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

也许是中国的宿命。元末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似乎就是为了把朱元璋从社会最底层颠簸出来，使他登上社会的顶端，进行一个恶作剧式的试验：把中国置于一个农民的粗糙大手之中，看他如何摆布。

事实证明，这块广阔而贫瘠的土地的褶皱里掩藏了无数才华璀璨的生命。这个因为绝对的偶然从最底层走出来的农民，向世界证明了他生命不平凡的热度和力度。他的成功完全是自己赤手空拳九死一生搏来的。在群雄逐鹿的过程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坚忍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传奇般的军事生涯中，杰出的大局感以及细部问题上的精细同样让人叹服。他做事天生分寸感强，精明狡黠又有主见，能当机立断。他夹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强敌之间，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各个击破，奠定了兼并天下的基础。北上中原之时又能独排众议，避敌锋芒，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直取虚弱之处，先剪枝叶，再挖老根，强攻与招降并用，迅速底定天下。《明史·太祖本纪》对此总结说：“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

当他终于削平群雄，登上帝位，由一个赤贫的农民而成为天下的主人时，他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慌乱和底气不足。他敢想敢干，大刀阔斧，对几千年传衍下来的政治构架大砍大削，对帝国人民的生活进行全方位的强悍干涉，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个性因素有力地标记在大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半文盲皇帝，三十一年间，建立了一整套详尽周密，涵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在内的国家体制。这套体制，每个细节都体现了他谨慎周密、精明狡黠的个性特征。二百八十年后，夺取了大明江山的清代开国君主顺治皇帝仍然对这套体制钦佩不已。他说唐宗宋祖都不如朱元璋雄才大略。“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明史·太祖本纪》中对朱元璋的赞扬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太祖本纪·赞》中说：“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士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根据这些说法，朱元璋这个有史以来出身最低贱的君主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他把中国社会治理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历史的恶作剧似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又隔了三百年，当我们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初始途中回头看时，感受到的与古人所言并不完全一致。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拥有强悍人格力量的统治者常常会让整个国家轻而易举地屈服于自己的个性、爱憎或狂想。一个人的性格会决定整个国家的性格，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可能非常深远。

朱元璋的性格和文化水平，使明代历史表现出鲜明的内向性、封闭性和落后性。中华文明的顶点在宋朝，这一点自陈寅恪论定之后，几乎为所有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所赞同。宋朝和明朝很近，中间仅隔了八十九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打的是“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然而事实上，这两个相近朝代反差极大。明朝和宋朝相比，很多方面不是进步，而是大幅度地倒退。

在传统的说法中，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而事实上宋朝在财政上是相当强大的。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百分之十九。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宋朝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朝充裕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繁荣的结果。而到了明朝，农业税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

宋朝和接续它的元朝都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非但不准国人出海，还将外国“朝贡贸易”的数量限得极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这是由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的独特思路决定的。

朱元璋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收。”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似乎是未卜先知，朱元璋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他把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又进一步“发扬光大”。他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朱元璋时，不能离开“底层文化”或者说“饥饿文化”的背景。事实上，在温文尔雅、充满书香气的上层文化氛围之外，传统中国还一直存在着一个恒定的下层文化场，这种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这一文化场的全部注意力。而诸如人的尊严、价值与美之类的优雅话题不属于它的话语范围。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没有上层文化那种悠闲雅致空疏烦琐。人们极为现实而残暴地运用一切手段。这种文化带有巨大的生命力和破坏力。朱元璋就是带着这样的文化背景登上皇位的。

从土地里走出来的朱元璋用管理一个村庄的方式管理国家。小农式的自然经济、狭隘的家族群居方式，使得朱元璋眼里的世界是封闭的、静止的。天圆地方，日月循环。朱元璋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大为简化，在庞大的自耕农基础上建立了原始、平面、效率低下的官僚网。他的初衷，就是用僵化的制度去束缚所有社会成员的活动，以求天下永远太平，不出一点乱子。在这个基础上，他颁布了《大明律》，颁布了《大明礼制》，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颁布了《皇明祖训》。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他甚至费尽心思为老百姓制定衣服服色、房屋样式。洪武十四年，他规定农民只能穿绸、纱、绢、布，而商贾只能穿绢、布，农民家里有一人做生意，全家都不能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他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务农的则不许。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琐碎得可笑的东西，当时都是朱元璋用来明确社会角色、严格区分阶级的国家法律，谁要违反，轻则杖责，重则充军，绝对开不得玩笑。

从某个角度来看，朱元璋是非常成功的。他不但成功地登上了皇位，而且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套无所不包、永远不变的运行模式，让大明社会在这套模式里永远平平安安地运转下去，使得老朱家的家业永远传下去。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他发明创造的这套落后但实用的制度，保佑他的那些多数昏聩低能、行为乖张的子孙在皇位上坐了两个半世纪。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朱元璋又是失败的。他的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巨大倒退。本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已有所松动，经济结构趋向开放，政府功能渐趋繁复，财政制度也趋向理性化。朱元璋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以他独特的创意，建立了一个超稳定、超低效率的社会。他给整个中国的文化性格打上了深深的农民烙印，使中国由外向转向内向，从开放走向收敛。

大明王朝这超前稳定的三百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1368年前后，欧洲人开始疯狂地投身商业。欧洲大陆的商人们日益受到尊重，自由城市林立。因为商业的带动，工业也开始发展，社会开始多元化，各种自发的社会组织开始萌芽。正是这些动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黄仁宇因此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的国王军）时，为公元 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

除了顺治帝之外，康熙皇帝对朱元璋也高度推崇。明孝陵至今还树立着一座石碑，上面有康熙手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意思是明太祖治国强过唐宋。正因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元璋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通过设立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备。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承明治”。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不止开创了三百年大明基业，他的精神延续了五六百年，极大地窒息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和生命力。

南京孝陵里，朱元璋的尸骨在潮湿阴暗的地宫中也许早已化作了腐殖质，然而他在民族性格上打下的烙印却一直存在。这是我们今天重新阅读和反思朱元璋的重要原因。

这本书的写作源起于多年之前。我2006年出版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书的第一章，就是《历史的惯性：朱元璋》，不过篇幅比较短，并不是一部人物传记。后来，我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幅补充，完善成一部完整的传记，以《朱元璋传》为书名由博集天卷出版公司出版。版权到期后经过修订，由重庆出版社北京华章同人公司以《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为书名再版。编辑说改成此书名的用意，是与同样由他们出版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相匹配，以形成系列。此次经过大幅修订后，出版社再次与我商议，觉得上一个书名不妥，容易引起非议，故决定以《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再版。以上是这本书的出版和改名原委，请读者朋友们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