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吸取革命经验教训的反映

何沁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屠杀政策，从反面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革命斗争，必须走武装反抗的道路。他具体从3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证[1]：

第一，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只注重民众运动而轻视军事运动的片面认识和错误做法。残酷的事实表明：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离开武装斗争，群众运动是没有保障的，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下大气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是正确的。但是，只搞群众运动，不组织军队准备战争，则是错误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没有经验，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应当说，要求共产党一成立就能够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都搞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实际的。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有一个过程。恽代英在《列宁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表述了这种情况。他说：“我们亦说要革命，要打倒军阀，要打倒国际资本主义；然而要怎样下手去革命，怎样去打倒军阀与国际势力，我们全没有一点的把握。我们亦说要夺取政权，然而从来不曾研究如何运用政权的问题。”[2]当没有自己的亲身经验的时候，总是要借助于前人的经验或教训。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有两种现成的经验或教训可资借鉴：一种是本国的辛亥革命的教训，当然不能再照搬，但也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的问题。1924年10月前后，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写了许多文章，把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归因于国民党不宣传、组织群众，专心致力于军事运动，而这种军事运动又主要是靠会党、土匪、军阀的力量来进行，因此总是失败。陈独秀等人从这种认识出发，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陈独秀在《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中说：国民党“还没有进展到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时期，勉强假用种种反革命的力量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实在是此路不通”。[3]诚然，孙中山不注重发动群众，单纯依靠这一派军阀打那一派军阀，这是不对的。但是，他搞军事斗争本身并没有错，甚至是值得共产党人学习的。陈独秀等人以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及以后没有发动群众而屡遭失败的教训得出连军事运动也不能搞的结论，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另一种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无疑应当效法。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步骤如下：一是宣传群众，二是组织训练群众，三是武装暴动，中国应当如法炮制。但是，他们又认为中国当时还不是武装暴动的时候，因此不能搞军事行动，而只能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很显然，这种认识也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正是这种不能正确对待辛亥革命的教训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的认识，使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当时中国共产党只能搞群众工作，不应搞军事斗争。这或者可以说是毛泽东指出的“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4]的认识根源吧！把群众运动和军事运动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群众运动的结果，就是忽视对军队的争取，从而使革命群众运动失去中心支柱，失去保障，国民党军队一旦叛变，共产党就无力组织抵抗，一切群众运动都塌台了。大革命失败使共产党认识到：武装工农、军事训练“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5]这是从失败的教训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第二，大革命的失败，宣告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破产。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根本点在于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陈独秀有时也讲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那也只是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不是要掌握政权和军权。在政权和军权方面，陈独秀是一贯甘居在野党地位的。他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不与国民党争政权，民主革命胜利后争政权也是不会有的事。在军队问题上，陈独秀的态度：一是共产党自己不搞。在北伐开始前后，本来是有很多机会发展共产党自己的军事势力的，但陈独秀明确表示，不要组织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因此，当北伐军中有的军要求共产党派人组织叶挺式独立团时，因陈的拒绝而作罢。陈独秀只同意组织工农自卫军，且不能超过自卫的范围，不要有常备的组织。正如八七会议发布的《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的：“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地取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络的。”[6]二是帮助国民党搞。陈独秀极力主张所谓建立、发展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为此，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结果，使蒋介石的势力、唐生智的势力以及其他一些名为国民革命军实则是军阀的势力得到了发展。正如周恩来所说：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7]三是妥协退让。陈独秀对于国民党右派和右派军人，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于他们反共、反工农的要求，一味妥协退让，幻想以退让求团结，拉住他们不破裂统一战线。这样使蒋介石轻易地夺去军权以及党权和政权。同样，在武汉时期，陈独秀为了让汪精卫集团放心，拉住其不反共，不仅不敢武装工农，而且适应其要求，极力限制和压制工农运动，甚至主动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解散劳动童子团。事实上，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不仅不能使汪精卫集团满意，相反，更加助长了其反革命气焰，使其以为共产党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有恃无恐地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大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这种压制正确意见、拒绝武装工农、不争兵权的投降主义的破产。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5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就在组织上使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举行南昌起义成为可能。

第三，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应当说，国共合作，一方面给共产党从事工农运动以至军事工作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另一方面对共产党掌握军队、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又是一种束缚。这是因为：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已经有了一块广东根据地，有了一支军队。在这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国民政府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国共合作后，虽然它们都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但是由于陈独秀的在野党思想和妥协退让，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不争政权，不争兵权，因此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党权以及政权和军权逐步控制在右派和偏右的政客和军人手里。他们不愿意也不允许共产党发展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甚至不能容忍共产党人去国民革命军里工作。蒋介石先后以阴谋手段迫使共产党人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压迫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中的活动，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汪精卫、唐生智等极力攻击、压制工农运动和工农武装。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要共产党人建立工农武装的电报就大发雷霆，并以此作为公开反共的借口。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明证。

在以上情况下，共产党既然不能放手发展自己可靠的工农武装，那么共产党人积极工作的结果，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为别人抬轿子，当苦力。蒋、汪的叛变，国共合作的破裂，解除了这方面的束缚，使共产党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实行的斩尽杀绝的残酷政策，迫使共产党人只能拿起枪杆子，走武装反抗的道路。

1927年7月间，汪精卫集团一方面猖狂反共，另一方面又提出“东征讨蒋”，在此口号下命令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为东征讨蒋的江左军，沿长江北岸东进；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为江右军，沿长江南岸东进。这样，隶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实际由共产党控制和影响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军等都集结在九江及其附近，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其他部队也相继来到南昌。当时，云集在南昌周围的共产党控制的军事力量有两万多人，从而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根据上述情况，在7月下旬及时作出决定，使用军事力量，发动武装起义。这样，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注释：

[1]何沁：《大革命时期党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得失与南昌起义的爆发》，载《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5期。

[2]《恽代英文集》，第442页，人民出版社，1984。

[3]《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59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4页，人民出版社，1991。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第392—393、4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第392—393、4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载《周恩来在潮汕》第1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