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传统古音研究

第三章 古音学的孕育与发端

先秦时代汉语的语音，与其后历代的语音不同。这是因为语音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往往要随着时代的迁移发生变化的。如，先秦到汉代就发生音变。《诗经·大雅·卷阿》十章：“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以“多、驰、多、歌”为韵。《小雅·车攻》六章：“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以“驾、猗、驰、破”为韵。《楚辞·离骚》：“屯余车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以“驰、蛇”为韵。拿“驰”字看，它和“多、歌、驾、猗、破、蛇”相押，古音在歌部。但是到了汉代，“驰”字之音发生变化。从诗文用韵上看，张衡《西京赋》：“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驰”与“弥、卑”相押，则在支部。即，“驰”字之音在先秦居歌部，到了汉代甚至是先秦后期就转入支部。

语音变化是有规律的。它首先体现在，在同样条件下（这个“条件”不只是指语音系统、音节结构的异同，还包括语言交流、时间地域变化以及发音机理变化等注200），同样的语音会有相同的变化。换言之，语音变化不是发生在个别字上，而是发生在一批字中。如上举《诗经》歌部字中，不但“驰”字，而且“猗”字到汉代也变为支部字。又如，“明、英、京”在先秦是阳部字，《齐风·鸡鸣》二章：“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明”与“昌、光”相押。《小雅·黄鸟》二章：“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明”与“桑、粱、兄”为韵。《郑风·清人》一章：“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英”与“彭、旁、翔”相押。《小雅·正月》一章：“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京”与“霜、伤、将、痒”为韵。……到了汉代，“明、英、京”转为耕部字，所以班固《西都赋》：“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寔惟作京。”“明、京”与“精、灵、成”为韵。“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众生，岩峻崷崪，金石峥嵘。抗仙掌以承露，摧擢双立之金茎。轶埃堨之混沌，鲜颢气之清英。”“英”与“荣、生、嵘、茎”为韵。

古今音变是持续发展的过程。根据历代文献材料所反映的语音变化情况，现代音韵学家把从先秦到现代的汉语语音演变过程分为若干时期。钱玄同分为六期：

第一期 纪元前十一世纪——前三世纪（周秦）

第二期 前二世纪——二世纪（两汉）

第三期 三世纪——六世纪（魏晋南北朝）

第四期 七世纪——十三世纪（隋唐宋）

第五期 十四世纪——十九世纪（元明清）

第六期 二十世纪初年（现代）注201

罗常培先生也分为六期，时段与钱玄同所分同。注202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分为九期：先秦（ —前206）；汉代（前206—公元220）；魏晋南北朝（220—581）；隋——中唐（581—836）；晚唐——五代（836—960）；宋代（960—1279）；元代（1279—1368）；明清（1368—1911）；现代（1911— ）。注2032003年，何九盈先生正式发表了《汉语语音通史框架研究》，提出了“散点多线式”的汉语语音史框架：“同一历史平面上不能只有一个音系点，而应该根据方言情况建立多个音系点。因为方音不同，在‘一线’来谈发展是不可信的，应该是‘多线’发展。”注204一个时代用多个音系点比用一个音系点，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问题，“散点”必然“多线”，“多线”之间又时有交汇，要综合观察，这对认识各个时代音系的复杂性、历史音变与地域音变的相互关系，也是就语音史分期的辩证性、相对性，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古今语音不同是语音演变的结果，但古人不是一开始就对此有清楚的认识，而是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简单地说：汉儒已知古今音异；六朝隋唐人对古音读法开始非系统的探讨，但由于出现了韵书，不免以一个或几个韵脚的今音推测另一个或几个韵脚的古音，而有拘泥今韵的倾向；宋代的研究较有系统，但同时也把以今拟古、甚至随意改读的做法推向极端；宋元开始对随意改读的做法提出批评；明代明确提出声音随时代变迁，必须摆脱今韵束缚的宣言。唐以前人对古音的不正确认识，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古音音值判断的错误。但即使到了清代甚至现在，知道了古今音变的道理，具体对于今音中哪些是变音，哪些是不变或基本不变的音（古本音），学者的意见也还有分歧。“考古贵原情，立论贵持平”注205，对于古人研究中出现的时代局限，应该历史地看待。对于他们的成就，则要观察分析他们取得进步背后的原因。学习古音学史，了解前人的结论当然重要，但总结他们之所以得失的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或许更为重要。因为指导我们继续研究的，是思想方法层面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