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拂尘淘沙始见君

这本书的传主徐传贤先生去世时，我还是一个刚满周岁的婴儿。徐传贤先生生前声名不显，地位并不高，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不可能知道世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老人，更不会了解他坎坷的一生。

去年夏天，我南游至沪，在朋友召集的酒宴上认识了上海一家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徐建新先生。建新长我五岁，祖籍上海青浦，因为父亲早年间分配到贵州，他在贵阳出生，高中时拜政策之赐得以迁回上海，尔后在上海读大学，在上海成家立业。闲聊中，得知其祖父徐传贤先生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生人，和我的祖父同庚。徐传贤先生比先祖父小七个月，按公历算先祖父生于1907年，传贤先生生于1908年1月。——在他们那个时代，同庚以农历而非公历为依据。我的祖父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终老于湘中乡村；而徐传贤先生熟悉三门外语，一生游历过诸多国家，为国家做过许多事。我觉得徐传贤先生的一生，颇能代表他那一代中被忽视的一部分人的经历，而这些人应该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一席之地，遂萌生了为他写一本传记的想法。

光绪三十三年出生的人，来到世界上不几年便是清室逊位、民国建立，他们在江山鼎革、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中度过少年时代。中国这一年出生的名人多为军事界、政治界人士，如共产党的高层有林彪、杨尚昆、粟裕、萧克、宋时轮、傅秋涛、彭雪峰等，国民党的高层有宋希濂、胡琏、沈策、文强等。这年出生的文化界的名人也有，如萧军、李可染、徐铸成等人。

对照中国的现代史，不难看出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到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丁未年出生的人是12岁到20岁，从少年长成弱冠，这正是一个人学习知识、确定价值观的最重要时期，却恰逢中国现代史一段纷乱动荡的岁月。许多热血青年，为寻求个人和民族的前途卷入大时代的洪流，去从军，参加革命，一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些幸存者成了璀璨的将星。一部分人成为文化、教育界名流，这是每一代人的正态分布。大部分人如我的祖父那样，一辈子待在乡村劳作，生儿育女，如草木一样荣枯生灭无人问津。还有一部分人，如徐传贤先生这样，后人关注度不够。

在传贤先生的后半生，组织给予的个人成分的认定是“高级职员”。今天的人对这一成分应该很好理解，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单位的高层管理者都可算高级职员。在一个中产者占多数的现代工商业社会里，高级职员是整个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人数众多。在古代中国，这个社会角色却几乎没有，按照“士农工商”的划分，似乎都不好归到哪一层。说他是靠手艺吃饭的“工”，但高级职员主要是以贡献专业知识和智慧来换取报酬；说他是“商”，又不自己出资本做买卖，只是老板雇用的员工。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五口通商，受西方的影响，近现代工商业在中国沿海开始产生，渐次影响到内地，并对职员有了较大的需求量。同时，只有在工商业社会里，职员这个阶层才可能发展壮大。

在徐传贤先生出生的时代，中国社会呈现严重的城乡和东西分离。像上海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万国商家辐凑，其城市面貌、市民生活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差别不大。在我祖父生活的湘中大地，还停留在和千百年前没什么区别的农耕社会，青年人除了通过读书、从军混个一官半职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没有别的出路。但是，像徐传贤这种上海及周边县邑的青年，可以不用博取官职、不去商店做学徒、不在老家务农，而走另一条人生道路。——只有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工商业城市，才能给众多年轻人提供这样的机会。1924年，16岁的徐传贤从大学一年级肄业，考取了上海邮局做邮务员（彼时海关、银行、邮局号称三大“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职业），一步步晋升为副邮务长，并于1949年底奉调到北京的邮电部任职。除了晚年受“贬”被调到大学当了数年教师外，徐传贤先生一辈子都是在做职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了一个政治性的称谓“国家干部”）。这样的人生道路，现在的人习以为常，而在一百年前则只是人群中的少数。

