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佛教的输入和早期传播

第一节 日本古代社会和文化

一、日本的自然环境及其与大陆的交通路线

日本是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全境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个大岛和三千多个小岛组成。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同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相望，东临浩瀚的太平洋。早在几万年以前，日本土地是与亚洲大陆连接在一起的，约在一万多年前，由于自然气候和地质变化的原因，开始形成日本列岛，与大陆脱离开来。

日本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全国面积的76%。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山脉多为南北走向，四国和本州南部的山脉呈东西走向，两者相汇于本州中部，称“中央山脉”，为全国地势最高的地区。这里最著名的富士山，是一座活火山，海拔3776米，是全日本的最高峰。日本的平原面积仅占全国面积的24%，大多分布在大河下游和沿海地区，著名的有东京附近的关东平原、名古屋附近的浓尾平原、大阪和京都附近的畿内平原等。日本大部分地区属海洋性温带季风气候，仅本州南部、四国和九州属季风型亚热带森林气候，年降雨量较多。日本的自然地理条件，宜于从事农、林、渔等经济生产活动。

在日本东北部沿海一带，由于暖流和寒流的交汇，形成了一股沿着海岸向左旋转的环流。这对古代大陆与日本之间的交通提供了方便条件。据考古研究和日本的神话传说，在古代航海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大陆人可以从朝鲜半岛的东南一带（辰韩）乘简单的航海工具出海，利用左旋的环流，半漂流性地到达日本本州的山阴（本州西部沿海的鸟取、岛根等地）和北陆（本州北部的福井、石川、富山等地）一带地方。这条自然航路对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大陆上的民族经由这条航路三三两两地移到日本，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也通过这条航路传到了日本。随着生产力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日本与大陆之间又陆续开通了新的可以互相往来的航线。（1）从九州的筑前的宗像（位于今福冈县西北）出发，经过大岛、冲之岛、对马岛，到达朝鲜的南部。（2）在4、5世纪大和国家兴起并统一全国以后，它与大陆之间可通过以下航路往来：从本州的难波（今大阪）出航，沿濑户内海，经关门海峡，到达九州的北部，由松浦出海，经过壹岐、对马海峡，到达朝鲜南部的任那的金海府，再沿海岸抵达百济；如要到中国，再从百济横渡黄海。（3）7世纪以后，日本遣唐使一般从难波的三津浦（现大阪市南三津寺町）出发，沿濑户内海西下，到达筑紫的大津浦（今博多）。由此入唐有北路和南路。北路即渤海路，到达今朝鲜的仁川附近，然后直渡黄海，或沿朝鲜半岛西岸及辽东半岛东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登州文登县沿海登岸。南路则沿九州的西岸南下，经过南岛，横渡东中国海，到达长江口；或是从九州北部的值嘉岛（五岛列岛及平户岛的旧名）附近直接横渡东中国海。当然由日本到朝鲜，然后由陆路到中国的路线也是一直存在的，但由于易受朝鲜半岛政治形势（如高句丽曾长期与百济、新罗处于敌对状态）的影响，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畅通无阻的。注1

日本通过以上交通路线，从中国和朝鲜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佛教从以上路线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佛教传入前的日本社会

日本与其他国家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公元前后，随着与大陆交往的增多，先进的大陆生产技术和文化更多地传入了日本。在生产中，铁器逐渐取代了石器，稻作农耕技术扩展到日本东北地区。公元1、2世纪，日本出现了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国家。中国史书载，汉时日本有“百余国”，至东汉、魏时与中国有使节往来者有30余国。注2在2世纪以后兴起两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国家。一个在九州北部，中国史书称为“邪马台”；一个在本州的近畿（以奈良为中心）地区，是古大和国。

