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幕：幻觉如何可能？

1．缸中之脑

假定在你睡觉的时候，一群邪恶的科学家把你的大脑移出体外，将它放到一个缸中的生命维持系统里。假定他们随后欺骗你，让你相信，你不只是一个放在缸中的大脑，而是健康如初，在真实世界中做着正常的活动。在许多哲学家的工具包中，这个缸中之脑的故事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思想实验。它是现代版的“笛卡儿妖”（Descartes, 1641）。所谓笛卡儿妖，是指一个想象出来的幻觉制造者，它在所有事情上——甚至在笛卡儿本人是存在的这个问题上——都欺骗着笛卡儿。但正如笛卡儿所见，就算恶妖有无限的能力，如果笛卡儿本身不存在，它也无法通过欺骗来让笛卡儿相信，笛卡儿本人是存在的，这就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今天的哲学家不太关心如何证明一个人自身是作为一个思维物而存在的（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裁定：笛卡儿令人相当满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原则上，我们从我们的经验中，就我们的本质，就我们（貌似）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本质，能推论出一些什么。也许，除了是一个缸中之脑，你就什么也不是了？也许，你一直就是一个缸中之脑？如果这是真的，那你能不能设想一下你的困难处境呢（先不提如何确认你是一个缸中之脑）？

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生动形象地探讨了这些问题，可是我要用这个思想实验来干点别的。我想用它来揭露有关幻觉的一些奇怪事实，这些事实把我们带向一个关于人类意识的理论的开端，它将是一个在科学上受到尊重的经验理论。在标准的思想实验里，科学家显然要为你所有感官的神经末梢提供合适的刺激，这样才能制造骗局，而哲学家为了论证的需要则假定，不管这个任务在技术上多么困难，它也是“原则上可能的”。我们应该警惕这些原则上的可能性。修建一架通达月球的不锈钢梯，也是原则上可能的；按字母顺序写出所有可以理解的、不超过1 000个单词的英语对话，也是原则上可能的。但在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将会看到，有些时候，事实上的不可能性，比原则上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更值得注意。

那么，让我们花点儿时间来思考一下，那些邪恶的科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叫人望而却步的。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从简单的东西着手，逐步转向困难的工作。他们从一个昏睡的大脑开始：这个大脑活着，却没有来自视神经、听觉神经、躯体感觉神经的所有输入，也不存在任何其他通向大脑的传入或输入路径。有时人们假设，这样一个“传入神经阻滞的”大脑会自然地一直处在昏睡状态，无须吗啡来保持它的休眠状态，但是，一些经验性的证据表明，在这些极端的条件下，大脑仍有可能自发地苏醒。我认为我们可以假设，要是你在这种情况下苏醒过来，你会发现自己处在可怕的困境中：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完全麻木，不知身在何处。

科学家们不想让你感到恐惧，于是向你的听觉神经传送立体声音乐（其实是经过恰当编码的神经刺激）来唤醒你。然后他们又设法制造出一些信号，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信号来自你的前庭系统或内耳，它们表明你正仰面躺着，只是瘫痪了，没有知觉，眼睛也看不见。在不远的将来，这样的操作多数应该可以通过精湛的技术来完成——甚至在今天就可以。接着，这些科学家开始刺激通常控制着表皮的神经纤维束，来为表皮提供一些输入。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输入可以这样产生：用轻柔而温暖的风吹你的腹部；他们或许会刺激你的背部表皮神经，模拟出沙粒硌背的刺痛感（这样就更富想象色彩了）。“哦！”你对自己说，“原来我在这里，躺在海滩上，瘫痪了，什么也看不见，耳边飘着优美的音乐，但有晒伤的危险。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怎样才能呼救呢？”

