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上海的郊区人口达至50.3%，提高了2.5%，而中心城区人口降到26.9%，下降了3.4%。上海中心城区与郊区人口比率的持续扩大，正是这些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结果。作为中心城区与郊区结合地带的城乡接合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过去的20年里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研究者们倾向于把城乡接合部视为人员混杂、环境杂乱、问题频发的地方。的确，它既不像中心城区，高楼林立、生机勃勃，充斥着现代化的痕迹，也不像乡村，田园牧歌、远离喧嚣，它更像是从乡村到城市渐变光谱的中间某处。然而，城乡接合部并不是“城”“乡”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城市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的双重作用下，演化出的具有复杂人口结构、利益关系和特殊社区形态、社区事务的独特地域空间。而在规模超大、密度超高、流动性和异质性极强的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更容易成为风险集聚的“高危”地带。因此，剖析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社区治理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机制，讨论社区协同治理路径的发展思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关于国家和社会在基层治理中是如何互动的，大致有三种视角。一种是国家中心主义的，重视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一种是社会中心主义的，强调社会的自治能力。这两种理论视角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却隐含了相同的假设，即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两者只有竞争关系。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提供了一种分析两者关系的新视角。本书从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嵌的视角出发，结合结构分析和组织决策分析，建立结构—权力—行为的分析框架，分析国家与社会在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社区治理运行中合作的路径与方式，进而回答“国家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怎样形成国家与社会有效互动机制”这些重要问题。

本书选取征地拆迁和社区通两个案例展开分析。征地拆迁是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镇政府的中心工作。对镇政府来说，土地收入是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灵活性和自主性均来源于此。对动迁村民来说，征地拆迁是“千年等一次”改变命运、发家致富的机会。因此，分析镇政府与动迁村民围绕征地拆迁展开的协商、谈判过程，是观察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如何互动的一个绝佳切入点。如果说征地拆迁反映的是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基层政府的经济职能，社区通则是基层政府借助信息技术，提升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典型案例。

通过案例分析，本书试图呈现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社区治理运行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机制。首先，基层政府的行为与行政体制的激励和约束密切相关。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镇政府，面对城乡并存的混合型社区样态、人口结构和利益关系复杂的社区主体和兼具城乡社区治理需求的社区事务，治理的难度和工作量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城乡社区，但是与之相匹配的行政资源并没有呈现出相应的灵活性。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镇政府对于能获取巨大预算外收入的征地拆迁，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当然，行政体制也通过统一管理、日常监督、年终考核的方式约束镇政府的行为。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强化了上级政府的过程监控与结果考核，基层政府的行动空间被压缩，责任约束硬化。基层政府为了缓解治理任务与资源的张力，采取策略性手段释放压力、规避风险，导致基层治理的根本问题被遮蔽。

其次，国家和社会在基层治理中交互重叠、相互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存在着交互重叠的第三领域，它们执行上级政策，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既代表国家政策，也代表社区利益。国家与社会又是相互塑造的。国家制定规则，运用权力技术执行规则，规训社会。虽然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运用，让一些学者看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可能性，但实际上，技术向国家和社会赋权不均，技术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能力和控制能力，而公众参与却依然是国家在场，限定了内容与形式的参与。然而，国家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它同样被社会限制和改变着，比如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执行方式。

再次，行动者通过权力互动再生产出了动态的权力关系和新的基层社会权力秩序。在基层治理中，基层政府、社会力量都在以各种方式生产自身的权力空间，并且不断运用自身权力影响对方决策，尽可能地利用对方资源实现自身目标，最终重构了权力关系和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

本书部分内容来自我的博士论文。感谢我的导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李友梅教授，以及张海东、张文宏、刘玉照、金桥、陆小聪、甄志宏、范明林、翁定军、徐冰、黄晓春、梁波等老师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张健明教授在调研过程中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B区G镇党委书记、镇长、镇动迁办主任、规土所所长以及相关干部的真诚接待。他们对于学术研究的理解与支持，让我能够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们对于基层政府面临问题的深思，时常让我感叹学术研究呈现复杂现实的滞后性。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一路支持、陪伴、包容和理解，是支撑我完成研究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