关于邪马台的地理位置，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九州说和大和说两种。笔者采用前一种看法。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从设于朝鲜半岛的带方郡注3到邪马台国，有12000余里，所经地方，除韩国（此当马韩，在朝鲜西南部）、狗邪韩国（弁韩十二国之一，在朝鲜东南部）两国在朝鲜半岛，对马、一支（原误作“一大”，即壹岐）在海峡之中，其他如末庐、伊都、奴国、不弥、投马及斯马、己百支等21国，大概多数在今九州境内。注4这些国家当是些部落，小者仅有人众千余户，大者如奴国有2万余户，投马有5万余户，邪马台国最大，有7万余户。上述国大部分“统属”于邪马台国，组成一个部落联盟。邪马台国本以男子为王，在2世纪（《后汉书·东夷传》谓在东汉“桓、灵间”）因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日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据此，卑弥呼女王兼国王和祭司于一身，除从政外，还作为神的代表主持宗教祭祀。其弟辅佐她处理政事。在女王下，设有行政官员四级，又在伊都国特置“大率”一人，如中国汉魏的刺史，“检察诸国”，并保护和监督过往使臣。又派“大倭”负责管理各国贸易。属下各部落国，或设二级，或设三级官僚机构。有的国，如伊都，还保留国王。邪马台国虽仍保持淳朴的风俗习惯，但已产生明显的贫富阶级差别。国收租赋，藏于仓库（称“邸阁”）。“尊卑各有差序”，存在“大人”、“下户”、“奴婢”的阶级差别。国有刑法，有犯罪者，“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按照日本通行的历史分期，邪马台国形成于弥生时代注5的后期，当时已出现贫富差别和阶级。在北九州一些弥生后期的坟墓中，发掘出很多铜镜、铜剑、铜戈及玉器等，有的坟墓埋藏着来自中国的铜镜多达20余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盛行的很多瓮棺墓葬中则没有陪葬品。据《三国志·倭人传》载，女王卑弥呼死，建造直径百余步的大坟墓，殉葬奴婢达百余人。此后立男王，“国中不服”，发生内讧，杀千余人，直到拥立卑弥呼宗女壹与（或作“台与”）为王，国中才安定下来。

关于邪马台国在3世纪以后的情况，史书缺载，日本史学界的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被大和国灭了注6。大和国在近畿（今大阪、京都、奈良等地）地区，约在3世纪中叶建立了如同邪马台那样的部落联盟国家，此后不断向外扩张，到4世纪前半期，统一了北九州，并把势力扩展到关东地区（今东京、神奈川、玉等六县）。据现存吉林省集安县的高句丽国王《广开土王碑》记载，4世纪末，大和国已把扩张的触角伸入朝鲜半岛，在391年，大和国派兵渡海进攻百济和新罗，两年后又围攻新罗的金城，此后联合百济与高句丽、新罗对抗，399年攻入新罗国境，第二年因高句丽派兵援救，被迫撤兵。此后直到6世纪中后期，日本在朝鲜半岛积极进行了扩张活动。

据考古和现存有关文史资料，古大和国以农耕为主，重视开造水田，铁器使用已相当普遍。冶炼技术也有进步，可采炼砂铁，能铸造出花纹、造型精美的铜器，如祭器铜铎、铜镜等。从4、5世纪的古坟中发掘出300多枚三角缘神兽镜，其内区有神像和龙虎等花纹，镜缘断面呈三角形。据专家考证，这些铜镜是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制作的注7。由此可见，在大和国，当时有相当数量的来自中国的手工业工人。此外，大和国在向朝鲜扩张势力的过程中，把当地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带回了日本，并在朝鲜南部大规模地开采铁矿。

大和国最高统治者被各地的部落国王称作“大王”，直到7世纪时才改称为“天皇”。大王既掌握政治、军事大权，又是全国最高的宗教权威。大王与其亲近的部落或氏族首领组成朝廷。初时最有势力的是葛城、平群、三轮等氏族的首领，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是世袭的。大伴氏和物部氏分担军事，中臣氏和忌部氏分掌祭祀，苏我氏负责财政。到5世纪中叶，世袭主管军事、祭祀、财政的各氏，成为朝廷中最有势力的臣僚，葛城诸氏逐渐衰落。势力较小的氏族长率领自己的族人（氏人）和属民从事为朝廷服务的生产、管理等职务。大概在5世纪时，大王为巩固自上而下的贵族统治体制，根据各氏族长（氏上）的出身和功绩，授予他们不同的姓，以表明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如与王族有血缘关系，或在朝廷任要职，则授以臣、君、连、直等姓，如授苏我氏、平群氏以臣姓，授大伴氏、物部氏为连姓，久米氏为直姓。此后又有大臣、大连等姓。授予地方豪族首领的姓有公、直、造、首等，由他们担任地方国县及邑里的长官——国造、县主、稻置。注8这种由大王授予拥有世袭权力的氏族长（即贵族）以姓的政治措施，就是氏姓制度。有权从大王那里得到姓的贵族，是大和朝廷的统治基础。

