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帝国一梦

安宁美好的黄金年代

库尔特·哥德尔在晚年深受精神顽疾之苦，人生最后几年黑暗苦闷的岁月与他安宁稳定的年少时光判若云泥。1906年，哈布斯堡王朝在世人眼里尚有万古长存的势头。那一年，哥德尔出生在一栋由他父亲亲手建造的乡野别墅里，别致的小楼坐落在布吕恩的一处山脚下，一条树木密布的坡道直通山上的中世纪城堡——斯皮尔博城堡（Spielberg Castle）。天气晴好时，哥德尔和他的兄弟们能透过自家阁楼的天窗看到清澈的天空与远处火车喷出的缕缕烟灰，机车呼啸前行，奔向位于哥德尔家乡往南70英里外的维也纳。

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地利帝国由大大小小的堡垒要塞结盟而成，帝国内部的团结已经维系了数个世纪。彼时的布吕恩仍是一座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城市（今属捷克——译者注），行政上归属摩拉维亚地区，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以捷克语为母语。奥地利帝国的铁路主干线全长将近1 000英里，横贯东西，西起帝国西南的亚得里亚海岸，东至与俄国接壤的内陆边境。铁路辐射到各个主要的大城市，包括特里斯特、布拉格、布达佩斯、克拉科夫、切尔诺维茨、格拉茨和伦贝格，连接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城镇和村庄，而居于这个交通网络中心腹地的正是帝国首都维也纳。奥地利帝国多年来一直是中欧的一股强大势力，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是其国力优势在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后的最新体现。

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所有中型和大型城市都在争相模仿首都的规划风格。每座城市里都有一条气派的环城大道；千篇一律的市立剧院或歌剧院胡乱杂糅了新巴洛克、新古典和新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拙劣地模仿着维也纳环城大道上的那座建筑物；一排排公寓楼呆板地排列着，临街的墙面粉刷得颇为用心，门脸雕饰得犹如贵族的宅邸，小资气息扑面而来。这种视觉上的雷同感不只体现在城市的规划和建筑风格上，哪怕到了偏远的小城镇，也能在列车站台的声色光景里感受到似曾相识的味道：每个车站都有一名身材发福的中年站长，隆起的腹部满满当当地塞在低调整洁的深蓝色制服里；他会对每一趟进站的列车敬礼，奥地利小说家约瑟夫·罗特把这个动作称为“军礼式的致意”；站长的胸前用一个黑色带子系着铃铛，火车要启动时，他就摇三下铃铛作为列车离站的信号，一下也不多，一下也不少，这种标志性的三声铃响出现在帝国的每个火车站里，从亚得里亚海一路传到俄奥边境。每个车站都装饰成鲜亮明快的黄色，车站的墙面上都挂着黑色的双头鹰标志，这种随处可见的标志是哈布斯堡皇室的徽记。拉生意的马车在车站前等待着，车夫们讲的笑话大同小异，就连讲笑话时手舞足蹈的样子也如出一辙，他们还喜欢拿捏着腔调跟乘客聊天，假装自己是出身上流的有品人士，这种赶时髦的虚荣和奉承在当时的奥地利帝国随处可见：大家对做生意的人都会尊称一声“总裁先生”，陆军少校被奉为“将军先生”，而在读的大学生则个个是人们口中的“博士先生”。就算最不起眼的乡下咖啡馆，也在极力追捧维也纳时下流行的风尚：被烟灰熏旧的墙壁，家家必备的国际象棋和多米诺骨牌，围着蓝色围裙的女侍者推着摆满蛋糕的小推车，售卖风靡维也纳的凯撒面包卷和罂粟籽饼，收银台后面肯定坐着一位身材丰腴的金发女郎，一丝不苟地盯着每单进账。

犹太人为奥地利帝国的兴盛做出过卓绝的贡献，居住在帝国境内的20万犹太人和200万犹太亲属，一度希望奥地利能够成为他们翻身的福地，但这美好的愿景终究没能实现。历史学家乔治·伯克利曾把奥地利帝国对犹太人忘恩负义的迫害形容为“人类城镇发展史上最薄情寡义的辜负与背叛”。19世纪是民族主义和仇恨情绪大行其道的时期，来势汹汹的分裂思潮却没能动摇奥地利帝国团结稳定的根基。1938年，流亡巴黎的奥地利犹太小说家约瑟夫·罗特曾对帝国境内这种“不可名状的团结感”有过一番描绘。 在罗特的最后一部小说《皇帝的陵墓》（The Emperor’s Tomb）中，当一切已成往事，主角回望过去，不禁沉思道：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帝国境内无论是何地的景致、地貌，哪一个邦国、民族，又或是谁家的小屋和咖啡厅，无论它们多么殊方异类，冥冥之中都在服从一种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能把山高水远拉到近在咫尺，把本该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域风情同化为稀松平常的本国风土，让帝国团结一致，免于分崩离析。我所说的这种力量根植于古老的君主制，焕发于世人的泥古非今，它让我即便走到兹拉托格勒，也会油然而生一种身处锡波利耶或维也纳的亲切感。