现在假定，在完成上面所有工作之后，这些邪恶的科学家要解决更困难的问题：他们要让你相信，你不只是一颗“沙滩烤土豆”，还是一个行为者，能够参与这个世界的某种活动。从一些小步骤开始，他们决定部分解除你那虚幻身体的“瘫痪”，让你可以把右手食指慢慢插进沙子中。他们允许你有移动手指的感觉经验，这是通过给你提供肌肉运动知觉的反馈实现的，这种反馈联系着你的神经系统的输出或传出部分中与意志或肌肉运动相关的信号。但是，他们也要设法消除你那虚幻手指的麻木感，并提供一些刺激，让你感觉到一些想象中的沙粒在你的手指周围移动。

突然之间，他们面临着一个马上就会失控的难题。因为你对沙粒的感觉如何，取决于你决定如何移动手指，所以难题就是，计算恰当的反馈，生成或合成这一反馈，然后实时地呈现给你。即使是运行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也很难计算出结果。如果这些邪恶的科学家预先计算所有可能的反应，然后“存入”计算机，通过重放对这些反应的计算结果来解决这个实时问题，那么，他们只不过是把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换成了另一个：可能性太多，以致无法储存。简单来说，一旦让你在想象的世界中具有真正的探索能力，这些邪恶的科学家就会被组合爆炸吞没。

组合爆炸是这些科学家常常会撞到的一面墙；在任何一款电子游戏叫人厌倦的老套模式中，我们都会看到它的影子。可供选择的行动分支，必须严格地——却不现实地——受到限制，以使表征世界者（world-representer）的任务保持在可行界限之内。如果这些科学家所能做的，至多也只是让你相信，你的一生注定只能玩《大金刚》（Donkey Kong），他们就真的太邪恶了。

这个技术问题有个一般的解决方法。在高拟真飞行模拟装置中，研究人员就是运用这个方法来减少运算负荷的：在模拟世界中使用各个组件的复制品。比如，使用真实的驾驶员座舱，同时使用液压升降机做推拉动作，而不是试图模拟飞行员在训练中的所有感觉输入。简言之，对你而言，要储存一个有待探索的想象世界的大量信息，随时可以利用的方式就只有这一种：用一个实在的（即使是微小的、人造的或用熟石膏做成的）世界，储存它自身的所有信息！如果你是那个恶妖，说自己已经在每样东西的存在方面都欺骗了笛卡儿，那么，上述情况也是“欺骗”，但使用复制品的确是一个办法，通过它，科学家不需要无穷的资源就能实际完成任务。

笛卡儿很聪明，他让他所想象的恶妖具有无限的欺骗能力。尽管这一任务严格说来不是无限的，但一个爱寻根究底的人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得的信息量，还是大得惊人。工程师以每秒多少比特来测量信息流或者探讨信息流过通道的带宽。电视需要的带宽比收音机的大，高清晰度电视需要的带宽就更大一些。高清晰触屏电视所需的带宽还要大得多，交互式的触屏电视所需的带宽则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它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会不断地出现分支，分出成千上万条略微不同的轨迹。我们可以向持怀疑态度的人，抛出一枚可疑的硬币。就在一两秒内，在他拿起、刮擦、敲响、体验这枚硬币的过程中，只是简单地看看阳光如何在它的表面闪光，这位怀疑者所消耗的信息量，就比一台CRAY超级计算机在一年内所能处理的信息还要多。制造一枚实在的假币易如儿戏，但不用别的，只用经过组织的神经刺激来制造一个模拟硬币，这却不是人类技术所能做到的，现在不行，而且恐怕永远都不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我们不是缸中之脑——免得你对这感到担心。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强幻觉绝不可能！所谓强幻觉，是指对一个在真实世界中看似具体的、持续存在的三维对象的幻觉，它不是一闪而过的东西，不是几何失真、神秘光环（aura）、残像、转瞬即逝的幻肢经验，以及其他反常感觉。一个强幻觉也许是一个幽灵，它会回应你，可以让你触摸它，你会感觉到它的阻力，它还有坚固感，有阴影，你可以从任何角度看它，也许还可以围着它走上一圈，看看它的背后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从幻觉所具有的上述各个特征的强度差别，来对幻觉进行分级。有关极强幻觉的报告很少。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这类报告的可信度在直觉上似乎与所报告的幻觉的强度成反比——这不是巧合。我们的确怀疑——也应该特别怀疑——关于非常强烈的幻觉的报告，因为我们不相信有幽灵，而我们又认为，只有一个实在的幽灵才能制造强幻觉。[正是因为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ñeda）在他的《巫士唐望的教诲：踏上心灵秘境之旅》（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 A Yaqui Way of Knowledge , 1968）一书中所论述的幻觉之力量露出了马脚，科学家这才发现，这本书的内容是虚构的而非事实，尽管这个作者还是由于对唐望的研究而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的博士学位。]

