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机制

在家庭与教育不平等关系的研究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从家庭的视角来看，教育代际流动的机制是怎样的？相应的政策干预措施有哪些？这也是代际流动研究近十年来重点关注的问题（Björklund和Salvanes, 2011）。这部分首先介绍学术界长久存在的“先天-后天之争”；其次讨论后天教养环境下各类家庭资本的作用；最后谈与家庭人口结构有关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1.2.1　先天遗传还是后天教养更重要

基于前述教育代际流动的理论框架，学者们想进一步了解：对个人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而言，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家庭教养环境究竟谁的影响更大（Björklund和Salvanes, 2011）。区分遗传（genetic）和环境（environment）对教育代际流动的贡献至关重要。首先，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对“先天-后天”的争论是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共同关注的一个持久性的热门话题。其次，这一争论与公共政策和实践问题直接相关。如果我们发现影响个人教育的家庭因素主要来自后天的家庭教养环境，那么旨在缓解家庭预算约束、提高父母育儿技巧的公共政策就有助于促进教育的代际流动。但是，如果教育代际传递的主要原因是先天遗传所致，或者说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自然选择，那么公共政策的干预空间就很有限（Black和Devereux, 2011；Sacerdote, 2002）。

那么，如何识别教育代际流动的机制呢？用专业术语来说，学者们希望识别代际之间的教育相关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很多国家的研究都发现，父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代的受教育程度也越高，即教育代际相关系数是正的，并且绝对值较大。这可能是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让父母更有能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成长环境，从而在后天有助于子女的教育获得，这就是计量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causation）。但是，教育代际弹性或教育代际相关系数是通过子代受教育程度对父代受教育程度的回归估计得到的。正如图1.1所示，由于我们遗漏了不可观测的父代的禀赋或能力因素，这些遗漏变量既影响父代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子代的受教育程度，从而导致OLS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因此，即使我们发现父代的受教育程度变量系数显著为正，我们也难以将其识别为因果关系。更通俗地说，我们观察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往会养育受教育程度同样较高的孩子，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在遗传基因、禀赋等因素上具有优势，这些先天因素遗传给了子女，因此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选择（pure selection）（Black等，2005a）。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识别父代受教育程度与子代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经济学家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①以来自父亲（或母亲）是双胞胎的子女的样本进行研究（twins as parents）；②以父母的亲生子女和领养子女的样本进行研究（adopted children）；③寻找一个外生于父母能力但又与父代受教育程度相关的工具变量进行研究（Black等，2005a；Björklund和Salvanes, 2011）。由于领养子女样本在国内很难找到，因此我们仅介绍其他两种方法。

基于双胞胎样本的研究思路是：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取决于父亲（或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或母亲）拥有的与子女教育相关的禀赋特征（既包括可测的，也包括不可测的）——这些禀赋特征对于来自同一对双胞胎的个体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父亲（或母亲）是双胞胎的子女样本，那么进行一个差分估计，就能消除那些不可观测特征造成的估计偏误（Black和Devereux, 2011）。这方面最早的代表性研究来自Behrman和Rosenzweig（2002），但是他们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无助于提高子女的教育获得。然而，该方法不仅对样本要求比较高，同时也强加了非常强的假设前提——双胞胎之间不仅在基因上完全一样，在后天习得的育儿理念、行为等与子女教育有关的禀赋特征上也一样（Black和Devereux, 2011）。正如本章最后一部分综述的内容所证明的：事实上，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当中，父母对待不同子女的偏好和行为可能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使用更为广泛的方法是工具变量估计。其基本思路是：以一个外生于模型的“冲击”（如教育法规的制定、社会事件的影响等），作为内生的父代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这个外生冲击完全独立于模型，因此它与被忽略的父代的能力因素不相关，从而可以得出更加准确的父代受教育程度和子代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

