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文献回顾与研究背景

2.1.1　理论基础

《科尔曼报告》发现，家庭背景是影响个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及心理学家逐渐意识到，家庭人口结构（family configuration）是一个重要的家庭背景特征变量。布雷克（Blake, 1989）在体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相关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的著作中，将家庭人口结构因素聚焦于家庭规模（family size），特别是父母生育的子女数量。大量研究表明，同胞数量和个人的教育获得、教育成就、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具有普遍的、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osenzweig等，1980；Hanushek E.，1992；Black等，2005；Olof和Grönqvist, 2010）。

至少有两种主要的理论从不同的方面解释了家庭生育规模和个人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Chu等，2007）。贝克尔等提出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及与之相近的“资源稀释理论”（resources dilution model）认为，夫妇的生育行为就是一种在既定资源约束下的权衡。为了满足将来的养老需要，夫妇需要在生育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做出选择。当生育数量下降时，家庭在进行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时所面临的资源约束被放松，平均每个孩子的教育投入资源会增加。根据教育生产函数的相关理论，教育资源投入的增加将带来产出的增加，因此，平均而言，每个孩子的教育质量会上升（Becker等，1973）。

群集理论（the confluence theory）认为，家庭生育规模会影响儿童的智力遗传及其在家庭生活中所处的平均智力环境。由于成年人的智力水平高于儿童，因此生育数量越多，儿童在家中所处的平均智力环境水平就越低，从而不利于其发展（Zanjonc, 1976）。有趣的是，这一理论暗示了家庭环境中人际交往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基于这一视角，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拓展性的理论，如年长同胞外部性理论、参照组理论及少数性别理论等（Butcher和Case, 1994；Conley, 2000）。这些理论都认为，儿童在家庭中拥有某种性别的同胞(1)，会对自己的教育获得及教育发展产生积极的外溢作用。因此，缺乏同胞之间的紧密的人际交往联系，将导致儿童面临更多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从而不利于其教育发展。

2.1.2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规模变化及教育发展的影响

为了避免人口快速持续增长，中国政府在1980年9月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曾毅，2006）。该政策对人口结构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比例急剧增加，从1971—1975年的3.53%增加到1991—1995年的31.35%（Lee, 2012）。在本章所使用的来自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样本中，独生子女家庭占比为9.48%，其中独生男童占比为11.24%，独生女童占比为7.60%，这些比例接近1991—1995年的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分别为9.80%、11.92%、7.34%）。

在前述理论基础的启发下，学者们从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研究了计划生育政策对教育发展的影响。经济学家以“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为基础，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年青一代的受教育程度和入学概率有所提高（Li等，2008；罗凯、周黎安，2010），并且这种质量-数量权衡效应对女孩的教育获得具有尤为明显的作用，教育性别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改善（Tsui和Rich, 2002；Lee, 2012）。因此，经济学家认为，出于提高国家人口素质、提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质量的考虑，现阶段不应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刘永平、陆铭，2008）。

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更加强调家庭社会化过程对儿童心理、人格方面的影响，然而相关研究结论并不明确。例如，有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学习动机更强（范存仁等，1994），更加乐观、自信，出现问题行为的较少（何蔚，1997）。但是，独生子女也存在独立性较差、以自我为中心、合作精神较差等问题（范存仁等，1994；Jiao, 1986）。随着年龄的增长，独生与非独生男生的问题行为差异并不明显，但是独生女生的问题行为比例始终高于非独生女生（陶国泰等，1999）。此外，独生和非独生子女在心理适应性上并无显著差异（Poston和Falbo, 1990；Falbo和Poston, 1993）。

本章的研究认为，已有文献对家庭生育规模与教育发展的关系的讨论可能并不完整，这与相关研究使用的度量教育发展成果的指标较为单一有关。(2)已有研究较多地关注学生教育发展的认知层面，但是非认知层面的特质，如毅力、动机、自尊、自我控制等会影响个人的认知能力，从而关系到将来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最终结果（Lee和Park, 2011），因此也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另外，家庭生育规模对这两种教育发展成果的影响机制完全不同。以学业成绩、入学概率来度量教育发展结果，强调的是不同生育规模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遵循的是“家庭生育规模—资源约束—教育成果”这样的逻辑；以心理健康等指标来度量教育发展结果，强调的是不同生育规模对子女社会化过程的影响，遵循的是“家庭生育规模—家庭人际互动关系—教育成果”这样的逻辑。不同的指标与影响机制蕴含着对研究结果不同的解释，以及不同的政策启示，因此应选取更全面的教育发展成果指标。

为了更加全面地阐释家庭生育规模对儿童教育发展的影响，本章综合考虑了家庭生育规模对上述两方面儿童发展指标的影响。具体来说，本章同时考察了家庭生育规模对子女的学业成绩及心理适应性水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