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乱世顽童

熟悉的陌生人

曹操，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

为什么说曹操最熟悉呢？一千八百多年以来，经过正史、野史、评书、小说、戏曲、影视剧乃至游戏、漫画的不断刻画，曹操的形象，不论是历史形象还是艺术形象，均可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熟得不能再熟了。

那为什么又说曹操是陌生人呢？这里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曹操是谁？

曹操是政治家。他是汉末的丞相，是汉末的强人、“乱世之奸雄”；他是魏武帝，是三国之中曹魏帝国的奠基人。

曹操是军事家。他是用兵如神的统帅，谲诈百变的战将；他是《孙子兵法》最重要的注释家之一，自己还撰写了十多万字的兵法。[1]

曹操是文学家。他是“建安风骨”的开创者，与其子曹丕、曹植合称“三曹”，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恐怕只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堪与其相提并论；曹操的名句，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过去的中国，几乎家弦户诵，今天读来仍有巨大的感染力。

这是人们所熟悉的曹操。但是曹操的其他面目，随着时间的流逝、史籍的亡佚和知识背景的变迁，逐渐变得不为人知。比如：

书法家曹操。曹操工于书法，史称“尤工章草[2]，雄逸绝伦”。传说曹操西征张鲁，路过褒城的石门（今陕西勉县东北），见到褒水湍急，浪花滚滚如雪，兴之所至，提笔写了“衮雪”二字，刻于礁石。左右不解，问道：“浪花滚滚如雪，该写‘滚雪’才是。这个‘衮’字，怎么没有三点水呢？”曹操手指褒水，哈哈大笑：“你看这惊涛拍岸、逝者如斯，还缺水吗？”左右叹服。这“衮雪”二字，目前还保存在汉中博物馆，据说就是曹操的真迹。

音乐家曹操。古代的诗歌，相当于今天流行歌曲的歌词；作词之后，还要谱成曲子，进行演奏和演唱。曹操是诗歌创作的大师，在作曲、演奏乃至演唱方面，也有高深的造诣。史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的唱功，恐怕也很好。他常常“对酒当歌”慨叹“人生几何”“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样一个能作诗、懂音乐、会唱歌的军事、政治人物，千载而下，我们无从目睹，只能遥想了。

养生家曹操。和许多帝王一样，曹操也期望长生；但他的长生，并不靠炼丹、求仙，而是主要建立在医学基础之上。他曾经招聘了一群“方术之士”，包括因《三国演义》而著名的左慈、华佗等人，让他们在身边研究养生科学，顺便为自己疗养。所谓“方术”，今天看来可能是巫术、魔术、迷信和一点点早期医学的大杂烩，但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先进知识，有一整套的学术体系作为支撑。此外，曹植还曾解释曹操招聘方士的目的：“我父亲之所以将这群人都聚集在身边，就是怕他们挟持妖术，为害民间。哪里是为了长生不老呢？”[3]要说一点儿养生的目的都没有，恐怕也不是事实；不过综合来看，曹操应该会对这群方士“综核名实”，考核他们究竟是否有真材实料，从而禁其假者、用其真者吧？

如果要继续罗列下去，还有围棋高手曹操、格斗专家曹操、建筑师曹操、发明家曹操……

不过，随着史料的亡佚、知识背景的变迁，曹操的书法，现代人没有眼福得见；曹操的音乐，现代人欣赏不来；曹操的养生术，现代人不敢用。而制度的创设、谋略的运用，却是人类经久不衰的主题。所以本书想要着重介绍的，是作为谋略家的曹操。

第二个问题：曹操做了什么？

曹操一辈子打了很多仗，进行了很多政治斗争，害死了很多人，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这是大家熟悉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汉末三国曾经发生一次重大的变革：思想上，有汉一代三百多年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瓦解，曾经被儒家思想压制的道家、法家、佛家，乃至阴阳、五行、方技者之流，纷纷浮出水面，争先恐后地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借着时代的风向，沁入民众的肺腑心田，思想界重新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制度上，汉朝法律体系杂乱无章的弊端得到了根本改变，中国从此有了系统的、简明的、统一的基本法典。这样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变革的开启者，正是曹操。从这个角度来看，曹操有不为人知的功劳。