虽然说没人知道真正强烈的幻觉是否发生过，但毫无疑问，人们常常会体验到一些可信的、具有多个感觉模态的幻觉。这些幻觉在临床心理学文献中已有很好的例证，它们往往是详细的幻想，其详细程度远远超出现有技术的生成能力。科学家和计算机动画师团队都觉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单凭一个大脑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这类经验如果不是人们对心智“外部”的某个实在事物的真切或实在的知觉，它们必定就完全是在心智（或大脑）内部制造出来的，是拼凑出来的，却栩栩如生，足以愚弄拼凑它们的心智。

2．大脑里的恶作剧分子

思考这一问题的标准方法是，假定幻觉发生时，大脑中一定存在某种奇特的自主刺激，尤其是由大脑知觉系统的某些部分或层次完全内在地产生的刺激。17世纪的笛卡儿对此前景看得相当清楚，他曾讨论过幻肢。幻肢是一种惊人但又相当正常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下，截肢者似乎不只能够感觉到截去部分的存在，还可以感觉到那一部分发痒、受到刺激或疼痛。（常有这样的情况：手术之后的新截肢者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的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已经被锯掉，除非他们看见它真的已经不在；他们对截去部分仍然存在的感觉是非常生动和逼真的。）笛卡儿以拉铃做比喻。在电铃、内部通信系统和无线电话机发明之前，大户人家的屋里都装有精巧的绳索与滑轮系统，可以在任何一个房间召唤仆人。拉一下墙洞里垂着的天鹅绒带，就会牵动绳索。绳索通过滑轮一路运动到备膳房，摇响一个编有号码的铃铛，这样管家就会知道，是主人卧室、客厅还是台球室需要服务。这些系统很管用，但好像就是为了恶作剧量身定做的。在任何地方拉动客厅的绳子，管家都会急忙赶到客厅，他真的以为有人在客厅里叫他——可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小幻觉。与此相似，笛卡儿想到，既然知觉由神经系统中各种复杂的事件链条引发，这些事件链条最后又通到有意识心智的控制中心，那么，要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干扰这一链条（例如在眼球和意识之间视神经的某处），拉动一些神经，让它正好产生一条事件链（与正常而真实地觉知到某物引起的事件链相同），就可以在心智的接收终端造成有意识知觉的效果。

大脑，或它的某个部分，无意中就对心智玩了这样的机械把戏。这就是笛卡儿对幻肢幻觉的解释。虽然幻肢幻觉相当生动，但按我们的术语来讲，它却相对微弱；它们是没有经过组织的痛和痒，而且全都属于一种感觉模态。截肢者不能看到、听到，或（就我所知）闻到自己的幻肢。因此，只要我们暂时撇开那个著名的难解之谜，即物质性的大脑如何能与非物质性的心智相互作用，像笛卡儿这样的解释就还可以是解释幻肢的正确方法。但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儿这种解释的纯机械部分，若是用来解释一个相对强烈的幻觉，也一定是错的；大脑作为幻觉的制造者，根本无法储存和操纵足够的虚假信息来愚弄一个爱寻根究底的人。大脑的确可以松弛一下，让真实世界提供过量的真实信息，但如果它开始企图让它的神经短路（或像笛卡儿说的，拉自己的绳子），结果就只会是出现最为微弱的、转瞬即逝的幻觉。（类似地，邻居的电吹风运转不良，可能会导致你家的电视上出现雪花点或静电噪声，或嗡嗡声和奇怪的闪光，但如果你看到一版伪造的晚间新闻，你就知道这假新闻的背后有一个精心组织的原因，而绝非一个电吹风所造成的。）

