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我看来，和所有其它的哲学研究一样，伦理学研究的困难和分歧充满了其整个历史。困难和分歧的存在可主要归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人们总是在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够首先确切地弄清想回答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即便是哲学家们在着手回答问题之前，已经尽力去发现问题之所是，我也并不确定这种错误的根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清除。因为分析和区分的工作经常很艰难，即便我们确定要去这么做，我们也可能往往不能够完成必需的发现。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果敢的努力足以确保成功。因此，只要做出了这种努力，哲学中许多醒目的困难与分歧就会消失。不管怎么说，哲学家们似乎通常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努力。而且，不管是否是由于这种疏忽，他们都经常试图去证明“是”或“否”就足以回答各种问题。事实上任何一种回答可能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心里想的不止一个问题，而是几个问题，有些问题回答“否”是对的，而另外一些问题回答“是”才是对的。

在本书中，我尝试去清楚地区分道德哲学家们总是声称要回答的两类问题。正如我努力去证明的那样，哲学家们几乎总是将这两类问题彼此混淆，并且将它们与其它问题相混淆。第一个问题可以这种形式来表达：什么样的事物应当因其自身而存在？第二个问题可以这种形式来表达：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我已经努力去证明，当我们追问一个事物是否应当因其自身而存在时，我们就是在追问一个自身为善或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是什么；而当我们追问我们应当做什么时，我们就是在追问一个行为是否是正当的，或者是否是一种责任。

由于清楚地洞见到了这两类问题的性质，在我看来就有了第二个最为重要的结果：即唯一能够证明或反驳，确证或怀疑一个伦理命题的证据，其性质是什么？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两个问题的确切含义，我认为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适合用来支持或反对对于它们的任一特殊回答。非常明显，对于第一个问题，无法给出任何合适的证据。除了它们自身，无法从任何其它真理推导出它们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为了避免犯错，我们只能小心，当我们回答这类问题时，我们心里只能有这样一个问题，而不能有另外一个或另外一些问题。我一直努力证明，存在着会犯这种相互混淆的错误的极大危险，并且表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预防错误才能够防止这种危险。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来说，也同样明显，对于这一问题的任何回答也都是既能被证明又能被反驳的。因为，的确，有那么多的考虑关联于其真或假，因而获得一种对它的可能性的回答是非常困难的，而获得一种对它的确定性的回答则是不可能的。不过，对于这种证明或反证来说既有必要又有关联的证据，其种类则是可以加以准确界定的。这种证据必须包括两类并且仅仅包括两类命题：首先，它必须是由与讨论的行为结果有关的因果真理组成的，但它也必须是包含着我们第一类的和自明的伦理真理。这两类命题的许多真理对于证明应当实施某个行为都是必需的，而任何其它的证据则都是完全不相干的。随之而来的结论就是，如果某个伦理哲学家为第一类命题提出了不论什么样的证据，而从第二类命题那里，他既不能得出因果真理，又不能得出伦理真理，且不能得出二者之外的其它任何真理，那么他的推理就绝不可能建立其结论。而且，不仅其结论完全没有分量，而且我们还有理由怀疑他犯下了混淆的错误。因为给出不相干的证据通常表明，给出证据的这位哲学家，他心里边所想的问题不是他声称要回答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迄今为止，伦理学的讨论可能主要都是这样一种全然不相干的论证。

因此，对康德的那个著名的书名略加修改，也许就可以用来表达本书的主要目标。我正在努力写一本《任何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伦理学导论》。换句话说，我在努力发现伦理学论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确立这些原则，而不是通过运用这些原则确立任何结论，也许可被看作是我的主要目标。不过，我在第六章中也试图得出某些结论，以确切地回答“什么是善自身？”这些结论与哲学家们通常所支持的任何结论都非常不同。我尝试确定一切大善大恶的类别，并且主张：许多不同的事物本身就是善的或就是恶的；这两类事物中的任何一类都不拥有既为所有其成员共有，又为其自身所特有的其它属性。

为了表明我所提出的第一类伦理学命题既不能确证又不能否证，我有时会沿袭西季威克的用法，称其为“直觉”。但是我提请注意，我不是这一术语通常意义上的一个“直觉主义者”。西季威克自己似乎从来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差异的巨大重要性，他没有能够区分他的直觉主义与通常以此之名所称的一般学说。严格的直觉主义者以坚持这样一种主张著称：他们认为我所说的第二类命题，即断定某个行为是正当的或是一种责任的命题，是不能够通过追问这种行为的结果来加以证明或否证的。与其相反，我急欲主张这类命题不是“直觉”，就跟我急欲主张我所提出的第一类命题不是直觉那样。

另外，我还希望人们能够注意到，当我称这样的命题是“直觉”时，我只是在断定它们不能够被证明的；我完全没有隐含我们认知它们的方式或关于它们的知识的来源，更没有（像大多数直觉主义者那样）隐含，由于我们通过运用特殊的能力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认识一个命题，因而它是真命题，相反，我主张，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可能认识一个真命题，有可能认识一个假命题。

本书杀青之时，我发现布伦塔诺的《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起源》注1一书，也要比我所熟悉的任何其他伦理作者都要更与我的看法相近。布伦塔诺似乎完全同意我的观点：（1）所有的伦理学命题都为这样的一个事实所规定，它们都陈述了一个单一独特的对象概念；（2）可以将这样的命题明确地区分为相同的两类；（3）主张第一类命题不能被证明；以及（4）必需的，与证明第二类命题的相关的证据的种类。但是他认为基本的伦理概念不是我用“善”来表示的单一概念，而是我用来定义“美”的那种复合概念。他不承认，甚至隐含地否认我称之为有机统一体原则的原则。由于在这两个方面上的差异，关于什么事物自身是善的，他的结论也与我的结论实质上很不相同。不过，他也同意存在着很多的善，对善和美的对象的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

我希望提及本书的一个疏漏，当我意识到这个疏漏时，已经来不及对其进行改正了。我担心它会给某些读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能够直接讨论用“目的”一词所表达的几种不同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参阅我为鲍德温《哲学与心理学辞典》一书所写的关于“目的论”的条目，也许可以部分地避免这一疏漏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我现在重写这本书，我一定会写得完全不一样，我也相信我可以写得更好。但是在试图满足我自己的时候，我是否有可能只会让我急于传达的观念变得更加晦涩，却不能收获相应的完满性和准确性，这一点也许值得怀疑。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这本书依照其现有面貌出版，这可能是我所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痛苦地意识到，这本书满是纰漏。

剑桥，三一学院

1903年8月

除了改正少数印刷错误和语法错误外，本书再版未做任何更动。之所以再版，是因为我仍赞成其主要倾向和结论。之所以未做更动，是因为我发现，一旦我改动在我看来需要改正的地方，我就一刻也不停地想重写本书。

G．E．摩尔

剑桥，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