第三个问题：如何评价曹操？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三国演义》。那时候年少无知，曾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曹操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我想，读过《三国演义》、和我有过同样疑问的人，大概不在少数。曹操这个人物太复杂了，他游走在正义和邪恶的边缘，挑战着人们普遍的道德伦理观念。在曹操的身上，“好人”和“坏人”这样简单的道德标签通通失效。所以，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京剧舞台上大白脸的曹操固然脸谱化得令人生厌，而重新把他的大白脸抹上其他单色的油彩，也没有任何意义。曹操死了一千多年了，你喜欢或者不喜欢，曹操就在那里，不增不减。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千多年来，同样是这样一个曹操，却一会儿被国人捧上了天，一会儿又被国人踩下了地？为什么这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始终执着于对曹操进行道德评价？不仅中国历史上的曹操形象变化多端，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日本人和韩国人心目中的曹操也随着地域转变而充满异域风情，随着时代切换而改变着自己流行的方式。

曹操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曹操的评价者——我们。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崇尚智术的家庭因素

带着以上种种问题、种种疑团，我们回到公元155年，东汉桓帝永寿元年。

在当时沛国的谯县（今安徽亳州）境内，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小男孩，就是东汉末年历史舞台的男一号，姓曹，名操，字孟德，小名吉利，小字阿瞒。趁着这个小男孩还没长大，且腾出笔墨，介绍一下曹氏家族。

曹氏家族可以用两个特点来概括。

第一个特点：官宦之家。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氏的远祖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曹参。汉高祖分封功臣时，曹参凭借显赫的军功，在一百三十七位功臣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曹参成为汉代第二任相国。不过，曹操出身的曹氏家族，究竟是不是曹参的后裔？这一点不必太认真。就像刘备自称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孙权自称兵圣孙武之后一样，听听就算了。汉末魏晋正是讲究门阀、乱认祖宗的时代，如果没有清晰的世系表作为佐证，这些“远祖”都是不必当真的。

曹操的远祖不一定可靠，但他的父祖却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祖父曹腾，是汉朝的中常侍、大长秋，历仕安、顺、冲、质、桓五位皇帝，堪称五朝元老。曹操的父亲曹嵩，官至太尉。东汉原将宰相职权分为太尉、司徒、司空，号称“三公”，其中太尉是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统帅。至于曹家人做过的太守、校尉之类，数都数不过来。所以说，曹家是不折不扣的官宦之家。

曹家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官宦之家倒过来——宦官之家。

曹操家族，谁是宦官？曹操的爷爷，准确来讲是曹操的干爷爷——曹腾。曹腾早在曹操出生之前四十年，就已经净身入宫做了一名小宦官。曹腾年纪轻轻，却选择做宦官，其动机已经不可考，不过至少一半是因为穷。

《三国志》注引《续汉书》讲了曹腾父亲曹节的一个故事：曹节在乡里以“仁厚”著称。有一次，邻居家有头猪走丢了，找到曹家猪圈，发现一头一模一样的。邻居坚称这就是他们家走丢的猪。曹节说：“既然是，那就拿去吧。”邻居带着猪走了。不久，邻家的猪自己走回来了，邻居这才知道自己搞错了，牵着曹家的猪登门道歉。曹节笑着说没事的，收下了猪，并不苛责对方。