当我开始搜集资料、动笔写作时，才发现谋划时雄心勃勃，付诸实现却有百般困难，其中最甚者是资料的匮乏。传贤先生去世距今快半个世纪了，他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逝世前几年或在干校、或被监管，与亲人隔绝，也就根本无法将一生经历在暮年详细地告知亲人。徐传贤先生服务旧政权邮政局的经历，在其所经受接二连三的运动中是种“原罪”，他不但不敢记之以笔墨，平时在和子女谈及往事时也尽量回避。为了安全起见，过去的一些书信、手稿也销毁了许多，留给后人的十不存一。所幸复旦大学的钱益民教授，从档案馆里抄录了1956年“审干”时徐传贤先生向组织递交的约一万五千字的《自传》，从中可一窥传贤先生前五十年人生之大概。此外，钱益民教授还搜集了徐传贤先生一些讲义、照片和与之相关的会议记录、新闻报道等资料。但是，仅仅凭这些资料，还是不足以支撑一部传记。

我曾经想过以徐传贤先生为原型，以文学写作的形式虚构一个人物，但经过反复思考，放弃了这一打算。自问若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虚构多少内容才合适呢？虚构内容过多且离奇，那么又有什么历史价值呢？最后，我觉得应秉承“无征不信”的态度，来写一本非虚构的作品。于是，我决定再去寻找与徐传贤先生相关的资料来呈现他的人生：其间有阙，则留下空白；对一些资料的推测，亦明言之，留待读者判断。

因此，我将“寻找”的过程和结果载之于书稿。这番“寻找”包括到徐传贤先生生活、工作的地方实地考察，虽因年岁久远旧迹难觅，可身临其境有一种穿越时空与传主对话的感觉。太史公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这是我等可以师法的方式。“寻找”的另一种途径是查阅与徐传贤先生有关的历史资料，尽量搜集他所处的行业的史料，以及与之交往的人物的史料，将其人生放置在时代背景中和人际交际网络中去观察、分析、呈现。

经过一年的“寻找”，我的足迹遍布上海、重庆、湖南、北京、河南等地，翻阅了数百万字的书籍和档案，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在书写过程中，我似乎觉得徐传贤先生并没有去世那么久，他还是一个活在世上的有情感、有温度、有智慧的老人。徐传贤先生的一生被慢慢地勾勒出来，他的形象也渐渐地丰满，至于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

通过这一年对徐传贤先生的“寻找”，我有三大收获：

一是认识到家庭和家族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徐传贤先生出生在江南一个耕读之家，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秀才，教过私塾，主持过地方的公益事业，在当地深孚众望，算得上典型的乡绅。从徐传贤这一代开始，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其父徐熙春先生是这个家族承前启后、变旧为新的关键人物。上海开埠后，工商业勃兴，上海周边地区的青年有了更宽广的就业机会，再加上1905年清廷废科举后给传统耕读家庭子弟的人生道路带来了巨变。徐熙春先生在13岁的时候和胞兄一起到上海滩的店铺里当学徒，数年后颇有积累，然后再自己开设店铺，使家庭渐渐地富足起来，并有了足够的认知和经济实力供儿女在上海接受开放的、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教育——徐传贤先生即受惠于此——而徐家也由传统的乡绅变成绅商。徐熙春先生事业成功后，回报故乡和社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族为依托的慈善公益机构如各姓“义田”“义学”，转变为基于工商社会、以契约调整的现代慈善公益机构，而徐熙春先生创办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是一个恰当的佐证。因此，这部书稿以徐传贤先生的活动为主线，徐熙春先生的活动为副线，希望能以父子俩的人生经历来反映清末民初大变局中传统家族的选择和作用。

二是对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它在中国近现代所起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北京和上海——中国的“双子星座”——的关系。我居京二十八年，对北京的历史、文化、风俗比较熟悉，但上海于我而言一直是他者的城市。在写这部书稿前，因公因私去上海寥寥数次，且每次都是走马观花，办完事就回家，连上海的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对其历史、文化之理解尚停留在人云亦云的程度。因为这部书稿的写作，我几次到上海寻访徐传贤先生成长、学习、工作的旧址，翻阅了大量上海1949年前的史料和档案，对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日一点点熟悉、了解。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曾说过，《南京条约》签订后，“在中国催生了‘五个通商口岸’（Treaty Ports）。一个超大规模的大都市——上海，在五个城市中脱颖而出，引领中国。开埠后的一百六十多年间，正是上海，带领着一个庞大民族——艰难转型”。鸦片战争清帝国战败，可谓国耻，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亦可视为一种“孽缘”。上海是这种“孽缘”结下的正果，比起历史上常见的“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大上海的成长是中国不幸时代的大幸。如果没有上海这个古老中国向全世界开放的口岸，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很可能会遭受更多的灾难，中国也难以历尽磨难而有今天这个面貌。

