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今，你对得救预定论怎么看？

敌军来犯，国王出逃。尽管詹姆士二世在法国得到了庇护，但是奥兰治亲王安坐白厅，谁是不列颠真正的统治者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因而，1689年初召开了兼有名族集会和议会特点的“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并没有名正言顺的国王降诏，此次大会实乃仓促权宜之举；但大会依然取得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成果，足以标志一场国事革命。

此次代表大会在1689年1月末举行，旨在商讨詹姆士和威廉的地位问题。同时讨论“弃置”或曰“空缺”之王位的价值，会议因循开展辩论，但根源是想永远摆脱并不在场的国王。下议院最终宣布詹姆士二世“弃位”，但法律中并没有“弃位”一说，因此这一说法从本质上说是非法的。然而在僭位者篡权的状况下，并没有其他选择。詹姆士是个独裁的天主教徒，在新教盛行的国度，他是最差的国王人选。其实，已有一群显要人物请求奥兰治的威廉介入当下日益堪忧的情形，这位轻易征服英格兰的君王由此获得了合法性。但不能将他视作征服者，因为这会唤起关于威廉一世的恐怖回忆，共和政府的拥护者对此恨之入骨。所以他应凭借法理称王，因为这个模糊的表述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形。

2月初，代表大会成员拟定了一份《权利宣言》，其中有一项禁止在和平时期设置常备军的条款，和平时期设置常备军被认为是王权独断最为明显的象征。其余条款有着类似的主导思想。在没有得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执行或中止法律；在没有得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为了满足君王利益而收税；议会享有至高无上的言论自由，此外，宣言的最后一项写道：“议会应当经常召开。”

《权利宣言》（后称《权利法案》）正式在威廉和他的配偶玛丽（也就是被废黜的国王之女）面前宣读，当时两人庄严地坐在国宴厅，待宣读完毕，威廉宣布“我们乐于接受你们所提出的条件”，两人于是被授予联合君主的名号。这个手段很是高明。我们只能认为威廉了解并接受《权利宣言》乃自己取得王位（登基成为威廉三世）的先决条件，但他并没有被迫以宣誓的形式正式接受《权利宣言》。然而，当下许多人认为他的王位是议会授予的。君权神授从此成为历史。丹尼尔·笛福后来称议会拥有“不受束缚、不受限制，近乎无尽的权力”。

威廉对宣言内容表示缄默并不意味着认可。他绝无可能赞同宣言的原则；这些原则全然是英格兰式的，几乎毫无理论基础，而他心知肚明该宣言限制了自己的权力。他说自己并不想答应其中一些条款，但“当下情势压倒了个人意愿”，后来他抱怨道：“最糟糕的政府便是国王一没财产二没权力。”哈利法克斯侯爵在国宴厅将王冠交予威廉的当天，威廉对侯爵说，“他觉得自己像在剧中扮演国王”。但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演好自己的戏份。

实际上，这套消除君主专制威胁的方案是由乡绅和贵族联合制订的。他们无意通过议会完善法律改善民生或出于善意维护秩序。他们只想从中渔利。所谓“光荣革命”也是如此，该运动以得救预定论为理论基础，但实际上是在一群有组织的精英指导之下完成的。这群贵族寡头统治集团得到了地主乡绅的支持，在之后两百年间一直大权在握。

有些人认为尽管前代国王遭到废黜，但先前对他效忠的誓约不能也不应违背。若最神圣的誓言都能出尔反尔，秩序和权威又从何谈起？那些拒绝向威廉和玛丽宣誓效忠的反对派史称“不矢忠派”。国内一些级别最高的教士就在此列，如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除他之外，选择这一立场的还有八名主教和四百名教士。4月11日，威廉夫妇的登基仪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大主教没有到场，王冠是由伦敦主教给国王戴上的。次年，桑克罗夫特被迫退休。

不矢忠派是国家分裂的标志，其中许多人结成“詹姆士党”（即流亡的詹姆士的支持者），哪怕不公开行动，至少内心如此。在英格兰许多地区，人们无疑明确拒绝对威廉效忠，一些人觉得威廉是依靠武力强行即位的。不过又能怎么办呢？王冠戴在他的头上，所以只能漠然以对、听之任之了。