Black等（2005a）以受教育年限作为度量受教育程度的指标，以挪威1960—1972年实施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义务教育法改革作为一个外生的工具变量。他们的估计显示，尽管OLS回归估计得到的父亲（或母亲）与儿子（或女儿）的教育代际弹性很大，但是工具变量估计并没有发现父亲与儿子（或女儿）及母亲与女儿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因果关系，唯一的例外是母亲和儿子的受教育程度的确是一种因果关系。换言之，先天遗传是教育代际传递的主导因素。但是，更多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Oreopoulos等（2006）以美国历次义务教育法改革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父母任何一方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复读的概率会下降2%～4%。Maurin和McNally（2008）以一个有趣的外生事件作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学生骚乱很快蔓延全国，因此正常的入学考试被终止，各类教育的通过率都显著提高，结果导致那一代学生当中有不少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较其他出生队列的同龄人要高。他们发现，那些因为骚乱放宽入学标准而获得更高受教育年限的人不仅自身在将来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和职业地位，还将这种教育外部性传递给了下一代——他们的子女的复读率也显著下降。Carneiro等（2013）以母亲求学时的教育成本变化作为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助于提高子女的数学和阅读成绩、降低复读率和问题行为发生率。李云森和齐豪（2011）以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普及政策作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结果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是否接受10年以上教育具有正的因果关系，而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杨娟和何婷婷（2015）以“文化大革命”事件对一代人受教育程度的冲击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增加7.75%。林莞娟和张戈（2015）以1978—1982年我国延长中小学年限的学制改革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受教育程度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在识别教育代际流动的因果关系时，虽然工具变量方法用得较多，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一个符合要求的工具变量很难寻找。尽管随着国内数据搜集工作的不断推进，1986年实行的《义务教育法》以及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都可以作为中国研究的工具变量，但是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很容易受到质疑。有研究者指出，已有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看似不直接影响子代的教育，但其实不然（Black和Devereux, 2011）。以高校扩招这一工具变量为例，为了解决扩招之后的人才培养质量下降问题，我国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强化本科教学质量评估、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等，而这些因素也直接影响到子代的教育获得，因此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其次，工具变量估计的效应是一种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ATE），它反映的只是总体当中一部分会受到该工具变量影响的样本的代际效应，难以反映总体的代际流动关系（Black和Devereux, 2011）。

1.2.2　后天环境中各类家庭资本与家庭行为的作用

既然后天的教养环境很重要，那么是哪些家庭资本及家庭行为影响了教育的代际流动？对此，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视角。

（1）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父母参与的作用

社会学强调物质财富以外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教育代际传递中的作用（Bourdieu, 1988；Coleman, 1988；De Graaf, 1988）。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往往有更好的文化资本，这意味着有更好的教育理念、更适于学习的家庭氛围。家庭藏书量是物化的（objectified）文化资本。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论在哪个国家，家庭藏书量都和学生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othstein, 2010）。在美国，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和双语家庭儿童的语言能力差距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前者的家庭图书资源更加丰富（Feng等，2014）。即使不用家庭藏书量这一指标，仅仅使用“家庭是否拥有一部百科全书”这一变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儿童的语言识字测试得分。因为虽然儿童不太可能去阅读家中的百科全书，但拥有这类藏书意味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高，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儿童教育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模仿效应（Leibowitz, 1977）。

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资本的概念不仅包括家庭开展的高阶文化活动，还包括父母的育儿理念和行为（Roksa和Potter, 2011）。很多研究发现，育儿理念因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存在着显著的阶层差异。一项针对美国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10岁儿童的家庭生活的研究表明，在父母的育儿方式上，种族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但是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却很显著。具体而言，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关注的是如何“教”（cultivation），父母投入大量精力，通过有组织的闲暇时间活动培养子女。而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关注的则是如何“养”（natural growth），父母只提供子女成长的必备条件，至于闲暇时间的安排，则全部交由子女自己处理（Lareau, 2002）。新近的研究表明，父母育儿理念和行为的差异不仅与父母当前的地位有关，也与父母自身的家庭出身有关。换言之，文化资本在教育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不仅发生在家庭内部儿童成长的童年时期，也发生在为人父母的整个生命周期，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文化流动（cultural mobility）的假说（Roksa和Potter, 2011）。这对出身于低阶层家庭的父母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致的地位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行为，从而促进下一代的教育流动。

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也更有时间且更愿意花时间陪伴子女。这种育儿时间投入在Coleman（1988）的研究中叫作“社会闭合”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与之相近的是“父母参与”这一概念，具体包括父母在家中辅导或监督检查子女的作业、了解子女在学校的情况、带子女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等，以及在家庭以外与子女学校和教师的交流等。因此，有学者关注父母育儿时间投入（Guryan等，2008）、家庭阅读频率（Kloosterman等，2011）、家长参与和家校合作交流（McNeal, 1999）等需要花费父母时间投入的行为的影响。很多研究者都发现，父母的育儿方式，如是否愿意花时间陪伴儿童、如何陪伴儿童（如是陪儿童阅读还是看电视）、如何与和儿童教育发展相关的其他人（包括儿童的教师、同学的父母、社区其他居民等）交往等，都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相关。