这个故事的本意，当然是要说曹家祖先行善积德，所以后世子孙光耀门楣。但是我们读史书不能这么老实，而应该仔细读出写史者原本没打算告诉我们的事情。细读这个故事不难发现：曹节时代的曹家，在地方上恐怕没权没势，任人欺负。能够任凭邻居上门，到猪圈中随意寻找的人家，恐怕不会有深宅大院吧？而人性多恃强凌弱，这个邻居能无理搅三分，愣是从曹家牵走一头猪，恐怕也是欺软怕硬的成分多一些。史书盛称曹节的“仁厚”，换成今天的话语，就是老实没用的人。这个老实没用的人，后来被曹魏皇室追尊为“处士君”，也就是“没做过官的白丁”的意思。这位处士君有四个儿子，曹腾是老三。儿子既多，不怕绝后，就腾出一个，让他入宫当了宦官，一来节省开销，二来贴补家用，应该是合理的猜测。

除了穷，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东汉王朝，宦官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东汉的皇帝创造了一项历史纪录：寿命短。短到什么程度？除了开国的光武帝、明帝父子，以及亡国的汉献帝，居然没有一个活过四十岁的。

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果。

首先，皇帝即位的时候年纪太小，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朝政，就只好把朝政委托给他的监护人来掌管。一个人的监护人，无非父系、母系两派亲戚，中国人叫“内亲（父系）外戚（母系）”。父系亲属，那些叔伯兄弟，个个都是皇位的潜在继承人，小皇帝如果找这些人来掌管政权，要不了多久就该驾崩或者禅让了。所以在皇帝幼小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王朝的一般策略是压制宗室（父系亲属），让母后临朝。

古代男女授受不亲，女性不便走出禁中与大臣直接商讨国政，更不方便巡行各地、视察工作。所以母后临朝只是一个形式，皇太后多半会让自己的父亲、兄弟执掌政权。这些人就是外戚。

皇帝如果长大成人，找到外戚，说：“请把政权还给我吧，我已经成年了，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了，用不着你监护了。”那就无异于与虎谋皮。外戚虽然是异姓，从制度上讲，无法世袭掌权，但一旦尝到权力的甜头，没有人会主动放弃。外戚既然不肯和平让权，皇帝就只好暴力夺权。但是皇帝自幼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大臣和武士，何来暴力呢？唯一的选择，就是求助于身边最亲近的人——宦官。东汉好几个外戚，都是被皇帝联合宦官，发动宫廷政变给扳倒的。

扳倒了外戚，论功行赏，宦官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谁能料到，宦官帮助皇帝夺回政权以后，往往比外戚还要专横跋扈：外戚好歹还是正常人，而宦官乃是“刑余之人”，基本上都有点心理变态。下一任皇帝没办法，回过头再来找外戚：我知道错了，请你帮我推翻宦官吧，毕竟咱们是自己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这样，整个东汉王朝不是外戚压倒宦官，就是宦官推翻外戚，外戚和宦官互相夺权、轮流执政。皇帝呢，只好穿着龙袍跑龙套，被晾在一边看热闹。这几乎成了东汉政治的基本模式。

在外戚与宦官的角力之中，宦官逐渐占了上风。越到汉末，宦官的势力越大。更何况，这曹腾还不是普通宦官，他是一名资深宦官。曹腾早在汉安帝时期入宫，先后服侍了五位皇帝，官至中常侍、大长秋（这是当时宦官能够做到的最大的官），还被授予侯爵。西汉一代名将“飞将军”李广，一辈子出生入死，饮血沙场，却无缘封侯，最终因不愿接受刀笔吏的审讯凌辱而引刀自尽，留下了“李广难封”的遗憾；曹腾区区一个宦官，安居深宫大内，居然得以封侯。两汉前后对比，不能不令人感慨历史的恶作剧。

侯爵，是可以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继承下去的。但是曹腾身为一名资深宦官，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唯一的也是宦官们共同的遗憾就是：没有儿子。怎么办呢？汉顺帝时期的一条法令，为曹腾打开了方便之门：“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后汉书·顺帝纪》）允许宦官收养一名干儿子做政治遗产的继承人。将来宦官死后，政治遗产由干儿子继承。根据这条法律，曹腾依法收养了一个干儿子，这个人就是曹操的父亲——曹嵩。