新国王坐在王座上，向两院做了一次讲话，权宜将代表大会转变成议会。登基誓言中，他同意依据“议会同意之条例、法规、风俗”治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英格兰政体内的各方力量达到了新的平衡。然而君主和议会的关系并不好，之后突显议会成员新权力的迹象便是他们拒绝终生供养威廉，而且根本没为他出征法国的计划筹款。他们已经吸取前一代国王不靠他们依然能够自给自足的教训。以致威廉要依靠频频召开议会才能偿还债务。如今，议会年年召开，分为数期，持续数月，平均每两年举行一次大选。政治气候因此加速升温，史称“党派狂热”。

这并非新国王喜闻乐见之事，他打心底厌恶难以驾驭的政客。他英语讲得不好，生性内敛，乃至沉闷阴郁。他总想着回到故土，远离装腔作势、予取予求的英格兰宫廷。他厌恶排场，并不拥有能博得臣民拥戴的仪态和外表。他说话缓慢且简短，天生工于心计且性格冷酷，做事有条不紊。尽管身材瘦小，但他能够让自己在举手投足间透露威严。然而，他患有哮喘，谈话常被连续而猛烈的咳嗽打断。不久他便离开雾气弥漫、空气潮湿的威斯敏斯特，移驾环境相对健康的肯辛顿。平常，他总是很严肃，甚至可以拿冷峻来形容，鲜有开心的时候，唯有和他身边的荷兰顾问团在一起，他才会放松下来。

当时风传威廉的宫中都是同性恋，特别是他的两个“宠臣”——第一代波特兰伯爵和阿尔伯马尔伯爵，受赐五十万英亩土地。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之弟腓力的妻子巴拉汀郡主伊丽莎白·夏洛特就问及威廉的宫廷是否变成了“château de derrière”（后入之宫）。她的丈夫被称作“殿下”，是个臭名昭著的同性恋。因而她可能得到了第一手资料。当时流传着一首诗，其中有两行是这样写的：

国强君安人心向，

愿君勿折后庭花。

索尔兹伯里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是权力分配新形势的坚定支持者，有一次，他多少有点故弄玄虚地说国王“身正心清，唯沾染一项恶习，对此他慎之又慎、秘而不宣”。这里的恶习或许指酗酒，但可能性不大。威廉三世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宫廷中男性占主导地位，在这类宫廷中，龙阳之好甚为普遍。然而，和绝大多数涉及君主的同性恋故事一样，并没有实打实的证据能够支撑这一论断。

不论如何，威廉是坚定的加尔文派信徒，奉得救预定论为圭臬。这便是为何他总怀带着宿命感。在托贝登陆并准备和詹姆士二世交锋时，他曾对伯内特说：“博士啊，如今，你对得救预定论怎么看？”他相信自己的作为都是命中注定，对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国王开战一事尤其如此。这是他一生的伟业。他在战斗中勇猛无畏或许也应归功于他的信仰。此外，他对那些不从安立甘宗的人员持明显宽容的态度，显然也是受到了他自身信仰的影响。

新议会一开始施行的措施中，有一项便是制定了一条推行并鼓励宗教宽容的法案。该《宽容法》赋予不服从国教者公开举行宗教活动的自由和法律保护。在之后二十年间，有两千五百多座教堂或秘密集会点获得了举行宗教活动的许可。那些不服从国教者就算不是加尔文派，毕竟也是新教徒，因此威廉迁就他们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这一环境孕育了18世纪40年代卫斯理宗的复兴，但多数国人信仰的是安立甘宗，其中的许多人认为国教信仰的权利遭到了忽视。确实，到了18世纪中叶，正统教会面临的一大困扰，即面对较为狂热的宗派，人们对正统信仰反而持漠然的态度。

