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东方概念的形成脉络

本书的“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的术语,而是文化研究中约定俗成的地域概念。既然是约定俗成,必然有一个范围,有一个领域,同时还有一个形成过程,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东”是方位。由于地球自转的规律性,人们将每天最先看到太阳的一方称为“东”,如《史记·历书》:“日归于西,起明于东。”中国人以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分别附以“五行”学说,有五色相对,有方位神,东位神即青龙。

中国自汉代起,将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区称为西域,《汉书》始列“西域传”。以葱岭为标志,实际上包括了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因而,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被认为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往来要道。自公元19世纪末,“西域”一词渐渐鲜为人提。中国元代时,曾将今南海以西海洋及沿海各地称为西洋,甚至远到印度和非洲东部。闻名遐迩的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就是率船队远航南海。明末清初以后,将大西洋两岸即欧洲、美洲各国称为西洋。

欧洲西部国家英、法、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19世纪崛起的美国等国,在工业革命后成为列强,开始向东方扩张。他们将距离较近的东方地区称为近东,较远的如欧、亚、非三洲连接地区称为中东。当然,这也不是确定的,没有明确界定。一般来说,中东包括西亚的伊朗、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土耳其、塞浦路斯和非洲的埃及等国。西方人称谓的远东国家,实际上是亚洲东部地区,即中国东部、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和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地区。

现当代哲学、艺术等领域的学者在论述西方或东方时,所概括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尽相同。如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认为,西方文明虽是从希腊开始的,但希腊文明之前有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而且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为后来的希腊人提供了某些方面的知识,这才有了克里特文化。“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其根基就是始于两千五百年前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在这一点上,西方文明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1那么,米利都在哪呢?罗素说:“该市的东南是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北部是爱琴海和黑海,越过爱琴海再往西就是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米利都的东部紧靠着吕底亚,并通过吕底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密切相连。”2罗素还谈到了罗马、爱尔兰、法兰克以及日耳曼人和法兰西人。这便是当代多种版本的西方服装史或世界服装史所延续的西方概念——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西欧(英、德、法、意等国)。

由法国人雅克·德比奇和德国、波兰、葡萄牙几位教授共同撰写的《西方艺术史》,采用了比较常见的西方概念,也是这种分法,即起源溯至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然后是希腊、罗马。论及中世纪时主要是拜占庭、哥特,接着是文艺复兴。谈的都是西欧各国。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世界艺术宝库——二十世纪西方美术》主要在写欧、美的美术,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挪威,甚至包括巴西和墨西哥。需要注意的是,书中专门提到以俄国康定斯基为核心的、在德国慕尼黑发展起来的“青骑士派”。

出生于1885年的美国最著名通俗哲学史家、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他的《东方的遗产》一书中,列出了他认为属于东方的国家和地区:第一部分是埃及与近东,包括苏美尔、埃及、巴比伦、亚述、犹太、波斯;第二部分是印度和南亚,主要写印度;第三部分是中国与远东,包括中国与日本。

世界著名跨文化管理咨询专家英国人理查德·刘易斯撰写的《文化的冲突与共融》有如下论述:“土耳其和伊朗在中东是颇有影响,举足轻重的国家……它的周围还有那些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在前苏联解体后,再次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往东,是印度次大陆……本书有专门章节分别论述印度和已拥有2亿人的印尼。韩国作为出口大国和世界经济第11强,将在统一后增添影响;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对亚洲和世界都做出了不同的重要贡献。”3书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东方包括哪些国家,但从他的论述中基本能够勾勒出一个梗概。

中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专列章节提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美学”,论述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论及德、英、意几位美学家,直至克罗齐。这说明朱光潜是将俄国也纳入西方范围之内了。

中国当代专门研究东方美学的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彭修银在他的《东方美学》中论及东方时,主要是讲中国、印度、日本。看来,作者认为这三个国家足以代表东方文化和东方精神。

基于以上各家论述,我们似乎可以肯定的东方概念,即直接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东方国家是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印度,此外还有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由于俄罗斯国土面积太大,涉及欧、亚,首都又在欧洲,加之一直属于斯拉夫语系,因此很难将其归入文化概念上的东方。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埃及到底算东方还是西方。西方学者认为它是近东地区,有时把它归为东方,但由于其地中海等地缘关系,特别是历史上与欧洲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因而又常被溯为西方文化之源。连带的自然有美索不达米亚,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希腊神话中的这一方宝地,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过的地方。《旧约全书》或说《圣经》中的伊甸园正是在这两河流域。