关于曹嵩，有一个很具争议性的话题：他本姓什么？

陈寿《三国志》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曹嵩是哪一家的，已经搞不清楚了。西晋的陈寿尚且搞不清楚，千年后的我们就更搞不清了。不过，裴松之注《三国志》，引了两本比陈寿更晚的书，提供了一个说法：“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认为曹嵩本姓夏侯，他是后来的曹魏名将夏侯惇的叔父。其实，不必裴松之提供这个说法，曹氏与夏侯氏的关系本就令人想入非非。

《三国志》第九卷叫《诸夏侯曹传》，其中记录了夏侯氏、曹氏的功臣名人。这里的曹氏，当然都是曹腾一族的子弟。奇怪的是，为什么要把夏侯氏和曹氏写在一起呢？陈寿的解释是：夏侯氏与曹氏世代通婚。这个解释也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如果说曹氏是内亲，夏侯氏是外戚，那么这一篇应该叫《诸曹夏侯传》才对啊，为什么却是夏侯氏在前、曹氏在后呢？一个合理的猜测是：曹嵩（以及曹操）本姓夏侯氏，后来入继曹氏。所以本族在前，继族在后。

我觉得：这个猜测，解释了小小的不合理，却造成了更大的不合理。

汉代的法令规定：禁止以异姓为后；而且以中国古人的习俗而言，一个家族倘非绝户，也不可能去立一个异姓为继承人。当然，立异姓为后的情况在民间并不罕见。例如刘备的养子刘封，本来就姓寇。但是，曹腾身为宫中著名的宦官，按照皇帝新颁布的特殊法令，过继一个养子，应该不敢也没有必要公然违反“禁以异姓为后”的汉律，去立一个夏侯氏的孩子。要知道，当时曹腾已经是曹氏家族的名人，他本人虽然无后，但其他各房抱着孩子求着想要过继的，一定大有人在，岂容外人插足？袁绍讨伐曹操时，命笔杆子陈琳写了一篇檄文，文中说：“父嵩，乞丐携养。”乞丐在这里是动词，乞求的意思；携养，就是收养。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乞求别人收养的。这个说法虽有侮辱之嫌，却大致符合一般过继收养的情形。

所以我认为，按照当时立继的法律与习俗，曹嵩是曹腾同族子弟的可能性较大。陈寿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是不清楚他是哪一房、哪一支的，而非不清楚他本来姓什么。

总的来讲，到了曹操出生的时候，曹氏家族经过两代人的积累，已经很富裕、很有权势；但是，以当时人的标准来看，又可以说曹操出身卑微，门第不高。东汉末年，门第观念很重。评价一个人身份如何，不光是看你官做得大不大、钱多不多，还得看你出身如何，你的父母、祖宗是干什么的。“门第”这项资源，要靠声望与教养的缓慢积累，不是暴发户的金钱和权力可以换来的。

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来出身贫贱，靠着被过继给宦官才一步登天，这样的出身当然被当时人看不起，名声很臭。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曹操再有钱也只能算出身卑微。汉末的门阀世家子弟如袁绍、杨修等人，正是这样看待他的。

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对曹操的性格影响很大：因为曹家有钱有权却名声不佳，所以曹操崇尚实用主义，在他看来，名声、教养之类都是浮云，金钱和权力才是硬道理；因为曹腾、曹嵩为官，走的都不是正路，而是捷径，所以曹操从小耳濡目染，崇尚智术，足智多谋，而且反应特别快；因为出身卑微，所以曹操从小缺乏安全感，疑心很重，心机很深，甚至还有残暴的一面……总之，曹操后来的许多性格特点，往往可以从其早期生活的家庭环境中找到影响的因素。

不走寻常路的读书人

曹操的少年时代，有哪些独特的经历呢？有三件事情值得一说：第一，少年曹操在大量阅读法家的书籍，学习法家的理论；第二，少年曹操在从事一项当时非常流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第三，少年曹操成了一起谋杀案的被害人。

