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说我多大？九十岁？唉唉，我哪有那么老！告诉你，我今年八十八，小得很呢，离九十还有七百多天呢。七百多天啊，年轻人，一天当中从日出到日落就有十二个时辰，七百个日出日落，长不长？够我活的啦！
我的眼睛好。我小女儿才六十，她不如我，包包里又是近视镜，又是老花镜，开车戴这副，看书又戴那副，麻烦得很。我不用。你看你手里拿那手机，随便点条新闻出来，我念你听听，准保窜不了字。
耳朵？耳朵也还行。右边行得很，左边差了点，不然我不会请你坐右边。抗战起头那年，一九三七年八月吧？我记得南京的街上还有拉藤瓜在卖，树上的蝉儿叫成一条声，到晚上还得泼水洒院子才能进屋睡觉，日本人的飞机就来了。你们是没经过那阵势，炸弹丢下来的时候，空气都烫得冒火星，教室里的玻璃窗户哐啷哐啷像是打摆子。挑担的，开店的，上学的，做工的，全都一窝蜂地跑啊，找到个防空洞就没命地往里钻啊，顾头不顾腚的，乱成一锅粥。有一天我们正上着课呢，警报响了，老师带着从教室跑出来，半道上一个炸弹在我面前落地，轰隆一声炸飞了学校的门楼子。我连惊带吓晕了过去，醒来先奇怪这世界怎么成了无声电影，再一摸左耳朵震出了血。自那以后这只耳朵就不大灵光。
那时候我家住在金陵大学的校园里。我爸爸黄裕华，自打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得了农学博士学位回国，就一直受聘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从教员做到副院长，院长。中国以农业立国，春耕秋收是了不起的事情，那个年代肯老老实实去学农的人，说句真话，都是存了一颗救国救民的大爱之心的人。抗战之前有个小麦良种叫“金大26号”，听说过没？啊啊我也糊涂了，你才多大呢，哪能听说过，你们年轻人，知道个袁隆平就算不错了。那个“金大26号”，母本还是美国教授在我们南京的麦地里发现的呢，就那么一株，宝贝似的挖起来，捧回学校，培育了八年，弄出名堂，算是我们国家科学育种的第一例。而后我爸爸学成归国，接替那个美国教授，又弄出一个更新的品种，叫“金大2905号”，粒大，出粉率又高，当年的亩产二百三十斤，报纸上称为中国的“绿色革命”呢。
不说了，这方面的话，一说就多。总之我的爸爸，他老人家是个了不起的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做出了大贡献的人。
回过头来还是说抗战。抗战一开始，政府就发了动员令，宣布“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必须全民奋起，不惜牺牲焦土抗战”。命令一下，全国的工农商学各行各业都响应起来啦，抛家别舍，离乡背井，上前线的上前线，去后方的去后方，争着抢着投身国难救亡的运动啊，那真是弦歌不辍、薪火不灭、热血沸腾的时代啊！
那年我八岁。我的兄弟姐妹们，哥哥十四岁，姐姐十三岁，妹妹四岁，小弟还怀在我娘肚子里。金陵大学内迁，租了三艘轮船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先抵汉口，又换上小火轮经三峡去重庆，再下成都，一路的辛苦艰难就不必说了。我爸身为农学院院长，押着从南京带出去的大批书籍资料，植物良种，试验器材，还要照顾着学院的几十个师生，根本无暇顾及我们母子几个。可怜我娘，怀胎七八个月，挺着箩筐大的肚子，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我妹妹，上船下船，有车坐车，没车走路，一双半大不大的解放脚打满了血泡泡，腿肿得按下去就见一个蚕豆大的坑，一张脸瘦到菠菜叶子大，竟然也咬牙撑到了成都，领着我们在华西坝上的一个小院里安顿下来。
那个小院有个好听的也是名副其实的名字：榴园。两层的小楼，红砖到顶，当中一个雕花门洞，进门是黑黢黢的嘎吱作响的木楼梯，因为油漆剥落，扶手很糙，不小心捋上去的话，手心会扎上小小的刺。上了楼梯，外廊宽宽的，透过粗笨的木围栏，能看到院子里散漫的花草和树木，还有畜牧兽医系梅教授家养的那两只威尔士良种鸡，它们头顶着威武雄壮的红鸡冠，昂头挺胸地在潮湿的泥地上踱步，一会儿同仇敌忾地挑衅小女孩，一会儿挓挲开翅膀冤家对头一样斗得昏天黑地，简直就是榴园里的一对混世小霸王。