纵览中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以后,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本书所涉及的“东方”,是文化性的,而非地缘性的。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俄罗斯东部沿海,尤其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我国在近代时所称的海参崴,离中国佳木斯和日本北海道有多远呢?很近,只不过由于国属的原因,故而文化氛围不同。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即前面所谈到的“约定俗成”。那就是相当于西方中心论者所说的远东地区,而又不是其概念范围中的全部。大致上可以依据地理学上的东西半球说法,这里只包括东半球的东部,尚没有澳洲。澳大利亚被殖民化的结果是,完全西方化了。

如此说来,以上我们所讲的中国、日本、印度、朝鲜以及南亚、东南亚才真正属于文化概念上的东方,只有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繁衍的民族与国家,才真正具备完全有异于西方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决定了许多,如广义的思维模式,包括宇宙观和人文态度;亦如狭义的生产生活用品,这其中自然包括服饰。换句话说,从东西方服饰风格的不同可直接看到其文化风格的差异。

还有一点需要赘上几笔,这里的文化既不是地理意义的,也不严格牵涉人种。所谓东方是文化意义上的,是一个国家和相邻国家先后发展又相互影响的结果。比如宗教,比如统治思想,长久生活在相近区域的国家和人民,会有趋同性的,甚至会有一些相近人种的相近基因,再加上后天的思维形成,从而使所谓东方或西方有一些清晰的文化风格。当然,还有一些复杂情况,比如“殖民”的因素。很多文化现象不是这一区域国家本原的文化,而是因占领国长期文化侵略(当然先是武装侵略,连带经济与文化)后留给这一国家的历史印痕。这就引出我们下一步的思考。

二、东方文化的构成模式

能够体现东方文化的几大宗教和统治思想,应该说是明晰的。尽管其中有传播和交融,但是从版图上来看,一目了然。

首先说中国,中国人古来重礼,在奴隶社会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已奠定了礼仪的基础。从遗留至今的青铜礼器和体现在《周礼》《仪礼》中的车马服饰礼仪要求来看,中国人讲求天地秩序,因而拜万物;讲求君臣尊卑,因而拜先王;讲求孝敬长辈,因而拜祖宗。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基础,才有了孔子(名丘,前551—前479)创始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似乎有着更大的力量。儒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汉族人中,有些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受到一定影响。东方范围内的国家了解或者说能够感受到儒家思想,但真正引进的却不多。只有宋代大儒朱熹的理学思想在公元17世纪后被日本一些神道学者所吸收,如尊皇忠君等。

出现在同时代的佛教,在东方影响很大,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现今印度境内的人80%信奉印度教。在中国,能够与佛教不相上下的,是土生土长的道教。日本的固有宗教是神道教,也称神道。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但在东方也有许多信徒,如马来西亚即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基督教主要分布于欧、美,从公元7世纪时传入中国。15到16世纪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基督教各派传入亚洲、非洲等国家与地区。菲律宾国即有85%的人信奉天主教。

除了以上这些在东方影响较大的宗教和统治思想外,还有许多活跃在某区域的宗教,也应该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如萨满教,在亚洲和欧洲北部曾普遍流行。“萨满”本是氏族内自诩能够通神的巫师的身份,后以此为宗教名,中国北部多个少数民族信仰萨满教。

宗教不是文化的全部,但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些国家民众的心灵归属,因而也确实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因素。在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东方多个国家在近代遭受过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致使在原有文化传统的发展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正体现出东方文化构成的复杂性。

当然,国家民族之间是需要交往的,只有交流才能彼此促进。但这里有主动交流和被动交流之分。如果是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整个气氛是愉悦的,也可以按其意愿保留其固有传统。如果是被动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侵略会直接或完全摧毁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文化发展出现歧路。

总括起来看东方,文化风格是趋于儒雅的,因为占一半以上人口的中国人,接受并履行儒家思想时间太长久,在心理、心态乃至行为举止上,受儒家思想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另外将近一半人信奉佛教和印度教。主张行善以修来世,也深深地扎根在民众心中。这样,加之地理、气候、政治、生产方式等种种自然与人文因素,塑成了东方人,即相对于西方人而言的文化精神。

三、东方人的文化精神与着装理念

东方大陆居民,特别是幅员辽阔的中国,自古以来讲究内敛。由于土地并不太肥沃,气候也并不太怡人,因而人们勤劳、敬天,希望以自己的汗水和虔诚来换取大自然的恩惠。《论语·泰伯》记下了孔子这样一段话:“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渠。禹,吾无间然矣。”4意思是说,我对禹真是没得可说了。他自己吃得很差,却把祭品办得极丰盛;穿得很次,却把祭服做得极精美;住得也不好,却全力去修渠兴水利。这让孔子觉得实在不能去批评大禹了。儒家讲究祭祀,尤其是礼仪,这是最重要的。礼仪之外的事,比如个人吃穿住行可以不太讲究。