早在1689年春，威廉便已向法国宣战。前一年他入侵英格兰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想汲取英格兰的财力和资源，从而向称霸欧洲的法国发动旷日持久的战争。具体来说，他针对的是法国对荷兰共和国独立所造成的威胁，而他是荷兰的“执政”（即国家元首）。这是他十六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在1672年面对法国的入侵时，他便表示要誓死保卫国家，“寸土不让”。由此，路易十四称威廉为“宿敌”。法国国王号称“太阳王”，他想建立一个雄伟的波旁帝国，自己担任元首。或许，他会像太阳一样在欧洲上空升起。如果他连荷兰也征服了，那他便打败了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的新教国家。英格兰人的愿望比较单纯，他们支持威廉的战争只因为他们不想让詹姆士二世在法国的支持之下重返英格兰。他们不想成为当时所称的“教宗党或奴隶”。他们只愿战争早日结束。

这个愿望落空了。实际上，威廉此时领导的针对宿敌的战争，被后世称为“九年战争”。他亲自担任外交部长，与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等国家结盟。后者虽号称“帝国”，实际上大部分是由统治中欧各个邦国的亲王组成的松散联盟，这些亲王对法国称霸欧洲也心有余悸。然而威廉的战争仅仅为一场规模更大，为时更久的冲突拉开了序幕。英法战争一打就是五十八年，两国长时间的敌对状态一直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才画上句号。经年累月的战争文化改变了英格兰社会、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军队被投入战争。税收与日俱增。上面这个故事，本卷书将为大家娓娓道来。

威廉对他的英格兰议会已不再抱有幻想。1689年春夏两季，他多次抱怨“下议院把他当狗使唤”，“让他忍无可忍”。“辉格”和“托利”这两个规模最大的党派在詹姆士二世在位时便已占据不可撼动的地位。辉格党反对亲教宗的专制政府，试图限制王权。托利党决意保卫王权，使其免受所谓共和党人与反对派的危害。而威廉三世的到来让一切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邀请威廉率军登陆英格兰取代詹姆士的“不朽七君子”中，五人隶属辉格党，两人隶属托利党。因而辉格党觉得自身占据优势。威廉刚登基的几个月里，辉格党想就自身在前朝所受的屈辱报一箭之仇。此外，他们还想主导威廉的顾问工作。但新登基的威廉心知肚明自己无法单凭一个党派的支持统御全国，对于国事，他必须权衡轻重，做到不偏不倚，倚靠双方的力量开展统治。他想将两党合并，建立“宫廷党”。

辉格党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对托利党议员拥护詹姆士二世怒不可遏。一些贵族因加入罗马教会而被控叛国罪。所有将颁发特许状的权力交给前朝国王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被停职，并限制七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辉格党甚至提议给托利党全体成员施用具有追溯效力的刑法。然而威廉表示想要进行大赦，并制定对在前朝参与专制或非法行为之人“进行全体饶恕与赦免”的法案。1689年夏，一份《赔偿法案》被呈给下议院，但仅宣读了两遍就被弃置在桌上。该法案事实上也就到此为止了。

至此，在威廉看来，议会一无是处。不但没有达成他的目标，而且没有拨发他本以为唾手可得的财政收入。之后又有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让他愈加愤怒。他打算率舰队开赴爱尔兰制伏天主教徒及詹姆士二世余党，因后者对英格兰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但辉格党并不想让他亲征。他们担心爱尔兰多雨多雾的天气会对国王的健康不利，也对让一大群从北欧招募的新兵和雇佣军踏上英格兰土地的主意大为反感。然而，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威廉抢先一步解散了议会，并要求重新选举。

1690年3月的议会选举竞争激烈。戴安娜·佩吉特在写给其亲戚佩吉特勋爵的信中说道：“当下的憎恨与分歧前所未有，辉格与托利两党针锋相对。”麦考莱则称之为生死斗。讲道、预言和单页民谣报让气氛愈演愈烈，议员分歧被列成清单第一时间发布，目的是将竞选人员的情况“告知”选民。结果是“国教之民”托利党（他们有时候被这么称呼）获得了多数选票。至此，事态已经比较容易掌控了，国王签署“大赦令”作为嘉赏，赦免詹姆士二世追随者的所有罪行。5月，该法令在上下议院仅被礼貌性地宣读了一遍，便获得通过成为法律。下个月，威廉率舰队开赴爱尔兰。

