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庚子之变，资本帝国主义的狂涛冲破了封建的老大帝国的万里长城。在一两年前还视变法为罪大恶极的清廷，也不能不企图依照资本社会的模型来改造自己的国度了。

废八股而为策论，这是在变革过程中的一个最显著的事实。这是必然发生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消说便直接地影响到我们家塾教育的方法上来了。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不消说我们是从试帖诗的刑具解放了下来。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感谢的，便是我还没有受过八股的刑具。什么破题、起讲、搭题、承题等等怪物的毒爪，看看便要加在我头上来的，我在几希一发之间公然免掉了。我是怎样地应该向着什么人道谢的呀！向着什么人呢？——向着帝国主义者罢。

帝国主义的恶浪不消说是早冲到了我们那样偏僻的乡间。譬如洋烟的上瘾、洋缎的使用，其他沾着“洋”字的日常用品实在已不计其数。不过使我们明白地认识了那种变革，就是我们小孩子也意识到了的，是无过于读“洋书”了。

真正的“洋书”不消说我们当时还没有读的资格。我们除圣经贤传之外，开始读了一部《地球韵言》，一部《史鉴节要》。这两部在当时是绝好的启蒙书籍，是用四言的韵语写成，对于我们当时的儿童真是无上的天启。

一直到癸卯年实行废科举而建学校的时候，这个变革才一直到达了它应该到达的地方。在那年的秋闱过后，不久就有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在省城里产生了出来。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五哥进了武备。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像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

什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差不多是源源不绝地寄来，这是我们课外的书籍。这些书籍里面，《启蒙画报》一种对于我尤有莫大的影响。这书好像是上海出版的，是什么人编辑的我已经忘记了。二十四开的书型，封面是红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文字异常浅显，每句之下空一字，绝对没有念不断句读的忧虑。每段记事都有插画，是一种简单的线画，我用纸摹着它画了许多下来，贴在我睡的床头墙壁上，有时候涂以各种颜色。

书中的记事最使我感着趣味的是拿破仑、毕士麦的简单的传记。小时候崇拜他们两个人真是可以说到了极点。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仑的废后约塞芬，她在死的时候还取出拿破仑的相片来表示爱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泪。毕士麦没有拿破仑那样动人，但是我很高兴他爱狗。我家里也有三条大狗，我一出一入就呼着它们相随，自己也就像成了东方毕士麦一样。

还有一篇《猪仔记》。这是一篇小说体裁的文字，叙述外国人虐待中国工人。内容我现在不大记忆了，好像叙的是一位不学好的青年把家财荡尽了，被人骗去做了猪仔，卖到美国的什么地方去开垦。沿途不消说受了无数的辛酸，卖作农奴之后，在外国人的监工者的皮鞭之下流着血汗做很艰苦的工作，所得的工钱有限，而且那有限的工钱大概依然是要被地主剥削去的。地主有种种恶毒的制度、圈套来束缚工人。譬如让他们赌钱吃烟，使他们永远是穷到一钱不名，做终身的奴隶。这位青年做了多年的苦工，受了无限的虐待，已经弄得来三分不像人，四分不像鬼了，自己深深的在痛悔前非。有一天农场里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来视察。这位留学生原来就是那猪仔的老同学，两人无心相遇。学生虽已不认识猪仔，猪仔却还认得学生。到这儿学生才把他赎回了中国。

内容大概是这样。这里虽然充分地包含着劝善惩恶、唤醒民族性的意思，但从那所叙述的是工人生活，对于榨取阶级的黑幕也有多少暴露的一点上看来，它可以说是中国无产文艺的鼻祖。

这文章从资料的性质上看大约是留美学生做的罢？处理材料的态度也很像受了一些美国作家Jack　London[13]的影响，但可惜我现在记不起作者的姓名，但那书中也好像是没有姓名的。同样性质的文章我在中国的近代的文学里很少看见。中国年年也有不少的留学生渡美，美国留学生中也有一些文学青年，中国工人的生活好像全不值他们一顾的样子。中国先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人也不少，但没有看见过有一篇描写工场生活的文章。

这部《启蒙画报》的编述，我到现在还深深地记念着它。近来中国也出了一些儿童杂志一类的刊物，但我总觉得太无趣味了，一点也引不起读者的精神。或者我现在已经不是儿童，在儿童们看来或许又有别样一种意见罢。以儿童为对象的刊物很重要而且很不容易办好，可惜中国人太不留意了。

除开这些书报之外，还有各种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脩身、国文等等，差不多现在中学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们家塾里便用这些来做课本。有一部《笔算数学》，是什么教会学堂出版的东西，我们沈先生他自己自修了一遍，便拿来教我们。我们从加减乘除一直也就学到开方了。那书所用的亚剌伯数字都是楷书，我们运算时也用那正工正楷的亚剌伯数字来运算，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好笑。