儒家讲求精神层面的修养和品德,如《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5孔子认为自己穿着破烂的旧丝绵袍子和穿着狐貉皮裘的人站一起,并不觉得低于他人。这才是真正有修养、有境界的人。

儒家所倡导的服饰礼仪繁不胜繁,这些规矩不可逾越。

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影响,被这种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约束了数千年,尽管其间有魏晋士人的有意违抗,也有唐代初年统治者的西域人血统冲击,但总的着装理念与行为准则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最长,以致我们不得不承认,东方的几乎一半人都这样被束缚着走了几千年。

日本人是一个矛盾体,不仅有“菊与刀”的总体内涵与行为,微至着装理念上也表现出这种岛国特有的纠结心理。他们打开国门时,可以完完全全地吸收引进别国文化;但关上国门时,就可以丝毫不顾及其他大陆或岛屿国家对他们的评论。他们有着广阔的海岸线,因而吃水产品应该不犯愁,但相对来说国土面积毕竟不大,物资来源不会很丰富。他们地小人也不多,又基本上是单一民族,除了“大和”之外,阿伊努人很少,因而学起什么来可以很快很彻底,保持起来也可以很长久很执着。

如公元6世纪和7世纪时,即日本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生于574年,逝于622年的日本圣德太子,在593年被推古天皇册封为皇太子,任摄政。他不仅信奉佛教,而且特别注重从中国学习文物制度。保留下来的画像上,圣德太子全身着中国隋唐时期男子的幞头和圆领衫,穿着男士袍衫、长裤,腰系革带,佩着鞶囊,手里还拿着笏板。身边的两个侍女也梳着中国唐代女子的环髻并簪花。典型的一套中国隋唐装束。后来,日本人根据海洋气候特点和本民族人的礼仪需求,创制了有特色的和服。

值得关注的是,和服一旦成形便保持下来。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男人的日常装基本上都是西服了,但和服信念依然扎根于民众心中,尤其是女性,在重要节日和重要礼仪中,都要穿和服。

对自己民族服饰极度酷爱并坚守下来的还有朝鲜和韩国。鲜族女性短衣长裙,胸前飘带,也已形成固定形象。每逢节日盛会,女性不分年龄,都以穿这样一身衣服为荣耀。2013年11月韩国时任总统朴槿惠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会谈时,就穿着白地粉红领口粉红飘带的朝鲜族裙(韩国人称其为韩裙)。

印度,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在东方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对其加以评论:印度人服饰形象的特色十分鲜明,以致盘髻、纱丽、鼻环、吉祥痣都成为印度文化的符号。他们服饰的特有风格已经固化在历史阶梯上,尤其是这种围裹式长衣的形式在东方堪与长袍和上衣下裳鼎足而立。

印度人不仅自己坚守着这一份传统,或说信仰,而且还感染着周边国家的人。不用说斯里兰卡、尼泊尔这些佛教诞生地的国家,就是缅甸、柬埔寨、老挝也坚信地热爱自己的民族服饰。至于泰国,更被人们称为“黄袍之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处于赤道或稍北且岛屿众多的国家,相对来说,典型服饰要简单一些,一是不用御寒,二是雨水太多,人们的衣着不用太复杂,被雨淋了越少越好干。赤脚、一裹萨龙,上身赤裸,不光是男性,女性也可以很自然地仅以长裙遮至脚面。只有伊斯兰教教徒们衣着覆盖面大,即使不穿只露出两只眼睛的长袍,女性也要戴一条围巾,连头带颈全部遮挡住。这在马来西亚可以得到普遍证实。

还有一个国家也需要提一下,即蒙古国。蒙古国服装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基本上一致。但是,正因为相对闭塞所以使传统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2013年11月13日,新任蒙古国驻英国大使纳库在白金汉宫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到任书时,穿着一身原汁原味的蒙古族服装,连帽子、佩饰都非常严格地遵循着传统样式和规格。或许是人们惊呆了,顿生隔世之感?或许是英国女王也压根没想到,因此招致媒体评论:女王穿着不那么有风格。编辑则在该场景照片上附两个大字:穿越?这就是东方与西方、古老与现代之间在服饰文化上的碰撞,值得学术界研究。

人类着装观念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当人文的主流意识取得社会共识后,自然因素可以不被考虑。也就是说,在社会美面前,自然美往往退缩。东方人的文化精神和着装理念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东方服饰文化研究,可以通过一些点去带动面,找出规律后再尽可能展开并延伸。这部书如果能有一两点突破,就是我们为人类文化建设做出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