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邑望族

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公历1908年1月29日），岁次丁未，再过三天就是除夕了，青浦县城的街巷到处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勤劳坚韧的中国人，恢复元气的能力超强，东南沿海的老百姓尤甚。作为东南富庶地区名邑的青浦，居民相比其他地区更为殷实。正在热热闹闹迎接新年的百姓们，大概很少有人会料想到统治他们的大清王朝只剩下不到四年的寿命。

这天，一个初生婴孩的啼哭响彻徐家的宅院，为年关前的气氛更添了一份喜庆。接生婆告诉少爷徐熙春，太太生了个男孩。23岁初为人父的徐熙春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第一个孩子即是男孩，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其时，徐熙春的父亲徐公勉还健在，大家族几代同堂，并未分家析产。对老人来说，大家庭添丁进口是最值得欣慰的事，乃家族兴旺的表象。

按照族谱“公正传家”的字辈排序，长辈为新生的婴孩起名“传贤”，寄托着这个有着浓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家族的希望，让尚贤崇学的家风能够传承下去。徐公勉、徐熙春父子俩相信，这个男孩将光大门第。

青浦是东南名邑，徐熙春家族则是世居该邑的望族。

自明代中期析分华亭（明清时期松江府首县附郭，民国3年[1914]因与甘肃华亭县同名改为松江县）、上海两县部分乡镇，设立了青浦县。自建县以来，青浦一直是物阜民丰、文化昌明的名邑。此地位于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三大富郡交界处，为要冲之地。明万历年间所修县志曰：

青浦面峙九峰，背枕吴淞，右襟三泖，左瞰玉峰。旧志谓川泽沃野，商贾并凑，信矣。山川灵秀，独冠他邑，开创以来，科目日盛，接黼传圭，彬彬不绝，有以夫。

清乾隆年间所修县志亦云：

九峰三泖，钟毓秀灵；人文蔚起，阀阅相望。至如星机云锸，弋泽纶川，粟帛之所委轮，工贾之所辐辏，殷然若都会焉。

据徐熙春的侄孙徐家益考证，他们的家族和松江府另外两支徐氏——明嘉靖年间首辅谥文贞的徐阶、明崇祯年间大学士谥文定的徐光启是同族，后生齿日繁，开枝散叶，各自修谱。

徐熙春这一支的祖上在明代青浦建县之前由松江府城迁居唐行镇西北的思葭浜，故称“思葭浜徐氏”。1914年，该族重修族谱，谱名请胡惟德题写。谱序写道：“青浦徐氏，当有明中叶自茸城迁青，时尚未设县治所，居思葭浜，在小西乡。至清初始迁邑城。二三百年来，子孙繁衍，由读书起家，游庠食饩，贡成均登贤书者，后先相望。近今士大夫数青邑望族，必以徐氏为首。”

上海市青浦博物馆所编的《青浦望族》如此评述思葭浜徐氏：“清至民国初年，徐氏一族主要居住在青浦城区，也有部分支系迁至朱家角、昆山等地。作为耕读世家，其子弟多以读书为业，然而登高第者并不多见。徐氏家族多有好诗文者，为青浦的文化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其不仅家境殷实，还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历代有不少人都为赈济灾民做出了贡献。”

徐氏家族在青浦，亦因为国运之变化而家族命运有消长。在明代中后期，这一族和东南各邑其他家族一样，人才辈出，文运亨通。明清易代乃天崩地坼的大事，作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东南地区，缙绅大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家族在战乱中破产，子孙沦为群氓；一些家族在清人入主中原后以江南为重点打击地区的系列文祸中受到牵连。明末清初年间，原来的缙绅大族有67个，青浦占7个。清初残酷的清算之后，陆、王、陈、徐、杜、章六族衰落，只有沈荃（顺治九年[1652]殿试探花，官至礼部侍郎，其族源于青浦朱家角沈巷，后迁居华亭）一族因其科第入仕，保持了家族持续繁荣。但一些家族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休养、积累，在清代中期得以再度兴盛，如《青浦望族》所言：“这种局面在清康熙、乾隆时期随着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科举的兴盛才有根本的改变，陆氏、章氏、徐氏等部分前朝望族后裔依科举得以重振，同时产生了一批新兴的望族，如王昶、徐恕、胡宝瑔等家族。”

青浦徐氏在清末和其他家族一样再一次受到重大的伤害，则是在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与清廷的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后期，青浦在内的苏、松地区是忠王李秀成经营的核心，太平军据青浦城长达两载，该城成为据守上海的“洋枪队”、淮军与太平军交战的前线阵地。太平天国对青浦城两占两失，李秀成的军队和清军及“洋枪队”在此进行数次攻防战。那个时候，清军特别是“洋枪队”已经装备了近代的火炮，其对建筑的巨大破坏力远非冷兵器时代的攻城可比，以致青浦城内的建筑大半被炮火所毁。当湘淮军敉平太平军后，青浦的诸大族又很快恢复产业，延续文教。对此过程，1914年所修的《青浦徐氏家谱》有较详细的记载。

