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谷歌担任产品经理。这份工作真的太棒了，同一间办公室的一些同事甚至编写过我的大学教材。在谷歌期间，我参与创建了谷歌地图，这至今仍然是我作为产品设计师和软件工程师最为自豪的产品。我还学会了如何在大型软件项目中富有成效地工作。离开谷歌并创办自己的第一家公司FriendFeed时，我已经成功交付过很多大规模的软件项目，对创业成功充满信心。

然而，在大公司担任产品经理与创办公司是截然不同的。首先，人们对你的评价方式不同。虽然从理论上讲，应该根据产品是否成功来评价产品经理的能力，但在实践中，大公司对产品经理的评判标准是他们管理与产品成果相关的人员及部门的能力，比如：产品经理是否在产品发布前给公关团队留有充分的沟通时间？产品经理是否将产品与首席执行官最为重视的项目关联起来？在企业高层评审之前，产品经理是否说服了该产品方向上竞争团队的负责人？在不像谷歌那么开明的软件公司里，人们更看重产品经理在处理这些内部政治问题上的能力，而不是产品方面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来自大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对于埃德蒙·刘（Edmond Lau）在《卓有成效的工程师》中谈到的“杠杆率”概念感到困惑。他们被“高效”地训练为关注那些低杠杆率的活动，因为训练他们的官僚组织重视这些活动并据此给他们奖励。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与我合作过的最成功的软件工程师是少数几个能够洞察这些官僚主义特质，并认识到那一两个真正影响产品成功的要素的人。毫无疑问，保罗·布赫海特（Paul Buchheit）就是这样一位让我更加理解杠杆率作用的软件工程师。

保罗也是FriendFeed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在此之前他创建了Gmail，虽然我们在谷歌并没有太多的合作，但我们都很尊重彼此。他与吉姆·诺伊斯（Jim Norris）和桑吉夫·辛格（Sanjeev Singh）在2007年年中联手创办了一家公司。保罗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愿意挑战传统思维，他彻底改变了我对软件工程和产品管理的观点。

每当遇到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难题时，我往往会问：“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保罗的回答经常让我有点恼火：“我们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并不会尝试解决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经常去挑战这些问题背后的假设，这样我们就能简单地绕过它们，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尽管这种做法有时会让保罗看起来好像是在偷懒——因为不管项目难度有多大，保罗都会质疑项目的目的——但他的质疑几乎总是正确的。除非这个项目注定会成就或者摧毁我们这家新生的公司，否则为什么要将宝贵的资源投在它上面呢？

与保罗一起共事的经验向我证明，在软件工程中更重要的是杠杆率，而不是编程技能。我开始将这个经验应用到之后的所有工作中。当FriendFeed被Facebook收购后，我成为Facebook的首席技术官，我花在取消项目上的时间与创建项目的时间一样多。2012年，我与凯文·吉布斯（Kevin Gibbs）创立了Quip公司。我们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工作的成效与工作的时长无关，因此我们公司非常自豪地采用了硅谷公司闻所未闻的“朝九晚五”文化。

我热爱硅谷的文化，我喜欢看到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像资深专家一样对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欣赏我们的行业每十年重新定义一次自己的方式，但我也认为无止尽的加班是不必要的，而且它正在被这个行业中低成效的管理者所滥用。除了没必要，加班也是阻碍人们选择软件工程师作为长期职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的工作方式对有家庭的人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在那些普遍采用加班文化的公司中营造了一种同质化的、不成熟的工作环境。

很高兴埃德蒙选择写这本书，因为我认为，如果人们接受“聪明地工作”而不是“辛苦地工作”的理念，那么硅谷对于管理者和软件工程师来说都会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个理念既不违反直觉，也不难以实践，但很少有人这样做。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受埃德蒙的理念，这会使他们的公司和事业更加成功。

布雷特·泰勒（Bret Taylor）

Quip公司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