我们一家栖身在二楼东南角的两间旧屋里。房子开间挺大，南北也通透，难得还铺有木地板，虽然那些木头已经烂出了条条缝缝，不小心滚进去一支铅笔的话，就再也别指望能拿出来。工友帮我们把里间用书柜隔开，女孩子睡朝南半间，男孩子睡北半间。外间是我爸妈的卧室，兼客厅，兼饭堂，兼我爸的书房。我爸的书桌是拿一大块床板搁在四只站起来的木箱上，台面很辽阔，我爸用起来别提有多爽气，可我娘要取四季衣物就麻烦了，先要把桌上的书啊笔啊试管玻璃瓶什么的一件件挪开，让我们帮忙把床板抬到一边去，开了衣箱，取出东西，再抬回床板，把桌上的用品归置到原位。程序丝毫不能乱，因为我爸脾气虽好，但是弄乱了他桌上的东西就不行，他会生闷气：不吃饭，光埋头看书，谁喊他都不理，跟个小孩子似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楼前高过二层窗台的那棵梧桐树。有一年夏天，我趴在窗前小方桌上，伸手就在树枝上抓到一只叫声嘹亮通身漆黑的蝉。我用我娘纳鞋底的细麻绳拴住蝉儿的腰，放它回树上，它一飞，我就拽绳子，可怜的蝉儿才欲张翅便四脚朝天跌在窗台上，不明就里，无法脱身，急得哇呜哇呜叫。我姐书雅过来看见了，骂我说，小姑娘家家的，学点什么不好，成天跟小虫子小鸟儿较劲！
知道了吧？那时候，我干巴细瘦，胳膊长，腿长，麻秆儿一样四面戳着，再剪一头短发，伸个细筋筋的脖子，风一样地跑过来跑过去，活脱脱就是假小子的模样，所以我姐一点儿都瞧不上我。
我姐很漂亮，真的，初中高中，她都是校花级的人物。我记得她偷了我爸的自行车在学校操场上七扭八歪地骑，后面跟一群嗷嗷叫的男孩子，十几双手伸过去抢着扶她托她，那风头出得，是个女孩子都眼红。
我哥黄克俊跟我姐一样，也是个激情洋溢的人。当年他教我和我妹妹唱的那首《救中国》，我到现在还能哼哼：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进，努力呀，努力呀，努力呀，救国要奋斗。唉唉，那时候唱起来，真的是血都沸腾。
我哥和我姐，如花的生命，全都终止在二十岁上。一个参加远征军牺牲在缅甸密支那，一个当了八路军牺牲在华北晋绥战场。
还有沈天路，我的天路哥哥。
…………
不不，别担心，人老了有点……我没有激动啊，因为他们都死得其所，像烟花绽放在天空，优美而绚烂。我只有自豪。七十多年过去，我已经老成了这个样子，他们却永远年轻，年轻到笑声里都带着露水。
好吧，我重点说沈天路。南京的抗日航空纪念馆里有他一张照片，你们都看到过的。瘦高个儿，窄脸，干净明亮的眼睛，穿一件美式的飞行夹克，黄马裤，皮靴，手里还抓一双皮手套，背衬着他的那架“霍克-3”美式驱逐机，帅啊！
天路哥不是我们家的孩子。很早之前，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爸就跟我爸同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两个人合租一套房子住。我爸学农，他爸学的是园艺，学科上相近，性格上投缘，再同吃同住几年，两个人结拜成了兄弟。我听我爸说，就连他们毕业典礼穿的那件燕尾礼服，都是两个人一人一半租金租回来的。
回国之后两个年轻人就走了不同的路。我爸到金陵大学教书，育种，也育人。他爸被一个表兄说服着加入了共产党，还去莫斯科学习了一年，而后在苏区工作，据说负了很重要的责任。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开始，他父母跟随苏维埃机关从瑞金出发，突破湘江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遭机枪扫射而死。沈天路因为生下来就寄养在四川爷爷奶奶的家，免遭一劫，算是幸运。可是他父母牺牲不久后，两个老人在乡下又不幸染疾身亡，天路小小年纪，从此游荡在乡下几户亲戚家里，东家吃一口西家睡一晚的，几乎成了野孩子。我爸随学校辙退到成都，头一件大事便是想方设法找到他。爸爸把他从川西乡下带回华西坝的时候，他十四岁，跟我哥一般大的年纪。
八十年了，到今天。头一回见面的情景，我依旧是闭上眼睛就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