先看第一点。

要明白曹操的特异之处，先要知道东汉时期一般儿童读书学习的情况。东汉末年的《四民月令》记载：贵族子弟，九岁上小学，十四岁小学毕业，和今天差不多。小学课程，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学习的内容有：《急就章》《三仓》，这是识字课，大体相当于今天的语文课；《九九》，这是乘法运算，相当于数学课；《六甲》《五方》，分别是天文、地理的基本常识。高级班学习《孝经》《论语》这些浅显易懂的儒家经典。小学毕业，没有什么初中高中，十五岁直接进入太学，学习《诗》《书》《礼》《易》《春秋》，仍然是儒家经典。

这就是东汉贵族的一般学习情况，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最终的教育目标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儒家理想人才。譬如曹操后来的对手袁绍，出身于汝南袁氏这样的大世族，家传孟氏《易》；曹操后来网罗在帐下的策士杨修，出身弘农杨氏，累世传习欧阳《尚书》。孟氏《易》、欧阳《尚书》，都是西汉就已确立的学术流派，源远流长。袁氏、杨氏与学术界的高层交往密切，文化底蕴深厚，所以能够传习这样高阶的学术。

曹操的情况就比较特殊。

一方面，曹操出生于汉末。汉末统治危机深重，官方的儒学难以救世，所以很多被压抑许久的学术流派逐渐抬头。许多比较新锐的士大夫、社会底层人士，都从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中寻求救世之道。曹操身处这样的时代背景，不可能不受影响。

另一方面，曹操出身卑微。干爷爷是宦官，爹是暴发户，都没什么文化，哪懂什么叫儒家、什么叫法家，反正小孩嘛，让他多看书就行呗。所以曹操的阅读范围并不局限于儒家经典，而是读书无禁区，诸子百家、兵书战策、史书杂传……什么都读，胃口很好；在典籍所载、汉末兴起的各色思想流派之中，与曹操天性最相适应、他本人也最感兴趣的，应该是法家和兵家。

《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申，申不害；商，商鞅，都是战国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韩信；白，白起，则是战国末年兵家的代表人物。曹操能总揽战国法家的法术之学，掌握秦汉兵家的兵法战策，由此可窥见他的学术倾向。《武帝纪》还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也就是说他从小就很机灵，懂得权变之术。这和当时作为主流的儒家士大夫不一样。

曹操的“少机警，有权数”，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说：少年曹操不务正业，但他每次干坏事，父亲曹嵩总会立刻知道，将他责打一顿。几次三番之下，曹操暗中观察，发现告密者是他的一个叔叔。曹操对此怀恨在心，决心想个办法，永除此患。

有一天，他看到叔叔远远走来，立刻“啊”的一声惨叫，倒在地上，嘴歪眼斜，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叔叔见状不妙，赶紧跑来询问：“阿瞒，你怎么啦？”曹操艰难地说：“我……我突然之间中风了……”叔叔惊慌失措，对他说：“你在这里别动，我找你爸来救你！”说罢，一溜烟跑到曹嵩处报信：“兄长，大事不妙！你家阿瞒中风了，你赶紧看看去吧！”

曹嵩得此消息，心急火燎赶到现场，却见曹操面色红润，表情淡定，什么事都没有。曹嵩心下疑惑，问道：“你叔叔说你中风了呀，这么快就好了吗？”曹操一脸茫然：“啊？没有啊，我没有中风。”而后突然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明白了！叔叔一向看不惯我，所以常说我的坏话。这我都习惯了，您老千万别往心里去。”

曹嵩一听也恍然大悟：难怪在你嘴里听不到我儿子半句好话，原来是这个原因！从此以后，无论曹操做什么坏事，他叔叔再打小报告，曹嵩一概不相信。曹操略施小计，就通过一次事件，彻底破坏了这个叔叔在曹嵩处的信用，这是他“少机警，有权数”的表现。这样撒泼打滚、机变百出的无赖手段，一定令士大夫不齿，但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也令这些高高在上的世家大族吃尽苦头。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过。接下来，我们不妨追问一句：曹操小时候究竟在干什么坏事？为什么他叔叔作为一个成年人，成天跟一个小孩过不去？