Leibowitz（1977）对美国3～5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家庭是否拥有洗碗机、烘干机和儿童的看图识字测试得分正相关。这意味着洗碗机、烘干机虽然也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一种体现，但其对儿童教育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它们是一种可以节约劳动时间的设备（同样体现家庭经济收入但是无法节约劳动时间的电视机、家庭音响设备对儿童识字得分并无影响），可以让父母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育儿。研究者进一步发现，育儿时间的投入数量和投入质量都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有关。一般来说，母亲陪伴子女的时间远远多于父亲，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仅仅体现家庭的遗传基因或社会经济地位，而与育儿时间投入无关的话，那么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儿童识字得分的影响应该是类似的。然而有关研究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对识字得分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父亲受教育程度对识字得分并无显著影响。这就意味着母亲受教育程度不仅体现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更体现了育儿时间的投入数量。进一步区分母亲的育儿时间发现，母亲与子女阅读、母亲自己阅读都对儿童识字得分具有正效应，并且前者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母亲陪儿童看电视或者母亲自己看电视则具有负效应。

针对中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在发展中国家，受家庭经济、儿童自身健康等因素的影响，上学年龄推迟并不鲜见，这会对儿童的终身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李宏彬等以儿童上学年龄作为衡量教育获得的因变量，考察了父母育儿时间投入的影响。有关研究发现，母亲育儿时间投入越多，儿童上学的年龄就越早。一旦控制了母亲的育儿时间，儿童健康状况对入学年龄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母亲增加育儿时间从而有助于提高儿童健康实现的（Li等，2005）。

父母一个重要的有益于子女教育发展的行为就是家庭阅读。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父母在家庭中和孩子的阅读频率越多，对儿童的教育发展就越有益。父母如果在家庭中给4～5岁的孩子读书的话，将显著提高孩子的阅读技能和包括运算能力在内的认知技能，并且这种技能培养优势会至少保持到10～11岁（Kalb和Van Ours, 2014）。Feng等（2014）对美国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和双语家庭儿童的研究发现，父母在儿童早期成长阶段是否经常给孩子读书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其未来语言能力的指标，其作用超过了给孩子讲故事和唱歌。

有关父母参与和家校联系对子女教育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是国内这几年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研究发现，父母在家庭内部监督子女做作业、与子女讨论学校情况，在家庭外部进行家校联系等的时间投入，对子女的学业表现具有积极的影响（Carbonaro, 1998；Pong, 1998；赵延东、洪岩壁，2012；黄亮，2016；朱钰淇等，2017；梁文艳等，2018；杨中超，2018）。但本书第5章的研究发现，这些父母参与行为对西部农村家庭子女的学业表现并无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基于国外研究概念化的“父母参与”度量指标并没有准确度量中国农村地区父母真实的教育参与情况，这也是未来国内研究应该关注的一个方向（李晓晗、郑磊，2016）。

随着两性社会分工的变化，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男性也不只是负责为家庭挣钱，同时也承担了一些直接的育儿责任。因此，在有关父母育儿和子女教育参与的研究方面，国外开始讨论父亲参与（fatherhood）的影响（Carlson和Van Orman, 2017；Kalil等，2016；Lindberg等，2017）。国内的研究尚未关注这一问题，这也是今后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2）经济资本与预算约束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在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的预算约束较小，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投资和选择。因此，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资本是教育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父母教育—家庭收入—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子女教育”是教育代际传递的机制（Becker和Tomes, 1979）。Carneiro和Heckman（2002）等经济学家修正了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家庭经济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并且“钱”的真正作用在于长期效应。贫困家庭并非因为在高中或大学教育转换阶段无力支付学费（也即短期的借贷约束）限制了子女的教育获得，而是因为无法为子女提供高质量的家庭环境，特别是早期成长阶段的各种干预措施，从而极大地影响子女的能力发展。

