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

（1935年9月至1936年9月）

1935年9月，钱学森心怀“科学技术救国”的理想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取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十分勤奋、忙碌。他在学习上“争强好胜”，而且成绩出类拔萃。对这段求学时光，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曾撰文转述钱学森晚年的回忆：“我年轻时也争强好胜，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一个美国学生当着我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不讲卫生，愚昧无知等等。我听了很生气，立即向他挑战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了，看谁的成绩好？”

关于钱学森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霸”事迹，有这样几则记载：

一是“完美试卷”的故事。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蚕丝——钱学森传》（Thread of the Silkworm）一书中记述：在一次考试中，授课教授出的考题非常难，以致于大多数人都没通过。学生们认为这不公平，商议后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当他们来到这位教授的办公室前时”，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茨（Webster Roberts）写道，“他们发现，钱学森的试卷被贴在门上。钢笔写就的试卷工整完美，没有一点划痕或涂抹痕迹！（他们不再向教授抗议了。）”

二是“英国学生借笔记”。这是1986年10月钱学森在一次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谈话中自己讲的：“1935年至1936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班里有几个中国学生，还有一个英国学生，有一次这个英国人来了，他说：‘我借你的笔记用用，前几天我发烧了，没上课，缺笔记。’我开玩笑说，我们的英语不行，你还是借美国人的笔记吧。他说：‘我是英国人，还有点自豪感，我不借美国人的笔记。我为什么借中国人笔记，因为我服输了，我比不过你们。’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名气是很过硬的。”

三是“中国留学生叶玄请教难题”的故事。美籍华人、台湾“中央研究院”外籍院士叶玄当年也在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有一次，一位教授出了道很复杂的动力学题，大家都做不出来。叶玄去请教钱学森，钱学森巧妙地将这一复杂运算转换成一个简单的代数问题，难题迎刃而解。1989年叶玄在北京遇到钱学森时，问他当时怎么想得那么巧：“这么复杂的运算，到您手里就变得那么简单了？”钱学森淡然一笑道：“那算不得什么，小技巧而已。”

学业上的优势为这名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争得了个人与民族的自尊心。钱学森说：“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因为成绩不但比美国学生好，而且比在那儿同班的其他外国人都好，对洋人的迷信开始打破。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也没有多大的钦佩，觉得他们不过如此。”

学业之外的钱学森，在性格上偏安静内敛，并不那么热衷于社交，钱永刚曾说父亲“这一辈子从来不喜欢高朋满座”。身在异乡，加之这样的性格特质，钱学森的留学生活在忙碌之外难免孤独，好在有音乐相伴。1935至1936年，波士顿交响乐团一共举行了20场演出，钱学森场场不落，这是他读硕士时唯一的娱乐方式。

1936年3月31日钱学森给表弟李元庆写了一封信。当时李元庆在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担任《音乐教育》杂志编辑，他此前写信向表哥约稿，要钱学森谈谈对杂志的看法并介绍美国音乐界的情形。钱学森在信中顺带谈及自己的学习与业余生活状况：“现在我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恐怕不能有时间写点比较像样的文章了。”“以我所在的学校而论，住校的约有四百人，但是我每星期到波士顿交响乐厅去，同我一起回校的，不过二、三人，有时一个也没有。”

1936年9月，钱学森完成硕士毕业论文《湍流边界层研究》（Study of the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但实验设备存在的问题与限制，使他无法得出确定的研究结论。这或许令好胜的钱学森颇感无奈与沮丧。

与此同时，在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上，当时的钱学森遭到了美国的歧视与限制。他回忆道：“因为学工程一定要到工厂去，而美国航空工厂对中国人不欢迎。”这使得钱学森不得不考虑自己未来的方向。对他而言，这次毕业不像以往在国内成长求学时那么顺利与简单。

1936年夏，钱学森做出了一次重要的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毕业之前，钱学森也曾有过去苏联工作的念头，他在入党自传中说道：“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遇当时苏联派在那儿学习的一位同学。我曾特别和他交谈过一次，问他我能不能到苏联去工作，他说可以和纽约的苏联贸易公司接洽。我那时的心情是：不想回国民党中国工作，学好了想到苏联去做事。”硕士毕业后，钱学森终究因为“当时的美国公司不接受中国人去工作，于是只好改行到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航空理论”。钱学森决心追随力学大师、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主任冯·卡门教授攻读博士。