以下假设很有诱惑力：或许我们太容易被幻觉欺骗；或许一向发生的只是较轻的、瞬间的、微弱的幻觉，强幻觉从没有发生过，因为它们不可能发生！简略地回顾关于幻觉的文献后，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在发生频率与强度之间，存在一种大致的反比关系；在强度与可信度之间也是一样。但是，上述回顾也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可以将我们引向另一种关于幻觉产生机制的理论。幻觉报告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幻觉亲历者（victim）会谈到他面对幻觉时极不寻常的被动状态。产生幻觉的人通常会站定并感到惊讶。典型的情况是，幻觉亲历者感觉不到任何去探索、挑战和怀疑它的愿望，也不采取任何与离奇的幻影互动的措施。由于我们已经找到的那些原因，这种被动状态很可能不是幻觉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而是任何具有适度细节并持续一阵的幻觉发生的一个必要前提。

不过，上文所描述的被动状态只是相对强烈的幻觉得以存续的一个特例。这些幻觉得以存续，是因为幻觉制造者（这里指的是任何造成这个幻觉的东西）能够“指望”幻觉亲历者沿特定路线探索；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探索路线为零。只要幻觉制造者可以具体预测出哪条探索路线会被实际采纳，它只需做好准备，使幻觉维持“在幻觉亲历者会去看的方向上”就可以了。例如，电影的布景师要求提前知道摄像机的位置；如果摄像机不在固定的位置，布景师就要求提前知道摄像机移动的精确路线与角度，这是因为，他们接着只要准备足够的材料去覆盖观众实际观看的视角就行了。[拍摄真实电影（cinéma verité）时会广泛采用自由移动的手持摄像机，这可不是没有用意的。]在现实生活中，波将金（Potemkin）曾用同样的原则来简化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出巡时所要检阅的村落，因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出巡路线一直固定不变。

因此，强幻觉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假定在幻觉亲历者与幻觉制造者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这种联系让幻觉制造者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依赖于因而也能预料到幻觉亲历者的解释意向和决定。要是幻觉制造者无法“读出幻觉亲历者的心智”，它就无法获得上述信息。但是，幻觉制造者在现实生活中也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如舞台魔术师），他可以借助细微然而有力的“心理强制”，来搭乘某条特定的探索路线。一个扑克牌魔术师有许多让观众产生幻觉的标准方法，观众以为他在随意选择桌上被检查过的牌，可事实上只有一张牌可以翻过来。回到我们早先的思想实验。如果那些邪恶科学家能迫使缸中之脑产生一套特定的解释意向，那么，他们只需要准备预先料到的材料，就能解决组合爆炸问题；相应地，这一系统就只是貌似交互的。与此类似，笛卡儿妖不必具有无限的能力来维持幻觉，只要他能维持幻觉亲历者自由意志的幻觉，他就可以精巧地控制幻觉亲历者对想象世界的考察。

然而，还有一种更经济的（也更现实的）方法，可以在大脑中产生幻觉，这种方法利用了幻觉亲历者极为活跃的好奇心。我们可以用聚会游戏的比喻，来了解这种方法是怎样操作的。

3．聚会游戏：“心理分析”