与氏姓制相伴随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是部民制。“部”是从事不同社会生产活动的共同体。由于土地等生产资料所归属的主体不同，部和部民就存在不同的被占有关系。大王拥有直辖领田——屯田和屯仓，把当地的居民及从外地移来的人编为田部，由朝廷发放农具和种子等让他们耕种，收获的粮食上缴。此外，为朝廷从事渔猎和手工业的人也被编成部，如制陶器的叫土师部；织锦的叫锦织部；看守山林并贡纳果品和猪鹿等的，叫山部；贡献鱼类的叫海部；还有膳部、马饲部、锻冶部、泥部、涂部等。这些属于大王和朝廷（二者混为一体）的部民，由称作“伴造”的贵族统率驱使。大王及其本族还把自己控制的地方氏族集团作为部民，冠以自家的名字，称之为“名代”和“子代”。氏姓贵族也有称作“田庄”的领地，把为他们耕种和贡纳产品的民众作为自己的部民，称为“部曲”。以上部民虽作为整体为主人所有，但除了一部分身为虾夷等少数民族及原是奴婢、罪犯、战俘的部民之外，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家庭、生产工具和领主分给的少量土地，其身份接近于隶农或早期农奴。这种情况反映了日本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是由当时国内外的情况所决定了的。日本在进入阶级社会并建立了阶级统治的国家时，立即受到大陆先进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影响，迅速吸收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形成易为当时社会接受并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部民制注9，而没有形成发达的奴隶制的社会制度。

大和国兴起于日本史上的古坟文化时代注10的前期和中期，大致相当于公元3世纪后半期至5世纪末。在畿内的奈良、大阪等地，有这个时期修建的大王和部族首领的高大古坟。古坟造型以前方后圆形为代表。坟中轴线一般都在200米以上，有的长达三四百米。坟很高，看上去像座座山丘。坟内陪葬品很多，有含咒术意义的玉器、铜镜、铜剑等，也有铁制器具。这是当时运用先进技术役使众多部民和奴隶修筑的。这种古坟的分布范围逐渐扩大，还扩展到九州和本州的东北地方，反映了古大和国扩张和统一日本的过程。6、7世纪进入古坟晚期，古坟越来越小，各地修造的古坟达十万多个。古坟的主人不仅有部族首领，而且主要是部族内日益强大的家族长。佛教正是在古坟时代后期开始传入日本的。

三、中日交往和日本文化

中日之间的直接交往始于公元1世纪，此后时断时续，但通过朝鲜半岛的民间往来却一直进行着。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位于北九州的倭奴国遣使奉献，使者自称“大夫”，光武帝授以印绶。此印于18世纪末已在日本福冈县发现，上面刻有“汉倭奴国王”五字。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奴国又遣使奉献。

公元3世纪以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据史书载，魏时前后通使往来7次。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年）注11，倭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人经带方郡入洛阳，献男生口（奴隶）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明帝授以“亲魏倭王”的金印，封使者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副使牛利为“率善校尉”，皆假银印青绶。又回赠大量锦、绢、厨等珍贵织品及金、珠、铜镜百枚等。魏正始元年（240年），带方郡太守弓遵派建中校尉梯隽等，奉诏书和印绶，到邪马台国拜女王“假倭王”（暂署之王为假王）。正始四年（243年），倭王又遣掖邪狗等8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等，魏帝授掖邪狗等“率善中郎将”印绶。壹与当邪马台国王后，又派掖邪狗等20人在正始八年（247年）到洛阳献上男女生口30人，白珠5千孔（当为50孔）、青大句珠2枚、异文杂锦20匹（以上见《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此后在晋朝，邪马台两次遣使献方物。

在大和国兴起并基本统一日本国土后，以大王为首的大和朝廷与中国的南朝有着密切的交往。著名的“倭五王”：赞、珍、济、兴、武，日本学者认为相当于《日本书纪》中的仁德（或应神）、反正（或仁德）、允恭、安康、雄略五代天皇。他们都曾派使者到南朝奉表贡献。据《宋书·倭国传》及《古今图书集成》卷三十三等载，在南朝宋时大和国与宋之间的使节和诏表往来共有10次，加上齐、梁各自一次，对倭王的诏封为12次注12。大和国王遣使入贡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求封官爵，想借助中国皇帝的任命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假借中国朝廷的权威来取得朝鲜南部的统治权。例如倭王赞死后，弟珍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注13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得到正式任命。宋帝仅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授倭隋（或倭洧）等13人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宋帝皆从之。各王几乎都提出加封同样的爵号，宋帝一般仅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但在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诏除倭王济“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又授倭王济所上23人以将军、郡的封号。此后在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遣使上表述列祖的扩土武功，诉说高句丽“无道”，表示“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宋帝诏除倭王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宋书·夷蛮传·倭国传》）。在日本社会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倭王这种对中国王朝的仰慕、依仗的心态，不能不影响到日本的政治和文化的各方面。

