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记忆片段

李老师说，翻译不能求快，每天译三百字，就是很好的成绩。这句话，我先是听车铭洲老师转述的。车老师说，他“请教了一位有经验的翻译家”，得到这个答案。有次课间休息，常健师兄问李老师，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每天译多少字？李老师伸出三个手指，说，“三百”。我才知道车老师请教的是李老师，不是王太庆先生。我年轻时翻译很快，最快时一小时能译四百字。然而，我2015年至2016年译叔本华的《人生智慧箴言》，平均每天确实只能译出三百字。

“这是不对的。”——李老师是《西方哲学史》上卷后半部的译者，前半部的译者是何兆武先生。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代重印这本书时，下卷没注明译者，我们很好奇，猜测译者可能也是“何兆武、李约瑟”。有位同学问李老师，他说，下卷的译者是马元德先生，但“那位先生犯了政治错误”，商务不敢署他的名，“这是不对的”。

李老师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封面不印译者的名字，是听从陈伯达的指示。陈说，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封面挂译者的名字，不成体统，译者要谦虚点，不能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平起平坐。李老师说，译著的封面不标译者的名字，“这是不对的”。

好像是1981年，美国一位心理学家到南开大学讲课，现场翻译是钱建业先生。李老师也来听。讲座结束后，77级的一位同学说，李老师肯定也能像钱先生这样现场口译。李老师带着一贯的微笑说，日语，他肯定行；英语，他不行，都能听懂，但得全神贯注，没有余力翻译，更不能像钱先生那样出口成章。讲座中，专家说了一句话，钱先生译为“防患于未然”，一直安静的听众发出一片轻声的惊叹。

李老师说：“我希望你们20年之内有译著出版。”这一点，他的很多学生做到了。李老师说：“我希望我的学生中出一个王太庆式的翻译家。”他的这个心愿没有实现。假如我不因为谋生改变职业志向，也许能接近李老师为学生设立的奋斗目标。

李老师学问极好，可惜留下的作品不多。除了参与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还翻译了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署名“海安”。他告诉张光兄，取名“海安”是在困顿中图个吉利。车老师告诉我，王太庆先生从新疆回到北大后用过一个笔名叫“王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