在这个聚会游戏中，有个被捉弄的人。有人告诉他，当他不在房间时，这次聚会中的一个参与者会被叫出来讲述最近做的一个梦。于是房间里的其他人都知道这个梦的内容。当被捉弄者回到房间，开始询问聚在一起的众人时，他会听到一组回答，做梦者的特征隐含其中。他的任务是，向聚会者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用“是”或“否”来回答，直到他对梦境的细节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时，他就开始对做梦者进行心理分析，并运用分析识别出做梦者是谁。

一旦被捉弄者走出房间，主人就对其他人解释，你们谁也不要叙述梦境，只需按照以下简单规则来回答问题：如果问题的最后一个（英语）单词的最后一个字母位于字母表上半区，就给出肯定的回答，其他问题则给出否定的回答，但有一个限制条款——不矛盾规则，后面问题的答案不能与前面问题的答案矛盾。例如：

问：这个梦是关于姑娘的吗？（Is the dream about a girl?）

答：是。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健忘的被捉弄者后来又问：

问：在梦中有任何女性角色吗？（Are there any female char-acters in it?）

答：是（虽然最后字母是t，但要按照不矛盾规则来回答）。

被捉弄者回到房间后开始提问，他得到一系列“是”与“否”的回答，这些回答多多少少有些随机，或者至少是任意给出的。结果常常很有趣。有时，这个过程很快就会在荒谬中终结，比如，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如下情况的荒谬——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梦的故事情节与《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情节字字相同吗？”（Is the story line of the dream word-for-word identical to the story line of War and Peace?）接着问：“在梦里有生物吗？”（Are there any animate beings in it?）更常见的结果是，回答者逐步引出一个离奇古怪、伤风败俗的滑稽故事，让所有人都笑了。最后被捉弄者会认为，不管做梦者是谁，都必定是一个病得不轻、麻烦不断的人。这时，所有聚会者都会开心地反驳他，说被捉弄者本人才是这个“梦”的作者。当然，这个回答严格来说并不对。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确是这个“梦”的作者，因为是他提出了那些问题。（没有任何其他人提出把三个猛男和一个修女放在一条船上。）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梦根本就没有作者，这才是重点。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叙事产生的过程：细节在不断增加，但根本没有所谓的作者意图或计划——我们看到一个幻觉，却没有幻觉的制造者。

这个聚会游戏的结构，与一组广为人知的知觉系统模型的结构惊人地相似。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人的视觉不能被解释为一个完全由“数据驱动”的过程或者“自下而上”的过程，在最高层次上，它还需要几轮“由期望来驱动”的假设检验活动（或类似假设检验的事情）来补充。这组模型的另一个成员是知觉的综合分析（analysis-by-synthesis）模型，它假定知觉是在一个过程中被构造出来的，这个过程在两头来回编织：一头是由中枢产生的期望，一头是从外围产生的确认（与否认）信息（参见Neisser, 1967）。这些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知觉系统的早期层或外围层先有一定数量的“预处理”，然后再通过生成与测试的循环（generate-and-test cycle）来完成知觉任务——对象被辨认、识别和分类。在这样一个循环中，知觉者的当前期望与兴趣会塑造一些假说，以供其知觉系统确认或否认，而这样一个假说生成与确认的高速序列，会生产出最后的产品，即知觉者正在运行的、及时更新的世界“模型”。这些知觉论述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其中既有生物学的，也有认识论的。虽然我不想说任何这样的模型已经得到证明，但受上述研究方法启发的实验确实已经出现。一些理论家甚至大胆宣称，知觉必定具有这种基本结构。