我们通过以上所引证的从东汉至梁500年中日交往的史实，不难理解这样的事实：日本与中国王朝的遣使往来，不仅把中国先进的工艺品和生产技术传回国内，也很自然地把中国的某些政治制度、礼仪，乃至思想文化传到了日本。日本的使节，如邪马台国的难升米、牛利、掖邪狗等人，大和国的司马曹达等人，往来于日中之间，有的不止一次出使中国，在中国居留或几月或半年乃至几年注14，对中国社会应有多方面的了解。他们回国后，会在不同的场合传播汉文化。汉魏时佛教刚刚在中国传播，至南北朝时已广泛深入社会。宋时有佛寺1913所，僧尼36000人；齐有寺2015所，僧尼32500人；梁有寺2846所（在建康地区有寺700余所），僧尼82700人注15。大和国使者在到中国南朝首都的路途中，在居留建康的时期内，不可能不看到和了解有关佛教盛行的情况。虽然当时佛教还没有传入日本，但正因为日本国内有大量来自中国、朝鲜的移民（日本史书称之为“归化人”），又有曾任使节到过中国的人及他们的后裔，所以不能说当时日本对佛教一无所知。中国佛教是以汉译佛典为基本依据的。6世纪中叶中国佛教经朝鲜传入日本后之所以能迅速流行，是与一部分日本人对佛教已有所了解，并且与日本当时文化中有相当成分的汉文化因素有密切关系的。

正如当时日本的生产技术是中日两国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一样，日本当时的文化也主要是日本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融通结合的结果。文化这个范畴含义广泛，既包括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工具、住宅、交通工具、日用品等），也包括精神文化。就精神文化来说，又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设施。由此可见，在佛教传入以前的日本文化也应当包括很多方面。限于资料，并为本书后面论述的需要，这里仅谈两点。

（一）日本自古没有文字，曾长时期运用汉字。日本输入汉字很早。仅据可靠史料，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赐倭王以“汉倭奴国王”的金印，可作为汉字传入日本之始。公元3世纪北九州的邪马台国兴起，与中国设在朝鲜的带方郡有频繁交往，并遣使到魏都洛阳奉献，魏帝授女王金印紫绶，封为“亲魏倭王”；此后又通过带方郡官员“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封倭使难升米等为“率善中郎将”。汉文金印、汉文诏书多次传入日本，可以想象在倭王周围有通晓汉字、汉文的人。在本州畿内及其附近出土一些三角缘神兽镜，有的铭文中有“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纪年，还常见“铜出徐州，师出洛阳”、“天王日月”、“用青铜至海东”等铭文。如前所述，这些铜镜当是中国工匠在日本制造的，铭文自然是他们作的。在汉文输入的早期阶段，会写汉字看汉文的多是中国或朝鲜移民及他们的后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3世纪到四五世纪的一二百年时间里，日本部落国及以后大和国的贵族子弟，是可以跟这些人学会汉文的。据《日本书纪》卷十记载，应神天皇（有人认为即倭王赞）时百济王派阿直岐到日本献马。阿直岐“能读经典”，太子菟道稚郎子跟他学习。此后王仁从百济带来《论语》10卷（或以为郑玄注，或以为何晏集解）、《千字文》1卷，太子又从他学习。5世纪时倭五王频繁遣使向南朝奉表献礼，表文未必全是由移民奉命而写。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当是雄略天皇）的表文，条理顺畅，用词典雅，说明倭王下面已有善于文墨的文书班子了。在大和国内，也开始用汉字记事。1873年从熊本县玉名郡菊水町船山古坟中发现一把铁制环头大刀，在刀背有银镶嵌的铭文：“治天下（当作）□□□卤大王世，奉□典曹人名无弓，八月中，用大铸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练六十捃（？）三寸上好扣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往往得三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书者张安也。”1978年于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一把铁剑，铭上记有“加多支卤大王”的名，被认为与前面大刀铭上的“□□□卤大王”是一个人，应是倭王武（雄略天皇）。注16此外，用汉字记事的例子还有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八幡神社所传下来的一枚人物画像的仿制镜上，有如下铭文：“癸未年八月日十大王年，男弟王，在意柴沙加宫时，斯马念长奉（寿），遣开中费直秽人今州利二人等，所（取）上同（铜）二百寽一，作此竟（镜）。”注17日本学术界对“癸未年”有383年、443年、503年三说，笼统说此镜是4、5世纪大和国的产物不会有大错。正是由于日本自4、5世纪已习用汉字、汉文，所以在以后传入汉文儒家经典和佛经时，就不必先进行文字翻译，而是按原书传授和阅读。日本在奈良时代（710—794年）使用的“万叶假名”，是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日本语的音，如“わたくし”（我），就用“和多久志”。平安时代（794—1192年）才逐渐据汉字楷书偏旁造片假名，据汉字草书造平假名。但即使在上述假名产生以后，纯汉文的典籍、著作仍盛行。汉字、汉文、汉文化，在日本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