答：曹操在从事一项当时非常流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游侠。

勇敢者的游戏

两汉三国对于“侠”的理解，与今天有所不同，需要稍做辨析。

曹操后来的谋主荀彧有一位堂兄，名叫荀悦。此人曾这样解释“游侠”：“意气高，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意思是说，气概不同凡响，以武力惩恶扬善，与志同道合者缔结生死之交，以此确立自己强势的地位者，就叫“游侠”。这是曹操同时代人对“游侠”的定义，值得参考。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在汉代成为一名“游侠”，有三个标准。

第一，自身要有相当的武力，足以惩恶扬善。所谓“武侠”，自古以来“侠”与“武”是分不开的。曹操的武艺就很高强。《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操“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仰天能射天上的飞鸟，俯首能擒林中的猛兽，技巧与力量均无与伦比，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杰出的游侠。

第二，具有不同凡响的气概，具体而言就是有游侠精神。自从国家诞生以来，惩恶扬善就是政府与司法机关的职能，普通人既不能随意进行私下救济，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从古至今，凭借武力在法律之外惩恶扬善，始终是令人热血偾张的主题。《韩非子》说：“侠以武犯禁。”违反法律与伸张正义之间的张力，正是“侠”的永恒魅力所在；不惜违反法律，也要凭借武力伸张心中的正义，这就是“游侠精神”。但也正因如此，游侠严重地挑战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在历朝历代都是法律严厉打击的对象。比如西汉最著名的游侠郭解，就以大逆不道之罪被满门抄斩。曹操的叔叔应该就是害怕祸及家门，所以对曹操的游侠行径十分戒备。

第三，结交死生与共的朋友，以此形成势力。游侠不是独行侠。《史记》大概是中国最早描写游侠内容的，立了两个篇目，一是《游侠列传》，二是《刺客列传》。身负绝世武艺、具有侠客精神，但是独来独往之人，只能入《刺客列传》，不能算游侠。汉字的“俠”是从“夾”取义的。“夾”的字形，是一个大人胳肢窝里夹着两个小人。唐人颜师古注释《汉书》说：“侠之言挟也，以权力挟辅人也。”凭借威势和力量，挟持人众、庇护众人，这就是“侠”的字面意思。曹操既然以游侠自诩，当然也没有单干。他参与的游侠集团，带头大哥是曹操少年时代的好朋友，青年时代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年时代最强劲的对手。他的名字，叫袁绍。

袁绍是东汉名门望族汝南袁氏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东汉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分别是司徒、司空、太尉。寻常人家，能有一人官至三公，便足以自号巨族；而汝南袁氏，四代人里，居然出了五位三公：袁绍的高祖父袁安，官至司徒；安子袁敞，官至司空；敞子袁汤，官至太尉；汤三子袁逢（袁绍生父）官至司徒，四子袁隗官至太尉。用当时人的话说，叫作“四世三公”。

袁绍居住在洛阳，与京城的一群公子哥儿联络十分紧密。《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袁绍“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所谓“奔走之友”，字面意思是互相帮扶、为对方的困难奔走的朋友。洛阳及其附近喜好游侠的年轻人，以出身名门的袁绍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游侠集团。

《世说新语》说：“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曹操年轻时，曾与袁绍一起从事游侠的活动。可以推想，曹操通过袁绍，加入了这个游侠团伙。人生之中，往往会遇到几个段位比自己高得多的人。通过他们，就有机会进入更高维度的世界，这样的人就是“贵人”。史书中的袁绍，主要以曹操劲敌的形象出现。但成为劲敌的前提，是双方势均力敌。此时的曹操，就连充当袁绍敌人的资格都没有，他只能老老实实奉袁绍为自己的命中贵人。

