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院士去世之后，严院士的学生和家属，在整理严院士遗物的时候，发现严院士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硬是靠着顽强的毅力，把笔记本电脑里的资料按照不同的内容分别存放在了的D盘、E盘、F盘……所有资料一目了然，一清二楚。
不仅如此，严院士还分别做了备份。这些资料会集了严院士的一生学术研究成果，科研数据和宝贵经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严院士的电脑里，唯独一份还放在桌面上的是一份名称为“遗书”的文档。
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因此而泪目。
经过严院士家属同意，现转发这份遗书如下：
当你们看到这份遗书的时候，请不要因我的个人决定而生气！
特别是你，婷婷，你不要怪倩倩，更不要怪你的师娘，我知道你把我们当做亲生父母一样，我们又何尝不是把你当大女儿，倩倩也把你当亲姐姐一样。
因为做出决定的是我，而我觉得你作为我的半个女儿，更是继承我衣钵的学生，应该更懂我。
没错，我绝对相信医生的话，我好好休养，至少还能活一年以上。但是，如果让我看到白龙滩大桥推倒重来，我活着也无法开心，我死也闭不上眼睛，所以我决心把剩下的时间与死神做斗争，一定要想办法挽救白龙滩大桥。
我对洪光宇印象很深刻，特别是他和他带领那些突击队员们，让我看到了新时代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这个老头子更不能自己休养而看着他们的拼搏和付出化为乌有，再次恳请原谅我的任性！
也对治疗我的医生说一声对不起，其实我对医生很崇敬，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医生，而且我也差点走上学医的道路。
在我填写高考志愿那一年，我的父亲给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说服我放弃了学医救人的理想，转而成为了桥梁设计师。
我的父亲在抗战期间，在上海开着一家私人诊所，他那时已经是上海滩有名的医生了。父亲虽然没有投笔从戎，但心向光明，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绝不甘心当亡国奴。
就这样他认识了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平时有机会都会想办法偷偷搜集一些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通过地下党的交通线送到新四军的手上。
一次，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他，请他去根据地出诊。我父亲和地下党的同志打交道次数多了，深知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病人而且病情非常棘手，地下党的同志是不会提出这样带有很大危险性的请求。
我父亲答应了，地下党的同志想办法掩护他出了上海后，才发现新四军派了一个班的战士保护他，因为当时日本鬼子对新四军的根据地封锁很厉害，这一路上要穿过鬼子好几条封锁线。
这越发让我父亲坚信，那位在根据地的：病人一定是为大人物！是日本鬼子悬赏几万大洋的粟司令？还是陈老总？
我父亲跟那个班的班长套话，那个班长才18、9岁，人很随和，但也很机灵，一绕到病人身份的话题，总是笑着岔过去。
不过别的话题，年轻班长倒是知无不言，他争取到这次任务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刚刚入党才十天，派他来说明党组织信任他。小班长因为家里穷，没读过书，到部队之后才认识字，不过他说等赶走了日本鬼子，他希望将来能当个火车司机，拍一张在火车前的照片寄给老娘和乡亲们，好好显摆一下，当然还有青梅竹马的水妹子……
路上要经过一条河，冬天枯水季节，河面倒不宽，但仅有的一座铁路桥却不能走，因为日本鬼子的铁甲列车在桥上来回巡逻。
一个班的小战士跳进冰冷的河水，抬着梯子当独木桥，让我父亲过了桥。
正当小战士们要上岸的时候，铁甲列车突然打出一串子弹，原来日本鬼子被新四军打怕了，夜里时不时就开枪壮胆。
小战士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悄悄上了岸，但那个年轻的班长上了岸之后却再也不动了。我父亲上前借着河水反光一看，那位班长的胸膛中了一发机枪弹，就这样牺牲了。
我父亲第二天来到了根据地，却发现他的病人既不是共产党的干部，也不是新四军的领导，竟然是根据地的一位开明绅士。
我父亲因为这事非常触动，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的是真心诚意，大老远请他从上海来，派一个班来保护他，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例！
当然最让我父亲难忘的还是那个党龄只有十天的年轻班长，那个想以后当火车司机的大男孩，却因为在冰冷的河水里架人桥而牺牲在敌人的铁甲列车枪下。
所以，我爸爸让我不要报考医学专业，改学桥梁工程。
我想我的一生如果以白龙滩大桥作为终点，应该可以告慰我父亲的在天之灵，也告慰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
最后感谢徐总指挥和陶书记，作为民主党派人士，我也一再从你们身上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统战，并肩奋斗的力量源泉，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尊重和照顾！
祝白龙滩大桥早日顺利通车！
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