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他史、我史，公众史

李勇（十年砍柴）写了一部《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人物传记，命我写序。展卷读来，果然是财经记者的椽笔纵横，全书一气呵成，淋漓酣畅。读罢掩卷，不禁长叹：此乃一部奇史！从一位不甚著名的“他者”在清末出生后的履历开始，到他在“文革”悲剧时代去世结束，读者从中读到自己，读到群体，最后在一种“公众历史”中得到解释。李勇写这本书是受了一群朋友的托付，他实现了大家的期待，即传记虽然记录一位家庭内的长者，但不应该只是家族私史，也可以是市民公共意识的一部分。按梁启超那种“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的标准来讲，本传主不是造成时势，而是为时势驱使的一般人物。然而，即便是一般市民，他们在一些关键场合参与历史，见证历史；哪怕就是为生计所迫，随波逐流，被历史所裹挟、吞噬，却仍然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时代共性。概言之，这既是他史，又是我史，也是一部公众史。

传主徐传贤（1908—1972），江苏青浦籍人，生长、求职、受教育、发展事业，都在租界时期的上海。徐传贤是另一位朋友徐建新的祖父，多年来建新孜孜以求，一直想把青浦徐氏他们这一支宗族的家世——从曾祖父徐熙春在上海南市创业开始，到祖父徐传贤、父亲徐家良一辈在变动时代的经历——记录下来，奉献给社会。建新和朋友商量，寻找方案。最近几年，我和他多次碰面，都会讨论怎样找到史料，如何写得精彩。徐熙春创建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医院（今上海中山医院青浦分院），是青浦地区第一所西医医院，至今为当地人民塑像纪念。建新的伯伯徐家善是上海瑞金医院医生，父亲徐家良1956年从江苏医学院（南京医学院，今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的医院，建新于1966年出生在贵阳。建新回到上海后参加高考，延续家风，仍然学习医学专业，现在本行业内创业。建新的女儿徐子蕙去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硕士毕业，现在伦敦国王学院研读干细胞医学博士，还在延续徐氏家族的医学传统。按理说，写曾祖父徐熙春以下五代人的医学经历，对家族最有意义。但是，建新和大家都觉得，祖父徐传贤的事迹更能印证和说明20世纪中国人走过的艰难道路。从搜集到的文献，再从文献反映的时代来看，一生从事邮政业务、外事和教学的祖父徐传贤才是更加值得撰写的主人翁。

在上海，大约是在民国初年就流传一句话——“海关金饭碗，银行银饭碗，邮局铁饭碗”。徐传贤凭着他在中法学堂的学历，于1924年考进邮局当邮务生——那是一份体面的职业。按李勇他们获得的资料，同一年考进邮政总局的还有朱学范、陆京士、凌其翰。这四位“同年”兄弟的关系值得一提，朱学范（1905—1996，金山枫泾镇人）、陆京士（1907—1983，太仓沙溪镇人）两人都是深度参与民国历史的人物，生平留在了国共两党的记录中。朱、陆都曾拜在杜月笙门下，把传统的青帮组织改造成一个新式社团——“恒社”，联合民众，排解纠纷，参与工潮、学潮，因而在上海和全国工人运动中取得重要地位。还有凌其翰（1907—1992，上海本地人）也是有名的，他留学欧洲，曾经一度担任震旦、复旦创校校长马相伯（1840—1939）的秘书，1932年帮着马校长整理《六十年来之上海》，讲上海开埠后一甲子的沧桑巨变。凌其翰凭着震旦大学、鲁汶大学的法语、法律训练，以博士和教授的身份从事外交，获得驻法公使的职位，最后在国共政权交替的时候以“起义”的名义加入新政府，虽在“反右”中略有曲折，但“文革”后在北京外交部得以善终。

徐传贤和他的三位“同年”都是出自上海市民阶层的平民子弟，通过刻苦学习，取得正当职业；再经过努力工作，凭着实干业绩，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职业性”，是这一代人的主要特性。1930年代，是上海平民阶层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一时期，上海各行各业的基本骨干大多是本市出生的上海子弟，逐渐改变了开埠以后各项人才以输入为主的格局。这种格局变化给职场带来了一股新风，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某种形式的“海派”吧。徐传贤、朱学范、凌其翰等人各有祖籍，但都出生或自幼生长于南市，就学于法租界，相比外滩、虹口公共租界的广东、宁波、苏州、常州、无锡等融合而成的市民气质，他们更加本土化。陆京士出生在太仓，他的父亲是上海邮政局职员，自己是本土化了的“邮政二代”。凌其翰、徐传贤通过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完成了大学教育，练就了更加出色的职业技能。朱、陆、凌三位师兄后来都脱离了邮政界，离开上海，成为国务人员；徐传贤则留在职场，一直从事与邮政相关的业务——1940年代在上海从事邮政外交，1950年代到北京做邮政管理，1960年代被打成“右派”后在邮电学院从事邮政教学。1972年，在“文革”高潮有些退去且他正在“干校”改造的时候，忽然被卷进了“莫须有”的“特务潜伏”案，被监押审查，最后在邮电总医院病逝。