Heckman等近年来的研究集中讨论了早期／学前发展干预措施对青少年时期教育获得和学业表现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社会经济地位弱势家庭在婴幼儿成长的早期阶段，因为经济资本的匮乏，没有为子女提供充足的高质量的营养、健康和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这一阶段，是个人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和敏感期。因此，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和成就的影响是一种长期的、累积的作用。他们利用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概念，构建了一个“能力形成的动态模型”。该理论强调人的能力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多阶段过程，具有两大特点：自我生产——之前形成的能力能够促进之后阶段能力的发展；动态互补性——在某一阶段对能力进行干预或投资，其生产效率取决于之前已经获得的能力（Heckman, 2006，2007；Cunha和Heckman, 2007）。

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的关系，这对经济资本在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Corak（2013）提出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的国家，代际收入弹性也越大。换言之，不平等伴随着代际固化。父辈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明显，意味着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越大。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最低收入分位组家庭用于子女教育有关的支出从每个孩子835美元增长到1315美元，而最高收入分位组家庭的支出从每个孩子3536美元增长到8872美元。因此，富裕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比贫困家庭子女多出很多。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也在不断上升，从而使得贫富家庭子女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盖茨比曲线背后的机制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高等教育回报率上升—代际收入固化”。

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检验了父代收入分配差距与子代教育获得、学业表现的关系。Campbell等（2005）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与之相伴的，是白人学生的教育获得在增加，黑人学生的教育获得几乎不变。Reardon（2011）对美国的研究发现，过去25年里，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在学业表现上的差距也有所扩大。“钱”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学业表现和未来社会经济结果的影响越来越大。Fan等（2015）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盖茨比曲线”：父代教育年限的离散程度越大，代际教育流动性越低。然而，也有研究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健（Bloome, 2015）。因此，对于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的关系，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制度来分析。Mayer（2002）指出，在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居住空间上的地理分隔。美国基础教育入学和教育经费投入采取的是“学区制”，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论猜想去解释收入不平等、分隔与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但预测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而Fan等（2015）指出，中国的“盖茨比曲线”是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和教育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分权化的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等制度化因素所致。

如果家庭经济资本或者说父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的预算约束的作用更大，那么旨在缓解家庭预算约束的公共教育支出政策或者税收政策就有可能促进教育代际流动。这一具有政策启示的推测被不少实证研究所证实。Mayer和Lopoo（2008）发现，在美国那些公共教育支出更高的州，代际流动性也更高。Aizer（2014）基于25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增加公共卫生支出可以显著降低家庭在子女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影响，缩小子女PISA测试成绩的差异。此外，增加公共住房支出、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也具有类似的但是程度稍小的作用。孙志军（2011）发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可以减少家庭背景对个人受教育机会和学业表现的影响。Li等（2014）基于中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贫困家庭的受教育程度，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类似的还有杨娟和周青（2013）、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刘楠楠和段义德（2017）的发现。

既然时间投入和物质投入是父母影响子女教育的两种投入方式，那么父母是否会用其中一种投入替代另一种投入呢？一项针对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随着农村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加，父母没有时间在家陪伴子女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因此存在着以打工挣得的物质投入替代时间投入的现象（Kong, 2008）。但也有研究发现，无论在中国西部农村还是中东部农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在儿童教育投资决策时，并没有用物质资源投入去替代时间资源投入，而是在两方面都投入得比较多（Brown, 2006；祁翔，2013）。

（3）各类资本的作用比较

到底是与家庭经济资本相关的物质投入的作用大，还是与家庭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相关的非物质投入的作用大？Jæger和Holm（2007）对丹麦进行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预测作用要大于经济资本。郭丛斌和闵维方（2006）发现，对于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要大于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柳皑然和谢宇（Liu和Xie, 2015）发现，尽管家庭收入与子女的认知能力（以词汇能力来度量）显著相关，但是家庭的非货币性资源，特别是父母的育儿方式影响更大。

近年来经济史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方法——姓氏分析方法表明，传统的基于两代人调查数据估算的代际传递性可能偏低。郝煜（2013）利用该方法，对中国社会1645—2010年的长期社会流动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的代际传递性（β值，用家族出现的中举者或大学生数量衡量）在0.78以上，1950—2010年的代际传递性也保持在0.63～0.74。英国（用遗产衡量代际传递性）、瑞典（用受教育程度衡量代际传递性）、美国（用家族的律师数量衡量代际传递性）、日本（用受教育程度衡量代际传递性）、印度（用家族的医生数量衡量代际传递性）等采用类似方法的国家，同样发现了较高的代际传递性（β值为0.61～0.91）。这些β值高于采用传统方法所估计的结果。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并没有有效降低代际传递性。