（二）佛教传入前的宗教观点和宗教崇拜仪式。从世界范围来说，人类在进入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后期才产生灵魂观念。从日本来看，在进入绳纹文化时代以前已开始有灵魂观念，此后的万物有灵论和祖先崇拜的观念、宗教活动，都是它的发展形式。从绳纹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不少屈葬的遗迹。所谓屈葬是把死者遗体的手足的关节作曲折处理后再埋葬的方法。据学者研究，这是担心死者复活后加害于人，才作这种处理的。此外在北九州广为盛行的瓮棺葬，和从大和国兴起的建筑巨大坟墓，都表示当时人们相信人有灵魂，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到另一个世界继续生存。在绳纹时代，人们靠采集和渔猎维持生活。他们把吃剩的贝壳、兽骨等堆放在一起，逐渐形成很深的堆积层，考古学称之为贝冢。有的学者认为，贝冢实际是当时人们的祭祀场所，他们认为被食用的动物是有灵魂的，通过祭祀祈祷可以使它们的灵魂归天，使他们今后不断得到丰富的食物。祖先崇拜是对氏族首领、部落首领灵魂的崇拜和祭祠活动。从氏族公社分裂出众多有势力的家族长，家族长死后其灵魂也受到家人的崇拜。古坟时期为大王、各地部族首领修建巨坟，埋藏丰富的珍贵陪葬品等，是祖先崇拜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国家的首领在生前是主宰他们的首长，死后灵魂是神，可以在阴间保护他们。日本8世纪由太安万侣编写的《古事记》、舍人亲王编写的《日本书纪》，其中都有“神代卷”，讲述天皇的祖先神和天皇周围豪族的祖先神的种种神话故事，其中虽掺杂大量编造的成分，但也有相当多的成分是来自6世纪初编成的文献，最早当取自古代传说。注18可以说后世神道教编造种种对天皇的神化和宗教性的说教时，是利用了古代一些祖先崇拜的传说的。

《三国志·倭人传》在对邪马台国的描述中也介绍了当地的宗教习俗。说有人死后，停丧十余日，不许家人吃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把死者埋葬后，全家到水中澡浴。此国若有人航海来中国，让一个人在船内“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如一路顺利，便给他财物等；如遇疾病灾害，便说他“持衰不谨”，要杀死他。“持衰”当即“持斋”，按特定的禁忌生活。航海人大概是通过他来向天神或海神表示他们的虔诚，祈求神鬼保佑他们平安渡海。因为相信有神灵在冥冥中决定人们的命运，便相信通过会咒术、魔法的巫师的祈祷祭祀，可以使神灵为人们降福免灾。因此古代日本人相信祭祀，尊崇司祭者。北九州邪马台国女王“事鬼道，能惑众”，即是说她会巫术，能与鬼神相通，故受到国人的崇信。考古发现的铜剑、铜戈、铜矛，以及铜铎（多在本州），都是祭祀时用的重要器具。在福冈县宗像郡的冲之岛发现了4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很多祭祀遗迹，有许多祭祀用具，如镜、石制模造器、石钏、刀剑、挂甲、马具、陶器等。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为祈祷丰收而举行各种祭祀仪式，是可以理解的。古代天皇主持春秋大祭（祈年祭、新尝祭），可以说是从古代各氏族、村落的农耕礼仪发展而来。

占卜是一种方术或巫术，据称通过占卜可以预知吉凶。在邪马台国，“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三国志·倭人传》）。在本州的新潟县千种遗迹和神奈川县毗沙门洞窟，发现了弥生时代用作卜骨的鹿的肋骨和肩胛骨。占卜者是通过占卜来探测神意，哪些事是神允许做的（吉），哪些是神禁止做的（凶）。日本在古坟时期还有一种借助神意来断狱的方法，叫作“盟神探汤”。据《日本书纪》卷十三载，倭王济（允恭天皇）因看到氏姓发生混乱，曾采用古老的“盟神探汤”的方法来裁决有氏姓者的真伪。所谓“盟神探汤”是向神盟誓，然后把手伸进滚烫的水中取出放在里面的小石块，看手是否烫坏，以此决定真伪。

以上所介绍的日本古代社会和文化，就是佛教传入后所依据的社会历史环境，是佛教在日本移植、生存发育所依赖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