家塾的壁上挂的四大幅合成的一面《东亚舆地全图》，红黄青绿的各种彩色真使我们的观感焕然一新。我们到这时才真正地把蒙发了的一样。

促成这样的变革的自然是时代的力量，世界的潮流，但我们那种偏僻的乡陬，在周围邻近乃至县府城中都还不十分注意的时候，我们独能开风气之先，很早的便改革了过来，这儿却不能不说是人力了。我们沈先生的锐意变法，这是他卓识过人的地方。像他那样忠于职守，能够离开我见，专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见绝少。当然他起初也打过我们，而且很严峻地打过我们，但那也并不是出于他的恶意。因为打就是当时的教育，不是他要打我们，是当时的社会要他打我们的。但他能以尖锐的角度转变过来，他以后便再没有用刑具来打过我们了。在当时我们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就读《东莱博议》。两者的文章都比较好懂，而且也能互相发明。这真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好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我以后也好像又聪明了一些，先生隐隐地在把我当成得意门生看待。

助成了我们家塾革命的还有一个重大的人物，那就是我们的大哥，郭橙坞。他是十三岁便进了学的人，天资当然是很不弱的。不过他几次秋闱都没有及第，在最后一科失败之后，他突然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急先锋。成都是一省的都会，接受外来的影响自然较早；他在成都所接受的影响直接传达到我们乡里来。放足会是他首先提倡的，我们家里人在乡中解放得最早，就是五十多岁的我们的母亲，那时候也把脚解放了。女子素来是不读书的，我们的妹子和侄女也都跟着沈先生读起书来。这些不消说都是他的主张。乡里的蒙学堂也是由他提倡的，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

蒙学堂的先生姓刘，是嘉定人。他是成都新开办的师范养成所的第一批学生。他也是很热心，很能忠于职守的一个人。由他的一来，我们乡里人才知道有“洋操”了。我们的沈先生只有这一点他没有采办，但他叫我们去参加了刘先生的“洋操”。那时候的“洋操”真是有趣，在操“洋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集拢来参观。

那时候叫立正并不叫立正，是叫“奇奥次克”，叫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向左转是“西他里母克西他里”，走起脚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觉有趣，又觉得好笑。这些很奇怪的口令在当时的人自然觉得是真正的洋货了，但可不知道它们究竟是那一洋。这个秘密在现在的我当然是解决了的，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口令，所谓“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我们的“一二三一二三”而已。成都才办学的当时，请来的日本教习特别多（其中连日本的皮匠师傅都聘请来了），聘金特别的贵，就像这样骗小孩子的体操都用日本教习来教，连那样基本的口令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可见当时办学人的外行，也可见中国人的办事草率了。但尽管那样，我们倒是感觉着很浓厚的趣味的。

大哥那时候已经考上了东文学堂，在那儿学习一年便要送往东洋去留学，所以他只有在年暑假才能够回家。东文学堂的教习不消说重要的都是东洋人。在甲辰年的暑假，大哥跟着两位东洋教习去游峨眉山回来，他邀着那两位东洋人绕道到了我们家里。东洋人的名字一个叫服部操，我叫他是“佛菩萨”；一个叫河田喜八郎，我叫他是“河田稀耙烂”。他们说的话我不懂，我说的话他们当然也不懂。他们在我们家塾里住了三天，那时候沈先生告假回去了，我为好奇心所驱遣，时常爱跑去找着那两位东洋人说话；我也学了一些“瓦塔苦西”、“阿那打”、“阿里加朵”、“萨约那罗”。[14]

使我惊异的是这两位东洋人非常的吝啬。他们有一个宾铁罐子，大概装过饼干的，上面有些油画，我欢喜它。有一天我们同他们一同往韩王庙去钓鱼，我就想把那罐子拿去装鱼。大哥便教了我一句日本话，意思就是说：我想要拿这个罐子去装鱼，好不好？我把罐子拿去向那两位东洋人照样的说了那一句话。不知道是我学舌学得太不像，还是我大哥仅学了半年的日本话还没有升堂，那样的一句话完全没有打响。我简直莫名其妙又把罐子给他们放还原处去了。

但是要说他们完全没有听懂我所学说的那句话吧，好像也不见得。晚上回来了，在灯下吃了晚饭。我大哥在陪着他们谈话，我也坐在那儿旁听。他们有时候又说到了我身上来，我以我的直觉晓得他们说的是我刚才学舌的那回事。我看他们的一个，就是那“佛菩萨”，指着茶碗说“Chawan”（查汪），指着椅子说“Isu”（以死），除此以外，便加拉加拉的，我就弄不清楚了。后来大哥回到父亲房里的时候，他谈起这件事情。他说，那东洋人的意思是说他教我说那样长的一句话不大好，教小孩子学日本话最好取那发音相近的来教；就譬如茶碗和椅子之类云云。这样我自然可以懂了。但我们大哥说，他也佩服那两位东洋人，一个空的罐子就把给小孩子做玩具也并不破费的，但他们却吝啬着没有给我。他很失悔教我去说了那一句话。