和该研究对应的是，对“文革”事件对中国社会代际流动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尽管在激进的年代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有效地缩小了教育获得上的阶层差异，家庭背景的影响不再重要甚至出现逆转，但是一旦激进的政治制度变迁结束，优势家庭在教育代际传递上的优势立即显现出来（Deng和Treiman, 1997；Zhou等，1998；佐藤宏、李实，2008）。这说明以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教育政策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但是教育的代际流动模式具有自己的路径依赖特征。由于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受到政策的影响较小，更容易“世袭”，因此对教育的代际传递发挥着持续的、隐蔽的作用，其作用也大于物质资本（郝煜，2013）。

1.2.3　家庭人口结构、家内资源分配与子女的教育获得

家庭之间因为父母的教育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不同，会拥有不同的禀赋、资本及教养行为，不管是先天的遗传路径还是后天的教养环境，都会影响子代之间在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上的差异。但是，即使在同一个家庭内部，如果父母生育了多个子女，同胞之间的教育可能也存在差异，这是一种来自家庭内部的差异。

尽管同胞相关系数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反映家庭和社区环境影响的指标，但是因为同胞相关系数忽视了很多家庭环境当中非同胞共有的因素，因此仍然难以全面度量家庭的影响（Solon, 1999）。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可能会在同胞之间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如父母对不同子女的期望不一样、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过程中有所偏向等。这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子女的性别不同而产生的家庭内部的不平等（inequality within family）。例如，李春玲（2003，2009）发现，家庭背景对女性的教育获得影响更大。

社会学家Conley（2005）的一项研究发现，来自同一家庭的同胞在社会地位、财富、教育成就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各种造成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当中，有3/4的因素来自家庭内部（within family），而非家庭之间（between families）。基于此，Conley（2005）提出了“啄序”（pecking order）的概念。他认为，这种家庭内部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同胞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基于家庭内部的人际互动来研究家庭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这也是此类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在这一研究主题上，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各自的学科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将这种家庭内部的人际互动看作一种资源约束下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社会学和心理学则将这种人际互动看作家庭社会化过程。这种家庭内部的互动关系取决于家庭的人口结构（family configuration）——特别是同胞规模（sibship size）、同胞性别结构（sex composition of sibling）、出生顺序（birth order）、出生间隔（birth spacing）等。

相关研究中，考察同胞规模的影响的研究最多。有关研究指出，同胞规模既影响家庭中每个子女所接受的先天遗传效果，也关系到后天的家庭教养环境。对此，资源稀释理论（resources dilution model）和群集理论（confluence theory，也叫融合模型）给出了不同的解释（Chu等，2007）。按照资源稀释理论的解释，家庭可供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是有限的，家庭规模越大，每个子女的平均投资数量就会减少，从而使人力资本投资质量下降。Becker和Lewis（1973）、Becker和Tomes（1976）提出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quantity-quality tradeoff）与此基本类似，也是后来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而群集理论则认为，家庭中某个孩子所面对的智力遗传环境与同胞数量及自己的排行直接相关，父母生育数量越多，会导致其所处的平均智力质量越低，从而不利于教育发展。和理论预测一致的是，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同胞规模和个人成就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osenzweig和Wolpin, 1980；Hanushek, 1992；Black等，2005b；Åslund等，2010；Li等，2008；De Hann, 2010；Silles, 2010；罗凯、周黎安，2010）。本书第2章基于西部农村地区的数据对此也进行了研究（郑磊等，2014）。

尽管同胞规模和教育等社会经济成果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广泛存在，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其他家庭结构特征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这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两个因素是出生间隔和同胞性别结构。结合经济学中有关父母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的目标及不同社会的性别偏好文化，可以得出不同的预测。例如，在给定的家庭生育规模下，同胞之间出生间隔越小，对人力资本投资资源的竞争就越大，越有可能对相对年长的女孩的教育获得产生不利影响。同样，在给定的家庭生育规模下，同胞之间男孩越多，在有着强烈男孩偏好的社会里，并且父母在分配资源时的目标是最大化未来家庭的总财富，就会越倾向于给男孩多投资，这就不利于女孩的教育获得。但是，如果父母在分配资源时的目标是平衡子女之间未来的福利，就会对相对“弱势”的孩子多投入资源，从而可能使女孩的教育投资更多。对此，可以参考Powell和Steelman（1990）、Steelman等（2002）、李宏彬和张俊森（2008）的研究。本书第3章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研究（郑磊，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