反爱尔兰和反法国的情形类似。这两个国家都支持斯图亚特王朝。1689年春，詹姆士二世在法国军队的护送下从位于爱尔兰西南岸的金塞尔登陆。都柏林的议会拥他为合法的国王，并通过了针对“叛徒”的剥夺公权法案。因而，1690年6月，威廉蓄势待发，率领炮兵和庞大的陆军准备反击。威廉军有一部分是来自柴郡和坎伯兰等地的英格兰军团，另一部分则是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雇佣军，而后者的加入使其愈加强大。

爱尔兰这个国家让新即位的英格兰国王大为头疼。他先前便已指派绍姆贝格公爵率军前去降服不臣之民众及其首领。而公爵一直采取守势，无意贸然开战，理由十分充分，即他的军队训练不足，难与詹姆士二世麾下的敌军相抗衡。威廉不得不御驾亲征。他率领一万六千援军从切斯特起航，搭乘两百八十艘运兵船横渡爱尔兰海。

威廉的军队在位于爱尔兰东北海岸的卡里克弗格斯登陆，同绍姆贝格军会合之后南下向都柏林挺进。抵达爱尔兰首都以北三十五英里处的德罗赫达时，威廉接报称敌军迫近，在博因河南岸集结。詹姆士党人的军队中，大都为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组成了都柏林的第一道防线。当地秋天潮湿，冬天严寒，威廉担心此次爱尔兰战争会受到气候的影响，但大胜的良机近在眼前。据说威廉远远眺望爱尔兰军队之后，说道：“先生们，很高兴见到你们，若不能把你们一网打尽，那便是朕的不是了。”

开战前一天，也就是6月30日，两门野战炮朝威廉开火，第二枚炮弹擦伤了他的肩膀。战马上的他向前扑倒。爱尔兰军大声欢呼。但威廉最终直起身来，说道：“没事，炮弹打得还挺准。”他包扎好伤口，专心备战。

抢渡博因河至关重要。威廉统帅左翼骑兵，而绍姆贝格则指挥步兵。暗号“威斯敏斯特”。所有士兵在帽中放一小根绿树枝，而爱尔兰军则佩戴着由白纸制成的“银饰”。绍姆贝格的手下渡河十分困难，但他们不断向前挺进。尽管他们英勇不屈，但还是一次次被詹姆士的骑兵逼退。然而他们不断重整队形、坚持抵抗，最终詹姆士党先一步崩溃败退。詹姆士本人在远处观战，眼见兵败，策马飞奔逃往名为邓肯嫩的渔村，在那里坐船前往法国寻求庇护。他再也没有返回爱尔兰，因为夺回王位最后且最大的希望破灭了。爱尔兰人实际上是被詹姆士抛弃了，于是，他们称詹姆士为“詹姆屎”。

博因河之战彻底断送了天主教支配爱尔兰的机会。1691年签署的《利默里克条约》对爱尔兰军和天主教民众还是相对宽容的。但爱尔兰的新教徒并不想如此忍让教敌，他们在都柏林议会自行拟定了结束英爱战争的条款。这些条款史称《惩罚法案》。所有为詹姆士二世而战的人都被剥夺了财产。天主教地主不得将财产原封不动地传给子嗣。天主教徒不得担任公职，不得携带武器，不得公开举行宗教活动。此外，他们还被禁止担任与法律和军事相关的职务。这一系列举措史称“新教优势”，但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称之为“长期倾轧”。

英军在爱尔兰大获全胜，而对法战争的战况与之相去甚远。英军出师不利，1690年夏，荷英联合舰队在比奇角附近被法国海军击败，折损十一艘战舰。战败的消息在伦敦等地引起了恐慌，人们觉得敌人或许会对英格兰本土展开全面侵略。各地民兵被召集起来，人们有剑拿剑，没剑就拿干草叉，南下前往德文郡海岸，准备抗击法军。本是“护宅壕沟”的银色大海，如今在宿敌的掌控之下。若法军舰队沿泰晤士河长驱直入，该如何是好？

最终，法军并没有入侵，至少没有大举入侵。一千名法军在廷茅斯登陆，大肆劫掠一番过后将该渔村付之一炬，随后便上船离开了。然而，透过该事件可以看出，法国奉行掠夺政策。作为舰队指挥官的海军上将、第一代托灵顿伯爵阿瑟·赫伯特因渎职而遭到逮捕并被投入伦敦塔。在之后的军事法庭中，他被判无罪，但威廉朝中已无他容身之地，他的仕途至此终结。