东洋人吝啬不仅这一点。他们在我们家里住了好几天，我们也很有礼貌的款待了他们。他们回到成都以后，隔了好久给我们送了四本日俄战争的画报来。这使我们父亲也佩服着他们的慷慨了。

不过东洋人的一来也为我们乡下开通了不少的风气，最显著的是我们父亲从那时候起便开始吃生鸡蛋了。这在以前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放年假的时候，大哥也回来了。他那时候已经毕了业，在明年的正月里便要出洋留学了。由他的宣传号召，同县中跟他同去有十几个人。他的意思很想要我同去，但父母不肯。为这件事情也很争执了一回，但总没有成功。我自己后来时常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是跟着我大哥同出了东洋，我一生的路径当然又不同，或者已经是成了一位纯粹的科学家罢？未曾实现过的事体，当然是徒费想像，但至少我这以后的生活是应该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的。

就在那第二年的正月元旦，我那时和我的父母是同寝室的，我很早的便起来了。父亲和母亲都还在“挖窖”[15]。大哥也起的很早，他走进房来了，便坐在我的床沿上和我两个谈话。

——“八弟，”他问我，“你是喜欢留在家里，还是喜欢出东洋？”

我说：“我当然想跟着你去。”

——“你去想学什么呢？”

我却答应不出来：因为我当时实在不知道应该学什么，我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好学。他代我答应道：

——“还是学实业的好，学实事罢。实业学好了可以富国强兵。”

其实实业的概念是怎样，我当时是很模糊；就是我们大哥恐怕也是人云亦云罢。不过富国强兵这几个字是很响亮的，那时候讲富国强兵，就等于现在说打倒帝国主义一样。我当时记起了我们沙湾蒙学堂门口的门联也是“储材兴学、富国强兵”八个字。

话头无心之间又转到放脚问题来了。大哥又问我是喜欢大脚还是喜欢小脚。

我说：“我自然喜欢大脚了。”

他满高兴的不免提高了一段声音来说：“好的，你很文明。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

——“混账东西！”

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

——“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骂成蛮子去了！”

这真是晴天里一声霹雳。大哥是出乎意外的，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见那快满三十岁的大哥哭了起来。

父亲并不是怎样顽固的父亲，但是时代终竟是两个时代。单是对于“野蛮”两个字的解释，轻重之间便有天渊的悬殊。

除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人，我在这儿还要费几行文字来叙述。大哥年青时分性格也很浪漫的。他喜欢做诗，刻图章，讲究写字，也学过画画。他有一部《海上名人画稿》和一部《芥子园画谱》，这是我小时候当成《儿童画报》一样翻阅过的。

《海上名人画稿》是工笔画。那里面有一幅《公孙大娘舞剑器图》，这和我在唐诗上读过的《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相印证，使我非常爱好。又有一幅《美人图》，是在一簇芭蕉之中画着半堵圆窗，一位美人掩着半边立在那圆窗里面。书是连史纸石印的，当然没有着色，但那题的诗句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这真真是富于暗示的题句了。这红的一点不消说我可以想得到是那美人嘴上的樱桃。

大哥写的是一手苏字，他有不少的苏字帖，这也是使我和书法接近了的机会。我们在家塾里写的是董其昌的《灵飞经》，还有那俗不可耐的什么王状元的《文昌帝君阴骘文》。《灵飞经》还可以忍耐，但总是一种正工正楷的书法，令人感觉着非常的拘束。但一和苏字接触起来，那种放漫的精神就和从工笔画移眼到南画一样了。

苏字在当时是很流行的，有多少名人大师都是写的苏字。这个倾向好像一直到现在都还支配着。这本来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但在这儿也表示着一个社会的变革。封建制度逐渐崩溃，一般人的生活已不能像古代那样的幽闲，生存竞争的巨浪也渐渐险恶起来了。所以一切的生活过程便必然地要趋向于简易化，敏捷化。苏字的不用中锋，连真带草，正合于这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它也就肩担了流行的命运。

大哥的诗、书、画，不客气地说一句话，好像没有一样可以成家。他后来到日本也学的不是实业，结果是为时流所动学了法政回来。去年我脱险回武汉的时候，他自重庆写信慰问我，言“安知非暗中有鬼神扶持”？我只好惊叹时代的进行真如电火一样迅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