起初父亲并不赞成钱学森读博，认为儿子不该“重理论而轻实际”，应走工程救国道路，回国后多造飞机抗击侵略者。对于钱学森的这一决定，冯·卡门、钱家治及钱学森自己先后表达了见解。

冯·卡门回忆自己与钱学森的初次会面时说：

1936年的一天，他来见我征求我对他下一步研究生学习的意见。这是我们初次会面。我一抬头，看见一位身材略显矮小的年轻人，他表情严肃，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顿时体会到他那敏锐的思维，就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深造。

钱学森致信钱家治，信中写道：

儿学森怀着异常兴奋的心境，向大人报告一个喜讯：我自10月份起，转学加州理工学院，投师于非常杰出的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冯·卡门教授于加州理工学院主持航空学系。全世界的科学界对这位大师都极为向往。大师的治学态度极为认真，只有基础扎实、最守纪律的学生，如德国人、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才有资格在他手下从事研究工作。总之，冯·卡门的谦逊和热情，对事业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皆给儿以很大影响。儿将追随这位大师攻读空气动力学，也将在这位大师身边度过对儿一生事业具有关键意义的时光……

钱家治复函钱学森：

重理论而轻实际，多议论而乏行动，是中国积弱不振的一大原因。国家已到祸燃眉睫的重要关头，望儿以国家需要为念，在航空工程上深造钻研，而不宜见异思迁。

此外，当时对钱学森这一决定发表重要见解的还有一个人——他未来的岳父蒋百里。

蒋百里早年与钱家治是求是书院的同窗好友，又都赴日留学，后在北京工作时，两家常有来往。1936年，蒋百里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考察欧洲和美国军事，其间于11月蒋百里夫妇到旧金山看望钱学森，并对他转向航空理论研究的决定给予鼓励和支持。蒋百里回国后见到钱家治说：“学森转向是对的，你的想法却落伍了。欧美各国的航空趋势，进于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而且美国是一个富国，中国是一个穷国，美国造一架飞机，如果有理论上的新发现，立刻可以改造过来，我们中国就做不到。所以中国学习航空，在理论上加工是有意义的。”

最终，蒋百里说服了钱家治支持儿子的选择。钱学森后来曾感慨道：“对我这一生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总理，一个是蒋百里先生。”“蒋百里先生不仅是我的岳父，他还是我最早的师长和引路人。”

从读博的这一决定中可以看到钱学森在掌握个人命运上的主动性。一方面，在美国工厂歧视中国人的被动局面下，这是钱学森基于自身的兴趣专长、对理论研究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导师冯·卡门的仰慕而作出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在过往的成长阶段，受到父亲与师长显在或潜移默化的引导，不管是考大学还是后来转专业，钱学森的选择都是符合父亲期待的。此次与父亲出现意见分歧，钱学森的选择与坚持也体现出了他在自主性上的成长。正是这次选择开启了钱学森一段辉煌的人生历程。

同时这一选择也让钱学森遇到了人生中的重要导师——冯·卡门。冯·卡门当时已是世界著名的力学大师和空气动力学权威，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航空科学家。他天马行空、侃侃而谈，学术和社交能力都十分突出，在学界、政界、工业界等领域往来自如、游刃有余。钱学森则勤奋、严谨、偏内向，同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师徒二人的天赋和性格特质使他们的合作关系颇有一种互补与相互成就的意味。冯·卡门拥有天才的物理洞察力，能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达问题的关键。钱学森则总能以他的毅力和在应用数学方面的天赋，高质高效地将冯·卡门的理念付诸实践。钱学森后来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和挚友弗兰克·E.马勃（Frank E. Marble）教授认为“钱学森是冯·卡门所遇到过的最佳拍档”，他评价道：“我和他们都一起工作过，当你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时，你便看到了创造。”冯·卡门回忆自己与钱学森的合作时也说：“他与我一起研究了许多数学问题。我发现他想象力很丰富，并成功地将数学天赋与准确构想自然现象背后的物理图像的能力相结合。他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时，就在不少艰深的命题上协助我厘清了一些理念。我感到这种天资是少见的，钱和我成为了亲密的同事。”而导师冯·卡门的培养与器重对钱学森在科学研究上的训练、科学事业上的发展和科学视野的开拓也功不可没，钱学森后来能够成为一名战略型的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导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