因为长期酗酒，罗特在一年后客死巴黎，成为被奥地利帝国辜负的20万犹太人中的一员。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哥德尔出生于有着典型的帝国城市风貌的布吕恩：一条气派而热闹的环城大道；一座由市政府筹建和运营的大剧院，定期邀请维也纳的巡演团队，出演最新最热的剧目；在专门为想去维也纳、布拉格或切尔诺维茨上大学的学生们设立的文科中学，教授奥地利帝国的通用中学课程；市区里的自由广场熙熙攘攘，哥德尔的母亲经常光顾广场附近一家名为“肖普”的咖啡厅，在那里同她的好友和闺蜜度过了无数悠闲的午后时光。这一幅安宁美好的盛世景象都将在“一战”的炮火里灰飞烟灭：时代剧变正在酝酿，战争一触即发；虽然暗流涌动，但人们依然安居乐业，对危机毫无察觉。

知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与哥德尔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和罗特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奥地利籍犹太人，都侥幸逃脱了希特勒的魔爪，也都在悲惨的流亡途中送命。茨威格曾在自传体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把“一战”前的时期形容为“安宁美好的黄金年代”。作为传统货币，奥匈帝国克朗以金属币的形式发行流通，“这闪闪发光而又坚固的货币本身就是奥匈帝国那段安稳岁月的例证和缩影”。孩子一出生，父母就会拿出一部分收入作为成长金储蓄起来，根本不担心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公务员只要查查日历就能知道哪天轮到自己晋升，哪天可以领取稳定而丰厚的退休金光荣退休。“帝国辽阔疆域内的一切都层级分明，所有人只需按部就班地过日子，而位于这座金字塔顶的是一位年迈的皇帝。如果有一天皇帝驾崩了，每个奥地利人都不会（或者说不需要）惊慌，因为他们知道一切均已安排妥当，总会有下一任皇帝继位，日子照旧，什么也不会改变。生活在如此理性安稳的年代，社会动荡和国家战争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安守本分”便成了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只要做人本分，就能为国家的昌盛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从发展的红利里分得一杯羹。“任何非理性的决策、感情用事的做法和可能引起混乱的行为都会被极力避免，有时候人们甚至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研究奥匈帝国的历史学家如此评价这段时期帝国的社会稳定状况。

1917年，奥地利诗人兼剧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提出了“奥地利思想”（Austrian Idea）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一种“鼓励和解、融合与建立沟通”的思想，旨在摒弃欧洲大陆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成见，消除隔阂，以包容的价值观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但当时正值“一战”，霍夫曼斯塔创造的这个词犹如划过天际的流星，很快就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夜中。罗特曾塑造过一个来自加利西亚（位于西班牙北部，曾是奥匈帝国的领土）的波兰伯爵的角色，他的兄弟曾气愤地说：“奥地利不是国，也不是家，更不是某个民族，它是一种信仰。”所以，奥地利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奉行的是“超国家主义”。他继续说道：“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超国家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这位兄弟脾性古怪，一无是处。”伯爵评价说，“但一谈到政治，他可真是眼光毒辣，无人能及。”罗特非常喜欢借一些古怪角色之口旁敲侧击，讽刺奥地利社会自相矛盾的现实。）

奥地利皇室一开始并不喜欢各个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图景，但后来也全盘接受了这种思想。地理上横跨东西方的维也纳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充当了东西方文明的交会点，虽然这不一定是它的本意，不过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社会的大熔炉。1548年，一名访问维也纳的男教师称在当地的商业区里流通着18种常用的语言，包括波兰语、匈牙利语、克罗地亚语、捷克语、意大利语，还有土耳其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等。 1452年，腓特烈三世成为哈布斯堡家族中第一个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成员。腓特烈三世对带有神秘色彩的字母缩写情有独钟，其中最知名的是“AEIOU”。他下令把这个缩写印刻在各种建筑物或器物上，从大教堂到餐具无所不及，“AEIOU”也因此成了奥地利的国家格言。在德语中，“AEIOU”可以代表“Alles Erdreich ist Österreich untertan”（世界臣服于奥地利）。这可不是吹牛：在腓特烈三世加冕之后的200年里，哈布斯堡王朝从中欧向外扩张，先后将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大部和法国的一部分领土都纳入统治范围，欧洲的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臣服在奥地利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