“从上海到北京”，徐传贤和那些积极投身到延安、东北和北平的热血青年完全不同，他见证了时代的巨变，但只是一位被动参与历史的职业人士。他是在1949年11月作为旧政府中的留用人员“奉调北京”，应该就是那种缺乏“主人翁”意识的人士。谈到1949年，津津乐道的是那些“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而徐传贤显然不是这类人。他是一个来自上海，熟悉邮政业务，懂得法文、英文，曾为国民政府工作，现在又为新政权所留用的职业人士。我相信，当年他到“陪都”重庆管理总局业务，在东南亚各国从事“万国邮联”外交，“复员”后在南京和上海重建邮政业务，都是秉持职业操守为民众服务。他自认是邮政事业的仆人，而不会僭越为它的主人。当年到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群中间，这样的职业人士不出现在舆论主流，很少看到对他们的描述和报道，但认真分析起来他们的人数也是不少。《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这本书，正可以帮助我们清晰看见这样一个群体。

在上海，外商投资现代事业最早，而“商办”的比重越来越高，形成了社会发展的民间道路。“洋务运动”初期，清朝因军工生产而投资实业，确曾有过主导新兴实业的做法。但是，这种违背市场规律，不顾民间意愿的做法，终究不行。随着华人资本崛起，民间资本涌入，到1930年代时呈现出来的发展态势相当合理。以现代邮政行业的崛起而论，在徐传贤的老家青浦，朱家角镇的大清邮局1903年建立，民间经营的“协源民信局”却早在1875年就有了。民营地方邮政与国家中央邮政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信息物流业更加发达。青浦在江浙地区率先发展地方报刊事业也是一例。朱家角镇人夏瑞芳（1871—1914）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带出一批编辑、作者、印刷工、发行人，回镇办报，蔚然成风。十几份小报刊发行，民间社会顿时活跃，梁启超呼喊的“开启民智”自然就不开而自启。这期间，以“官”“商”“洋”人为市场主导地位，有博弈，有争议，但整体上形成了多主体竞争、各方面协同发展的局面。有民间力量参与的现代国家体系建设，令传统的中央帝国体制逐渐具有了一些市民社会特征。

按上海、武汉、天津等地城市历史研究学者的描述，1930年代通商口岸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市民社会的特征，天津、汉口、广州、厦门、青岛都有，而尤以上海都会区最为突出。一战前后，各行各业蓬勃发展；1937年“八一三”之前，上海和全国经济正处于“黄金时代”，失业和难民数量不多，工人、职员、学生、警察、自由职业者、小业主、资本家……关系相对缓和。按家庭人口数来估计，上海比较稳定的职业人口应该占了300万人口中的200万以上，无疑是全国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当时，上海和全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用“工人阶级”概念来描述并不准确，他们有竞争、合作、奋发、向上的积极面向。我们看到的这个中产群体中人，办事有自主性，工作有责任感、职业心；在一个复杂而有机的大城市生活，必须尊崇法律和程序，还要善于协商和妥协；道德主义在现代法制体系下失效，但也必须有良好的社交圈，因而要有为人处世的分寸感。他们中的一些精英分子，像徐传贤一样，受过完整的大、中、小学新式教育，而且还是法国式的“人文主义”风格。他们对中国和西洋文化驾驭自如，虽然“崇洋”，但并不是所谓“媚外”，因为利益主体早已不是“列强”而是自己。徐传贤往上三代的家世，并非翰林，也不是经师，而是在闾巷里起家的实业家，划阶级成分的时候被定为“高级职员”。虽然没有当面见过四位“同年”师兄的前辈们，但从文献阅读和本书描述，以及从自己父、祖一辈的亲友环境中，上海市民都可以感觉到徐传贤那一代人身上的时代特征。

以邮政作为职业，是清朝“洋务运动”的成就之一。一个庞大的全国邮政系统率先建立，历任南洋通商大臣布置和经营，邮政总局的邮务、电报系统最为完善，形成了以上海作中心，以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为次级中心，深入各省会和州、府、县的三级网络系统。另外，以江南制造局为核心的工业制造，轮船招商局为核心的航运布局，机器织布局为核心的新式纺织业，加上江海关（与湖北江汉关、广州粤海关、天津津海关并称为近代中国四大海关）作为海关实际总部，还有一大批外资、民资、国有（商办）银行总部，构成了清朝从中央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事业骨干，因此上海成为全国新事业的枢纽。在现代国家里，把一封封家信送到偏僻乡村的邮政系统，是比警局、税局、银行、报纸、学校、医院更能感受国家权力的一个存在，是真正起作用的national机构。清朝在上海（南洋）办国家事业，帝国都城之外有一个新城市魔幻一般地承担了商业、经济、文化、教育，甚至政治中心的功能，这在天朝三千年的都城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30年代，日本记者用“魔都”和“帝都”来形容上海和北京的格局，很是传神。清朝新开的国家事业，允许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多种形式，也就是说民间社会通过“招商”形式参与国家建设，这是1930年代通商口岸地区中产阶级崛起、平民人才涌现的社会基础。