《世说新语·假谲》记录了曹操、袁绍少年时代的两个游侠故事。

有一天傍晚，曹操和袁绍经过一个大户人家。这户人家正在办喜事，新娘已经入了洞房，新郎则在外面招待宾客。两人一合计，一个邪恶的犯罪计划就诞生了。

袁绍首先跑到院子里，扯着嗓子大喊一声：“捉贼啊！”满院宾客惊立而起，询问：“贼在哪儿？”袁绍信手一指，一大院子的人全都傻乎乎地冲着指点的方向，跑去抓那个“贼”去了，只剩下新娘独守空房。静候一旁的曹操抓住这个空当，一个箭步冲进洞房，一手执刀，一手劫持新娘，往外就跑。袁绍见曹操得手，连忙兵合一处，一起逃跑。

新娘哪里知道这俩人是什么来路，认为是贪图美色之徒，于是大喊救命。

刚才还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的新娘家人，此时听到呼喊，一起循声追踪而来。眼看追兵越来越近，袁绍心中担惊受怕，慌不择路，脚底一滑，摔进了路边的荆棘丛中，动弹不得，只好连声高呼：“孟德救我！”

曹操此时一手拉着新娘，一手拿着刀，正在跑路，哪里腾得出手来救袁绍！他灵机一动，指着袁绍，冲着追兵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受此一惊，居然一跃而出，跳出荆棘丛，二人终于成功脱逃。

这个年轻貌美的新娘，被曹操和袁绍这两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劫回去后命运如何，《世说新语》并未交代她的结局，而是讲了另一个故事：

袁绍回去以后，越想越生气：“诚然，你设法令我跳出了荆棘丛，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有捉弄人的嫌疑。你完全可以拉我一把嘛，何必搞得我这么狼狈呢？”袁绍绝非善茬儿，他是这个游侠集团的老大，一怒之下，雇了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曹操。

某天夜晚，曹操躺在床上，正要入睡，突然听到窗外“嗖”的一声响，显然是利刃破空之声。曹操非常警觉，睁开眼睛一看，只见一道银光迎面飞来。根本来不及躲避，“当”一声响，一把飞刀稳稳地扎在了身下的床腿之上，嗡嗡直颤。

曹操吓得一身冷汗：这把刀要是再高几寸，我非死即伤！惊吓之下，曹操睡意全无，在漆黑的寒夜，头脑格外清醒：刚才这个刺客偷袭失手，肯定还要来第二次。第一次既然打低了，第二次肯定会往高了打。想到这儿，曹操仰面朝天，紧紧贴在床上，一动不动。

果然，黑暗之中，窗外那名刺客又出手了。“嗖”的一声，一把飞刀擦着曹操的鼻尖飞过，“当”的一声，稳稳地扎在柱子上。曹操逃过一劫。

以上两个故事都出自《世说新语》。那么，《世说新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书里的记载可靠吗？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整理的一部故事集，记录的大多是汉末魏晋时代的传说。《世说新语》成书的时间，距离东汉末年有两百多年，不算太远。所以，此书记载的故事并非作者胡编乱造，或许是口耳相传的早期传说。这些传说渊源有自，源于历史，高于历史，不排除有一定艺术加工的成分，但也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明白了这些，再来分析这两个故事。

不可否认，这两个故事应该有相当的虚构成分。这两个故事试图讲的道理是：袁、曹二人的优劣，早在少年游侠的时代，就已经高下分明了。这显然是官渡之战曹胜袁败之后，世人根据结果逆推，事后整理、编造出来的。

但是必须看到，这两个故事也有相当的真实性：第一，符合《三国志》对少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的评价，说明曹操的确从小喜欢法家和兵家的权谋法术，并且掌握得非常好；第二，符合《三国志》对少年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记录，说明曹操从小就在从事一些流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像上述两个故事中的细节，在《三国志》这样简严的正史里是找不着的。

