个国家开启了一扇巨大的机会之窗，无论多么短暂；但那一刻很快就过去了。[29]

早在1865年的耶稣受难日，这扇窗户就开始关闭了。原因也许不在于林肯是唯一一个有能力重建国家的人，而在于安德鲁·约翰逊被证明是一个完全不适合这个工作的人。从他上任伊始，这个田纳西来的约翰逊就向他的南方白人同胞表示，他几乎不会对他们提出任何要求。直到战争中期还一直敌视美国黑人的约翰逊，本人就是个奴隶主。最初他只要求批准第十三修正案，以作为南方重返国会的条件。对于这位意外成为总统的人来说，黑人解放是这一进程的结束，而不是走向政治和社会平等的第一步，而且他也无意动用军队来确保自由民的宪法权利。1866年夏天，亚拉巴马州的一位共和党人写信给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抱怨“约翰逊总统的重建政策和他对政府的公开敌人的极度偏袒已成事实，并且这些正在迅速让国家重新陷入无政府状态”。一名马里兰州的记者补充说，尽管他曾经担心林肯会“报复心切”，把“叛国罪”定为“罪大恶极”，而林肯的继任者反倒“把忠诚定为十恶不赦”，以至于白人或黑人共和党人“在叛乱州的生命和财产都不再安全”。一小撮顽固好斗的反动分子意识到总统只是在正式重新奴役被解放的黑人的问题上划了一条线，便出手控制了事态，并选举了前南方邦联官员，包括前南方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出任州和国家的公职。当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拒绝批准第十三修正案，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在内的大多数战败州颁布的一套严格限制非裔美国人政治权利的《黑人法典》时，南方的温和派陷入了沉默，或者被吓得默许。正是卡罗来纳州的《黑人法典》引发了11月在锡安山教堂举行的抗议集会。[30]

随着可用于保护美国黑人的联邦士兵数量不断减少，再加上意识到约翰逊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正当的，少数从未接受战败事实的南方白人对黑人活动家和白人改革者发起了一场有针对性的暴力运动。尽管学者们最近逐年列出了1872年大选后发生的一系列致命骚乱，尤其是1873年4月路易斯安那州科尔法克斯发生的大屠杀，然而规模小杀伤力却很大的暴力早在1866年就开始了。那一年，南方邦联的老兵都瞅准了一点：白宫不会对他们的报复行为予以打击。思想教条的南方白人没有继续从事那种引起北方记者和政治家愤怒的大规模、公开的野蛮行为，而是悄悄地但有条不紊地攻击正在崛起的共和党新一代官员。1868年遭暗杀的人中就有本杰明·F.伦道夫牧师，他曾在查尔斯顿黑人教堂的落成仪式上宣读过祈祷文。[31]

当黑人活动家为他们的信念付出生命的代价时，惊恐万分的投机分子（北方政客、传教士和教师）纷纷逃离了南方。改革人士本可以借机顶替他们留下的空位，却往往选择了活命，他们难过地意识到，放弃重建工作的代价意味着未来一代的活动家将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投票权和种族融合。正如这些男男女女所知，重建并没有失败；在重建工作崩溃的地区，它是被那些在内战期间为捍卫奴隶制而战，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以游击队的身份继续战斗的人暴力推翻的。民主运动可以通过暴力活动叫停。

白人治安维持会不仅袭击黑人，还攻击那些允许社会进步并将获得自由的男女黑人从种植园生活带入另一种生活的机构。1866年初，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上校向自由民局局长奥利弗·O.霍华德将军提交了一份在这两方面都非常典型的报告。“伊丽莎白城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他报告说，“在此期间，一座为自由民学校而设的旧教堂被烧毁，一些退伍的黑人士兵惨遭毒打。”上校命令增派部队进入该地区，但这意味着必须从该州其他需要部队的地方撤出兵力。当士兵们怀着“逮捕袭击者”的期望到达时，行凶者已经不见了。然后，又一所学校没了，位于伊丽莎白城黑人社区中心的一座教堂也化为灰烬，黑人老兵遭到残酷对待并被解除武装，而全县百姓已经明白希望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32]

那些有勇气继续斗争的人明白民主的代价，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为这一事业赌上自己的性命。共和党人詹姆斯·L.奥尔康报告说，“我们将开个大会，传单已经发出，我们将举行一次盛大的集会”，就在密西西比的梅肯。他接着说，当地政府判处“3名黑鬼星期五接受绞刑，而我们的会将在第二天举行”，这绝非巧合。对于胆小的人来说，如此直白的警告没什么必要重复。对于坚决果敢的人而言，党的活动家在黑夜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就像奇怪的果实从白杨树上飘落。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达文波特回忆道：“我在镇上投了共和党的票。虽然我的朋友都没当过官，但我还记得他们中的几个。老李·南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868年当选为立法议员后被一个白人杀害了。很快，就连那些只想投票的人也被选举日手持猎枪和棍棒的暴徒找上了。[33]

那些缄口不言的人中就有小罗伯特·维齐。1871年他在自由民储蓄银行开户时，他的父亲老罗伯特和母亲都已去世。该银行于1874年倒闭，是前一年全球大萧条的受害者。在鼎盛时期，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机构持有61131名储户的330万美元资产；没有记录显示罗伯特·维齐和安娜·维齐在恐慌中损失了多少钱。那年1月，他们失去了一件更珍贵的宝贝，那就是他们刚出生的儿子、跟他父亲同名的罗伯特·A.维齐因“痉挛”夭折。孩子被安葬在城市墓地，那是一处穷人的埋骨之所，表明这个家庭重新陷入了贫困。虽然这位悲痛的父亲年仅42岁，但维齐一家再次从公众记录中消失了，他们短暂的兴旺和乐观是一面悲惨的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破灭的希望。[34]

今天，游客们坐着马车经过破败的查尔斯顿市监狱和旧交易大楼，而丹马克·维齐便是在那大楼的地牢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和许多美国人一样，这座城市的导游并不太清楚重建是怎么进行的，尽管他们做导游之前都需要接受培训。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白人导游指着萨姆特堡解释说“激进的重建是南卡罗来纳州历史上最不民主的时期”。然而事实上，重建根本不激进，它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是19世纪最民主的几十年，以至于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第一个进步时代。就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B.塔尼支持将奴隶制扩展到西部地区，并宣布美国黑人即使生下来是自由人也不能成为共和国公民的十年后，黑人仍在北方各州为选举权而斗争；在查尔斯顿、新奥尔良和旧金山为打破乘坐公共交通的歧视而战；为种族融合的公立学校筹措资金；为在昔日邦联中投票和获得公职而奋斗。而黑人老兵、活动家、牧师、议员、登记员、民调工作人员、编辑和一些忠实的白人盟友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投身这项事业，险些推翻了一位种族主义者总统，但最终因为白人暴力而输掉了他们的战斗，这便是本书的主题。[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