不管对这些知觉的生成与测试理论的最后裁决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支持一种简单有力的幻觉解释。如果要一个原本正常的知觉系统进入幻觉模式，那么我们只需假定，上述生成与测试循环的假说生成方面（期望驱动方面）可以正常运行，而该循环的数据驱动方面（确认方面）却陷入一种毫无秩序、随机发生或随意进行的确认与否认的过程，就如在聚会游戏中发生的情况那样。换句话说，如果数据通道中的“噪声”被任意放大成“确认”或“否认”（就像在聚会游戏中任意用“是”或“否”来回答），那么，幻觉亲历者当下的期望、关注、困扰与担心就会引导着他去编造问题或假说，这些问题或假说的内容必定会反映出他的关切。这样一来，就会有一个“故事”在知觉系统中展开，但它却没有作者。我们不必假定这个故事已经提前写好，也不必假定在大脑制造幻觉的那一部分，信息已经存好或者写成。我们只需假定，幻觉制造者进入一个任意的确认模式，同时幻觉亲历者又通过发问提供内容。

这就以一种可能最直接的方式，在幻觉亲历者的情绪状态与所产生的幻觉内容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我们知道，幻觉的内容通常与幻觉亲历者当下关注的东西相关；这种幻觉模型满足了这一特征，而没有诉诸一个内部故事讲述者的介入，这个故事讲述者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渊博知识，而且拥有一个关于幻觉亲历者心理的理论或模型。比如，在猎鹿季节的最后一天，一个猎人实际上在看一头黑色母牛或一位穿着橙色夹克的猎人，但他为什么会把这头母牛或这个猎人看成一头有着鹿角和白尾的鹿呢？因为他的内部提问者一直在问：“那是一头鹿吗？”而且他得到的回答一直都是否定的，直到最后，系统中的一点儿噪声被错误放大成一个肯定的回答，于是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一些研究结果与关于幻觉的这种描述非常吻合。例如，大家都知道，幻觉是长期的感觉剥夺的正常结果（参见Vosberg, Fraser and Guehl, 1960）。对此的一种合理解释是，在感觉剥夺状态中，假说生成与测试系统的数据驱动方面，由于缺乏数据而降低了噪声阈值，然后噪声就被放大成任意确认与否认的信号模式，结果就产生了细节清楚的幻觉。幻觉内容无非是焦虑的期望与随机的确认的产物。而且，大多数研究报告表明，幻觉只是逐渐得到细化的（不管是在感觉剥夺还是在药物作用的状态下）。刚开始时幻觉都很微弱（例如几何结构的幻觉），随后它们就越来越强（例如“客观的”或“叙事的”幻觉），而这种现象恰好是上述模型所预测的（可参见Siegel and West, 1975）。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需要解释，那便是为何在神经系统中扩散的药物能够产生相当详细和丰富的幻觉。药物本身当然无法“包含一个故事”，即使某些太过天真的人喜欢这样想。这样的情况也不大可能出现：通过扩散活动，药物能够形成甚至开启一个精细的幻觉制造系统。但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假说生成系统中，药物可以怎样以任意的方式升高或降低确认的阈值，或者使之产生混乱，来直接发挥作用。

受聚会游戏启发而来的这种幻觉生成模型当然也能解释梦的形成。自弗洛伊德以来，很少有人怀疑，梦的主题内容是做梦者最深层的内驱力、焦虑感和关注点的有效征兆，但众所周知，梦所提供的线索完全被隐藏在层层符号和误导之下。有些梦的故事可以非常有效地、持续不断地表现做梦者的深层关注点，同时又把整个事情掩盖在层层隐喻和错位之中；什么样的过程才能产生这些故事呢？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标准回答是一个关于内部梦境的剧作家的夸张假说：这个剧作家为了自我（ego）的利益创造有着治疗作用的梦境，他极力掩盖这些梦境的真实意义，狡猾地让它们通过内部检查者的审查。（我们可以把这个弗洛伊德式的模型叫作哈姆雷特模型，它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妙计——他让戏班子在克劳狄斯面前上演《捕鼠器》；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聪明的妖，来设计如此精巧的策略，但是，如果相信弗洛伊德，我们就都会有这种讲故事的高超本领。）后面会看到，我们其实不必总是避开假设存在这种小人（homunculi，大脑中的“小人”）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喊这样的小人来帮忙，那他们最好是比较笨拙的仆人——可别像弗洛伊德式的杰出剧作家那样，每晚都为我们创造新的梦境！我们将要考虑的模型完全不设置剧作家，而只依靠“观众”（类似聚会游戏中的被捉弄者）来提供内容。观众当然不是蠢人，至少他不必对自己的焦虑形成一种理论，他只需在焦虑的驱使下提出问题。