威廉于1690年9月初起航，横渡爱尔兰海前往布里斯托尔，事前他任命马尔伯勒伯爵约翰·丘吉尔同另外两名外国将军共同指挥后续的爱尔兰战争。国王一路缓缓而行，前往位于肯辛顿的王宫，在某种程度上摆出了凯旋姿态。10月，议会经过表决，拨款四百余万英镑以支持海陆两军继续对抗法国，为了筹集这些钱款，议会新制定了一项土地税，并将关税和消费税翻倍，财政收入的增加预示着后世所谓“财政国家”的兴起。这些举措的出台一方面源于感激，一方面源于恐惧，因为议会成员一直担心法国会入侵。

国王当下前往海牙参加盟军会议，制定军事战略。自然，除荷兰外，其他盟国各自为政、毫无战意。比如丹麦和瑞典自认为远离战场，故采取观望态度。威廉认为这些国家贪图苟安，无异于向法国投降。勃兰登堡选帝侯拒绝援助西属尼德兰。萨克森选帝侯将军队从严冬之地召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认为土耳其的危险甚于法国。然而威廉十分擅长外交，通过贿赂、承诺、恳求等手段，他成功维系了同盟。

威廉合纵连横的才能在1691年4月突显出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当时，尼德兰南部靠近法国边境的城市蒙斯落入了路易十四手中。不仅凡尔赛宫内因挫败威廉而欢呼雀跃，伦敦的詹姆士党人也在常去的酒吧和咖啡馆欢庆此事。此外，威廉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敌人。马尔伯勒伯爵对自身处境并不满意，他在爱尔兰势如破竹，在一场为期五周的战役中，拿下了科克和金塞尔，从而封锁了爱尔兰同法国之间的航路。然而让他愤愤不平的是国王偏爱那些外国将军，使他不得不屈居于欧洲各国的公爵和伯爵之下。

马尔伯勒具备现代爱国者的一切品质，他英俊、聪明、足智多谋，不仅是个出色的将军而且是个巧舌如簧的政客。他于二十年前便崭露头角，当时的他还在约克公爵手下任职，这么多年来，他官运亨通，从未失势。他抛弃了第一个主子詹姆士二世，在威廉入侵之时投入威廉麾下，他这么做是出于对新教的虔诚。然而，如果情势于己有利，他似乎很乐意再次变节。不论何人何事，只要能令他从中获利（不论是权力、钱财还是荣耀），他都愿意支持，并且在此期间保持圆通、谦虚、热心。

从爱尔兰返回不久，他似乎策划或加入了扶持詹姆士二世重登王位的阴谋。他相信自己能获得英格兰军队的支持。有证据表明其他英格兰贵族也有向正在圣日耳曼昂莱城堡流亡的詹姆士暗送秋波，期盼能在不定的将来确保自己的地位。然而，马尔伯勒的阴谋于1692年初春败露，他被革职并禁止入朝。到了5月，他因犯叛逆罪而被捕并关进伦敦塔。据传他参与了计划刺杀威廉的阴谋。该阴谋史称“花盆阴谋”。一份将马尔伯勒牵连在内，但实为伪造的文件被放在了罗切斯特主教宅邸的花盆底下。

他于六个月后获释，并恢复了部分名誉，最终回到朝中。威廉似乎对那些依然暗通斯图亚特王朝的贵族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他对人性不屑一顾。

在国王看来，欧洲大陆的战争才是头等大事，当下，战争正打得难解难分。1692年5月，据目击者称，一支由四十四艘舰船组成的法国舰队驶离法国西北海岸的巴夫勒尔和拉乌格，意欲让詹姆士二世重登英格兰王位。经过激烈的海战，法国舰队四散而逃，而乘胜追击的英荷海军还是击沉了十五艘敌舰。法国入侵的威胁解除了。