邮电行业“铁饭碗”的说法，是指有稳定而较高的工资，还有假日、劳保、退休金等福利。但是，邮务员的勤奋、准时、整洁、礼貌、守纪律，更是保持到“文革”以前的行业风气，是城市居民天天见得到的良好形象——与今天的“快递员”“邮电工”形象反差甚大。1930年代，朱学范、陆京士组织的全国邮政总工会，是上海组织能力最强的行业工会和民间社团。直到1960年代，这个经历了政权更替而延续下来的工会组织，仍然是上海社会生活的标杆，而它的铜管乐队、乒乓球队、体操队保持专业水准，出过不少全国冠军。1980年代，在四川北路上的“邮电俱乐部”，还是市民娱乐活动中心。上海还有形形色色的俱乐部、同乡会、同学会、同业商会，社会功能都很强。在上海一百多年的市民运动中，晚清时期是钱业、商船、三山、广肇、四明等会馆凝聚力强，出钱行善事；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是总商会、各马路商会一呼百应，动员能力最强；到了1930年代，以邮政工会为代表的职业团体就脱颖而出，有很强的号召力，推动着福利事业进步。一百多年的社会变迁，上海的市民社会建设层次丰富，机构众多，方式多样，形成的局面就是有了独具形态的1930年代城市生活方式。

曾问过一位随三联书店入京的职员，1950年代初有多少上海人到了北京？他估计着说，大约有15万上海人，从学生、职员、店员、工程师、教师、工人到裁缝、美发师等，各种身份的都到了北京。商务、中华、三联这些植根上海的老牌出版社，华新、紫罗兰、云棠、湘铭等“海派”风格理发店，义利西餐社、中国照相馆等，这些生活资源也一起搬来。“海派”文化的表面输出，并不代表它的压倒优势，因为这两个城市的运行机制完全不同。在北上的数十万人中，不都是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那种。上海人的亲戚朋友中间，有很多人移居北京的，大多只是职业变动所致：整个机构裁撤，人员跟着内迁；一时没了工作，也只能接受“国家分配”。一个政权，再简陋朴素，也需要那些能够让国家机器运转起来的经营、管理、服务人员。邮政事业总部不可能留在上海，而徐传贤被选调来邮电部协助业务工作，这尚属幸运。没有行政上的统计数据，就按当时人的估计，上海有15万青壮年人员从上海去了北京。在上海的弄堂里，很多人家“从上海到北京”，支援“国家建设”。如果说1950年代上海有一百万企业人员“支内”，那数十万的各类专业人才被调到北京和全国，这种“上海支援全国”的方式是非常壮烈的。

曾经问过建新，您祖父徐传贤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背井离乡“从上海到北京”，他的内心经历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建新给出一个来自家庭内部的揣测性解释，说徐传贤或许认为：自己刚刚在与第一任妻子盛希珍离婚之后，与第二任妻子章一涵同赴北京，可以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徐传贤受过高等教育，去过欧美，在上海的华丽洋场见过许多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处事方式，因此他对日常生活以外的政治生活当然也是有所认识的。他在自己的“交代”中说：“跟总局一小撮人跑（去台湾），毫无意义，自己一向不问政治，共产党来了也不致就不要我了……”正是本着这种“凭本事吃饭”的职业心态，徐传贤带着一点任运感，怀着些许忐忑的心，也夹带着几分对新的生活的期许去了北京。我觉得，还是从一个人、一个行业的职业感，以及对民族和国家仍然抱有的责任感出发，才能理解当时那一代人的选择。

描写时代的历史，我们通常都是用了政治、思想人物来代表，那些其实并不怎么影响社会进程的学者们的生平和著述，也得到了详细的研究和叙述。但是，那些历史上的次一级、次二级的人物之命运，我们通常都很少去关注。例如，清朝能够宣付史馆立传的，除特别需要表彰的贞节人物，都是二品以上的官员。这当然是一个陈旧片面的历史学观念。一滴水能见大海，一个普通人物也能反映巨大的变动时代。从“公众历史”观念看，徐传贤比他的三个师兄更加能够代表他们所出生的市民阶层，因而也更多地具有近代上海人的秉性特征。他史、我史，公众史，徐传贤的传记更是一部“痛”史。李勇在《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中引用了我在《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2009年版）中一段话的说法，说是鸦片战争“在中国催生了‘五个通商口岸’（Treaty Ports）。一个超大规模的大都市——上海，在五个城市中脱颖而出，引领中国。开埠后的一百六十多年间，正是上海，带领着一个庞大民族——艰难转型”。感谢李勇赞同并引用了这个说法，而今天我们仍然愿意使用这个判断。

李天纲

2021年11月19日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期间，

写就于北大静园二院和资源宾馆2505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