顺便说说，有趣的是，在聚会游戏中有一个特征不是形成梦境或幻觉所必需的，这个特征就是不矛盾规则。由于人的知觉系统也许总在探索正在发生的情况（而非既成事实，也就是已经讲完的梦境叙述），因此这种机制可以用来这样解释后来出现的“矛盾的”确认情况：它标志着世界的新变化，而不是对梦境叙事者所知故事的修改。例如，我刚才看见这个鬼是蓝色的，现在它突然变绿了；它的手变成了爪子；等等。梦境和幻觉中的对象反复无常的形态变化，是这类叙事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而更为明显的是，这些被注意到的形态变化很少在我们做梦时“困扰”我们。佛蒙特州的农舍现在突然显现为波多黎各的银行；我骑着的马现在变成了一辆小车，而不是高速游艇；刚开始时同伴还是我的祖母，可现在却变成了教皇。这些事都可能在梦中发生。

这样的变化无常正好是我们所预期的；一个主动的提问者，在面对一系列随机的“是”或“否”的回答时，要是他的怀疑精神不足，就会产生这样的梦。同时，梦中的一些主题和对象持续存在，它们不变化也不消失，这也可以从我们的模型中得到漂亮的解释。让我们斗胆假设，大脑运用上面的字母表规则，并以英语来运行它的加工过程，这样我们就能想象，隐秘的提问活动如何创造一个让人抓狂的梦境：

问：梦是关于父亲的吗？（Is it about father?）

答：否。

问：它是关于一部电话的吗？（Is it about a telephone?）

答：是。

问：那好。它是关于母亲的吗？（Is it about mother?）

答：否。

问：它是关于父亲的吗？（Is it about father?）

答：否。

问：它是关于正在打电话的父亲的吗？（Is it about father on the telephone?）

答：是。

问：我就知道这个梦是关于父亲的！那他当时在对我讲话吗？（I knew it was about father! Now, was he talking to me?）

答：是……

很难说这个小小的理论草图就能证实（迄今为止）关于幻觉或梦境的什么观点。但是，它的确以比喻的方式表明，这些现象的机械论解释可以是怎样的。这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序幕，因为有人受到失败主义的诱惑，认为科学“在原则上”无法解释心智的种种“神秘”。不过，目前描绘的草图甚至还没有触及我们关于梦境和幻觉的意识问题。而且，虽然我们已经驱除了一个不大可能存在的“小人”，即跟心智搞恶作剧的那个聪明的幻觉制造者/剧作家，但我们又用其他角色填补了他的位置，这些角色不仅可以是笨拙的问题回答者（也许我们能够证明这一角色可以“被机器取代”），也可以是相当聪明、尚未得到解释的提问者或“观众”。如果说我们已经消除了一个恶棍，那么我们关于幻觉亲历者的论述甚至都还没有开始。

当然，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我们已经看到，对一个心智现象的“工程学”要求加以关注，可以怎样引出新的、比较易于解答的问题，例如：什么样的幻觉模型可以避免组合爆炸？经验的内容是如何被（相对）无知觉、缺乏理解力的过程所细化的？诸多过程或系统之间的什么联系，可以解释这些过程或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要构造一个关于意识的科学理论，我们就必须处理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们也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在我们关于幻觉和梦如何可能的各种解释中都有一个关键要素：大脑必须做的唯一工作就是，无论如何都要缓解认知饥渴——满足各种形式的好奇心。如果幻觉亲历者对话题x比较消极或不感兴趣，如果他不去为有关话题x的任何问题寻找答案，那他就不必准备关于话题x的任何材料（不痒的地方就不要去挠）。这个世界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信息，轰炸着我们的感官。在集中观察有多少信息进入大脑或者持续可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屈从于一种幻觉，好像一切信息都必须用到，并且始终要用到。但是，我们运用信息的能力和我们的认知胃口是有限的。要是所有具体的认知饥渴一出现，我们的大脑就能满足它们，我们也就永远找不到抱怨的理由了。我们甚至永远都说不清楚，我们的大脑提供给我们的，是否就比这个世界所具有的东西要少。