北京依燕山而襟渤海，提纲挈领，六百年来除1928—1949年短暂的时期外，它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北方最大的城市；上海位居长江之尾，后来居上，《南京条约》签订后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也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两座城市南北遥遥相望，在近现代常处于微妙的竞合关系。在权力与资本、保守与革新、内敛与外向、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互动中，两座城市相互作用达到一种平衡，而两座城市的关系则深刻地影响着全中国乃至世界。这部书稿可看作徐传贤先生的“双城记”。徐传贤先生生在上海，42岁以前在上海完成学业、工作、成家；1949年底奉调进京，他在北京开始新的家庭生活，在此度过了二十二年并逝于此、葬于斯。上海和北京的文化差异以及两座城市的关系，都投射在了徐传贤先生的一生当中。

三是我对徐传贤先生这代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更大的敬意。徐传贤先生这代人，从生到死，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他们生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即使活到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已是垂垂老矣，许多人如徐传贤先生没能熬到这一拨云见日的时刻。他们的一生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度过，受到种种的欺凌与压迫，往往连基本的生活和工作的条件都不具备。但是，这代知识分子却能以惊人的坚韧与毅力学习、生存、工作，做出卓越的成就。——多数身后湮没无闻，未留下赫赫之名。他们在身处逆境时不放弃道德品行的自律，不放弃对这个民族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徐传贤先生就是他们中间一个典型代表。用革命时代的标准衡量，徐传贤先生身上有着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机敏，其“反抗性”不强：对任何时期的掌权者，他都能顺从、合作，尊重已经确立的权威，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对此，他曾在1950年代给组织的《自传》中予以自我剖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任何时代持建设而非破坏的态度并埋头苦干的人，才是维持社会运转的中坚力量。历史往往只能记录那些敢振臂一呼、进行反抗与斗争的豪杰式人物，而忽视大多数如传贤先生这样的建设者。这是不公平的！

在本书的写作中，需要感谢的人很多：

钱益民教授搜集整理徐传贤先生的第一手资料并汇编为《传邮万里贤达人生》，是我能完成这部书稿写作的基础。依据这些资料，才得以旁及相关的人物、事件，钩沉探骊，拂尘淘沙，使徐传贤先生的人生经历得以丰盈起来。

青年学者陆轶隽的硕士论文《从江苏省青浦县分会看中国地方红十字会的运作（1924—1951）》，对徐熙春先生的一生有精湛、翔实的考证和评述，而他慷慨地将刚通过答辩的这篇论文给我参考，使我受益颇多。

徐传贤先生的哲嗣徐家良、章永平两位先生一直接受我不厌其烦的访问，一遍遍地讲述他们本不愿意回首的往事，使我的写作除获得了更多的细节之外，还得到了亲情的滋润而不那么冰冷。

徐传贤先生的文孙徐建新先生为这部书稿提供了诸多的支持和帮助。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多有交流，成为意气相投的朋友，而且他总能频频放下手中的事务回答我大大小小的问题。

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的著作对我了解上海启迪颇多，当我觍颜向其求序，他欣然命笔惠赐一篇识见宏阔深邃、充满殷殷奖掖之情的大序，为拙著添彩生辉。

还有，现代出版社的不弃和责编谢惠的认真编辑，使这部书稿得以顺利面世。

“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写作亦是这样。书稿完成后，与我此前的设想尚有不小的差距，这既有资料不够丰富的原因，更是由于我才学不逮。希望今后能找到更多与传贤先生相关的资料能在修订时加以完善，并祈请各位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十年砍柴

2021年8月于北京褡裢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