如今，荷兰和英格兰是海上的霸主，而法国则不得不将战略重心转移到陆战上。例如，是年夏，法军在尼德兰南部的斯滕凯尔克打了场胜仗，在激战中，英格兰的五个兵团全军覆没。将这些事件按年代罗列再简单不过，但唯用火一般炽烈的笔触，才能真切描绘出尸骨成山的战场。在《格列佛游记》（1726）第四卷《慧骃国游记》中，乔纳森·斯威夫特如此简明扼要地描写了现代战争：“双方阵亡两千；将死者呼天抢地，残肢横飞：硝烟漫天、人仰马翻，亦有遭马践死者：溃逃、追击、胜利；尸横遍野，为犬狼禽鸟争食；烧杀抢掠，唯剩满目疮痍。”另一片“红海”淹没了大地。许多年后，麦考莱在《英格兰史》（1848）中写道“斯滕凯尔克战役”过后，“来年夏天，由两万具死尸滋养的大地上，开出了数百万朵罂粟花”。

这场战争哪怕刚开始是民心所向，打到现在也已尽失人心了。这不过是“威廉的战争”而已，这位国王于春夏两季在欧洲大陆打了一系列战役，当他回国的时候，发现政局动荡，不少人都反对他。于是他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周旋，意图建立一个全心全意支持战争的“宫廷党”。然而当他确信托利党不可靠之后，就开始支持辉格党。他是对的。在反对宫廷和政府的“乡村党”中，大多数都是托利党人。这些人不信任政府，对常备军和倚仗国王宠信的议会成员更是充满猜忌。

然而，当时的党派并不像现在这样泾渭分明。两党成员有无尽的交集。托利党从原则上说全心全意支持王权（如今享有者为威廉），但他们中也有许多人支持詹姆士，一心等待詹姆士二世回国。辉格党支持威廉，但从理论上说他们急切地想要限制王权。如何寻找其中的平衡点？国王偏向于建立“混搭”政府，融合不同的政治元素，但实际上他慢慢偏向辉格党，因为后者意欲将对法战争打下去，他们反天主教、反独裁专制的立场更为坚定，在他们眼里，路易十四集这两者于一身。同伦敦金融从业者的联系使他们能够为战争筹集军费，并承诺会给予后者好处及利息。辉格党是威廉之友。该党的领导小组由五人组成，1695年的时候，他们被称作“小圈子”（源于西班牙语junta），意为委员会。

流亡的前国王在圣日耳曼昂莱城堡安顿下来，一直处心积虑谋划着如何夺回王位，他热切地观察着威廉是否犯错，并使出浑身解数四处募集支持者与间谍。英格兰的詹姆士党中流传着一句密语：“将之装起：此物将归于吾父。”意为让国家陷入动乱，这样詹姆士便能返回。此外，该派党人进酒馆时会故意跛行。“跛行”（Limp）一词由路易、詹姆士、摩德纳的玛丽、小王子等四个名字的首字母组成。1693年春，詹姆士签署了一份“声明”，赦免不反对他回国之人，并保证自己会遵循议会制政府的形式。

詹姆士小女儿安妮的境况不容乐观，自她姐姐玛丽二世于1694年去世之后，她面临的问题便千头万绪，当时，她是斯图亚特家族坚定不移信奉新教的唯一直系后裔。值得一提的是她在继承王位一事上比姐夫威廉更为名正言顺，而威廉则试图缓和矛盾。在之前的几年中，威廉和玛丽对安妮采取无视或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有一段时间干脆不让她进宫。安妮则在马尔伯勒伯爵夫人，以难缠出名的萨拉的鼓动下嘲笑国王，在她俩互通的信件中，她们称国王为“卡利班先生”或“荷兰流产儿”。

有人怀疑安妮会认同詹姆士党人奉行的原则，理由甚为合理，即她依然支持由自己父亲当国王。据说待她姐夫一死，她便会邀詹姆士回国。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发生，安妮对罗马天主教深恶痛绝，詹姆士当时坚持释放天主教徒，此举对政体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些她都记在心里。比较可能的是她自己想要登上王位，从而维持安立甘宗的秩序和稳定，毕竟对于国教，她信受奉行。

威廉有更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考虑。战争打到第六年，再次急需资金支持，于是他又一次向辉格党求助。“小圈子”中有一个名为查尔斯·蒙塔古的年轻成员。此人本领超群，英格兰财政得以改头换面，他的功劳无人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