到此为止，我们只是引进了但还没有确立这条节俭原则（thrifty principle）。下面我们会看到，大脑并不总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利用这个选项，但重要的是不要忽略这种可能性。这条原则在消解古老难题上的力量还没获得普遍的承认。

4．预览

在以下各个章节中我将力图解释意识。更准确地说，我将解释各种构成我们所谓的意识的现象，并指出它们何以成为大脑活动的物理结果，大脑的这些活动又是怎么演化的，以及它们如何产生关于自己的力量与特性的幻觉。很难想象，你的心智怎么能就是你的大脑呢？——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为了想象这一点，你真的需要相当了解有关大脑如何工作的科学发现。但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学习新的思考方式。了解更多事实的确有助于你想象新的可能性，但神经科学的发现与理论还不够成熟，甚至神经科学家也常常为意识所困扰。为了拓展你的想象，除了相关的科学发现外，我还将提供一系列的故事、类比、思想实验及其他策略，目的在于为你提供新的视角，以打破旧的思考习惯，帮你把事实组织成一个连贯的见解，这个见解与我们倾向于信赖的有关意识的传统观点相去甚远。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以及心理分析游戏的类比，只是完成主要任务的热身练习，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勾勒一个关于生物学机制的理论以及一种关于这些机制的思考方式，它们将会让你看到，意识的传统悖论和神秘性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被消除。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会简明扼要地考察有关意识的各种问题，确立某些方法。这比我们所以为的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其他理论遇到了许多问题，那都是因为它们建立在错误的出发点上，却又试图过早地推测出大问题的答案。我的理论的全新背景假设将在下文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由此我们就可以延后考虑许多传统的哲学难题，其他理论家已经在这些问题上栽了跟头。在此之前，我们先要勾勒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这一理论将在第二部分提出。

第二部分所勾勒的意识的多重草稿模型，是传统模型的一种替代方案，我把传统模型叫作笛卡儿剧场。我的这个模型，需要我们相当激进地重新思考熟知的“意识流”观念，而且它从一开始就是严重反直觉的，但是，只要你弄明白它如何解释有关大脑的一些事实，你就会喜欢上它的，到现在为止，这些事实一直为哲学家和科学家所忽略。通过比较仔细地思考意识如何演化的问题，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洞见，这些洞见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心智之中那些原本令人困惑的特征。第二部分也提供了一项分析，分析语言在人类意识中的作用，分析多重草稿模型与另外一些更为习见的心智观念的关系，以及它与认知科学各学科的其他理论工作的关系。传统观点十分简洁，充满诱惑，但自始至终，我们都必须抵制这一诱惑，直到我们可以在新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观点。

在第三部分，有了指引想象的新方法作为武器，我们（最终）就能直面传统的意识神秘性：“现象场”的奇特性质、内省的本质、经验状态的性质（或感质）、自身或自我（self or ego）的本质及其与思想和感觉的关系、非人类生物的意识。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那些困扰传统哲学论战的悖论，只是缘于想象力的失败，而不是什么“洞见”。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消除意识的神秘性。

本书提出的理论，既是经验性的又是哲学化的，由于对此理论的需求相当不同，所以本书提供两个附录，简要处理分别来自科学视角和哲学视角的更为专业的挑战。在下一章，我们将转向这个问题：一个关于意识的解释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是否应该想去完全消除意识的神秘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