了解了曹操小时候的情况，再结合他后来辉煌而复杂的人生，我觉得可以提炼两点认识。

第一，分析造就一个历史人物的原因，既要关注“大历史”，也要关注“小历史”。

什么叫大历史？常言道：时势造英雄。东汉末年这样一个时势，才能造就曹操这样一个英雄。换一个时代，也许可以出秦始皇，可以出汉武帝，可以出唐宗、宋祖，但肯定出不了曹操。具体的历史，有其特殊的面相，能够塑造特定时势之下的一代英雄。

什么又叫小历史呢？比如家庭环境。一个小孩儿，不懂什么天下大势、历史趋势；对他而言，家庭就是整个世界。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后人撰写曹操的传记，由于曹氏家族的史料缺乏，“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只好强调东汉时势对他成长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而家庭对个人早年成长的作用才是直接的。就算史料不足，也必须以想象来补足，这是治史的基本方法。在同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为什么各人的际遇如此不同？因为有的人出生在没落的皇族，有的人出生在士大夫家庭，有的人四世三公，有的人五代贫农。曹操出生在官宦之家、宦官之家，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小历史。

第二，历史的发展，大到文明，小到个人，都往往有“后发优势”的规律起作用。

什么叫“后发优势”？简单来讲，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文明也好，在前一个历史阶段是成功的、富足的、领先的，一旦经历历史的转型期，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往往就会落后、挨打；在上一个历史阶段中贫困的、落后的、混不下去没有活路的文明，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往往就成了领先的。《周易·系辞》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实这句话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久则穷，穷则变……”这就是历史的“后发优势”。掌握了这个规律，那么那些暂时领先的，要居安思危；那些暂时被生活欺骗了的，要积蓄力量，随时把握时机，准备“弯道超车”。

具体到曹操来看。少年曹操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大英雄、大人物，而不过是一个偷鸡摸狗、调皮捣蛋的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在当时，谁能想到他会成功呢？但是读史之人常常可以发现，一旦乱世来临，平时那些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权势人物往往不能够适应时代的。恰恰是曹操这种特点鲜明的小人物，可以抓住时代赐予的机遇，迅速调整、适应时代的剧变，从而成就自我。

当然，这是后话。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就这么过去了。曹操长到十五岁，迎来了新的生活。《四民月令》记载，东汉时期“命成童以上，入太学”。所谓成童，就是十五至二十岁，他们可以进入高等学府——太学，继续学习。曹操有没有进过太学？《世说新语》注引《续汉书》记载，曹操曾经“为诸生”。诸生，就是太学生。由此判断，曹操应该是上过太学的。

曹操十五岁这一年小学毕业，离开家乡，来到首都洛阳，成为一名太学生。所谓太学生，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生；但比起今天遍地都是的大学生，太学生显然是天之骄子、国之栋梁。走出沛国谯县、走进洛阳太学的曹操，必定意气风发。他可能想象过，一个集中了全国精英、更为广阔的舞台，正等待自己大展拳脚。

但是，等待曹操的，并不是平静的象牙塔生活。首都洛阳，刚刚发生了一起流血政变，酿成了东汉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并且还在不断地牵连无辜。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党锢之祸”。

当时没有人会料想到，这起政治冤案将彻底扭转东汉王朝的国势，使之堕入深不见底的深渊。初来乍到的太学生曹操，第一次直面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站在命运的岔路口，面临着埋头读书、跻身体制与自我决裂、振臂高呼的两难抉择。

[1]　西晋陈寿撰写的《三国志》第一篇《武帝纪》，是正史之中曹操的个人传记。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释，补充了许多当时还能见到的材料。《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说：“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曹操打仗，大致依照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的基本原则，再结合战场具体变化，出奇制胜、变化如神。他自己写了十万多字的兵书，手下将领打仗，都依照曹操的兵书行事。）——作者注（若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作者注）

[2]　章草：一种由隶书演化而来的早期草书。

[3]　《三国志·方技传》注引曹植《辨道论》：“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卒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美飞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