直到徐公勉这一代，徐氏家族仍然主要活动于青浦县域，家族中的精英多为传统的儒生，半耕半读，在地方充当乡绅的角色。

徐熙春的祖父、徐公勉的父亲徐元龙，字秋松，“世居青城蟠槐里。文词渊富。弱冠后食饩，有声庠序。在家设教，门下士之成名以去者指不胜数”。

徐传贤的祖父、徐熙春的父亲徐公勉，是一位儒医。在读书之余，徐公勉勤于研习医术。“秉承家学，诗礼趋庭。为弱冠即青一衿。嗣从同邑朱若愚先生游，研究岐黄家言，归儿行道。旋复专攻举子业。历试优等，补增广生。先后教授数十年，门生綦众。中岁买宅于阜民桥畔。晚年四代同堂，为里人所称羡。”增广生是科举时代生员的一种，增生是科举制度中在廪生正式名额之外增加的生员名额，全称为增广生员，是官学第二等生员。其名额有定数，次于享受官府的生活补贴即食廪饩的廪生——其父徐元龙即属于这一等。

徐公勉是徐氏家族最后一代科举应试者。到了徐熙春这一代，“耕读传家”的传统有了根本的转变。由“耕读传家”而变为“商读传家”是徐氏家族最大的转捩，这一转捩得益于上海开埠后发展为亚洲最大的工商业都会。上海的开放，改变了徐熙春及其家族的命运。

徐传贤在其1956年所撰写的向组织交代“历史问题”的《自传》中是这样说的：“我的家庭那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母生下八个子女，靠60～70亩出租田度日，经济很困难，所以我伯父（徐桂龄，已死）和我父徐熙春很早就到上海去学生意、当学徒，把另外一位伯父嗣出去了（杏根，婚后不久即死）。祖父自己出外当教师，有两个叔父和一个姑母，都早死。”

这是传统中国社会里小地主家庭的常态，虽然徐公勉有秀才的功名，家里也有60～70亩田地，但子女众多，小农经济生产效益低下，即便他通过当私塾老师或偶尔替人看病，也就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经济很困难”并非夸张。多数家境不如徐家的贫民，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鸦片战争后，清廷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其中上海的开放过程最为顺利，开放程度亦最深。上海周边地区传统的产业如曾“衣被天下”的松江府以家庭为单位的棉纺业，被冲击甚大，日益凋敝。“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格外剧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赖以发生的各种客观条件也较早在这里具备，从而为中国近代工业在上海兴起，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一批洋务企业及民间资本企业陆续在上海创办，开始用先进的机器生产代替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推动了上海城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开埠后，上海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是战争带来的。清咸丰和同治初年，太平天国以南京为都城，江南是其活动重点地区，大多数府、县遭受兵燹之祸，只有上海由于有外国租界和众多洋人以及组织自卫的“洋枪队”而使太平军未能攻入，成为中国东南膏腴之区唯一的避风港。于是，江浙一带的官僚、地主、富商携带资金和家眷涌入上海租借居住，一些避难的老百姓也蜂拥而至，上海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第二个快速发展阶段是湘淮军平定东南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开明的官员以上海为中心开启了“洋务运动”，上海成为中外人员、商品、资本交流最重要的城市。在徐传贤出生的时候，上海已经由一个旧式县城发展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城市。1910年，上海人口由开埠初期的27万人激增到128万余人。

上海成为世界范围内知名的“冒险家乐园”，如哈同、沙逊这样的洋人都能从万里之外来到上海滩大发其财，实现人生梦想，那么对于有近水楼台之利的周边地区青少年，其吸引力就更大了。“去上海，找活路”，是当时周边地区年轻人的共同心声。

由于个人禀赋、家庭条件、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青少年们去上海谋生的起点亦不大一样。

家境优越、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则是进上海上新式学堂。例如，黄炎培（1878—1965），浦东川沙县人，其时已经有了举人功名。在姑父的劝说下，黄炎培入上海考新学堂。“南洋公学考取了。从此我抛弃旧文化学习，接受新文化学习。这是1900年的事。入学恰是20世纪开始。”

柳亚子（1887—1958）的经历和黄炎培差不多，他家在与青浦县金泽镇毗邻的吴江县黎里镇。1903年，柳亚子由家乡去上海，“父亲伴我雇了一只民船，由黎里出发，经过芦墟，想到青浦的朱家角拖着走”，“在朱家角拖上了小轮船，就直开上海了”。到上海后，柳亚子入蔡元培、吴稚晖主持的爱国学社。——1902年，南洋公学因一只墨水瓶引发学潮，一批学生退学。中国教育会建立爱国学社，以帮助这些学生继续接受教育。

多数普通人家的孩子，则是闯进大上海到商店里、工厂里当学徒，或者在码头上卖苦力，有些人沦入黑道谋生。例如，川沙县的杜月笙（1888—1951），幼年父母双亡，年少时到上海滩水果店当学徒，后混成旧上海第一大亨。船王董浩云的岳父、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外公顾宗瑞（1886—1972），宁波府镇海县人，13岁辍学入上海当学徒，后考入海关，任报务员。1920年辞职创业，兴办泰昌祥报关行，遂成为航运业巨头。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1871—1914）是徐熙春的青浦县同乡，南厍村人。因为家贫，其父母在他少时到上海董家渡摆摊做小生意，让他在老家留守。据蒋维乔所撰《夏君瑞芳事略》载：

君年十一，已有知识，会母因事旋里，欲随至上海，母不许，潜行，君逾时方觉，知母必取道珠家阁（朱家角的另一种写法），尾随之，中途阻于河，不得渡，乡人以小舟至，君求附载，乡人以其幼也，勿之许。君乃大号曰：“若勿载我，我将投河死。”乡人悯之，乃移舟傍岸，遂得渡。行抵珠家阁，遇母于船埠，母怜其志，乃挈之至上海。

那时候，每一位有志少年的入沪之路都是何等的艰难。徐熙春进上海打拼的经历，和顾宗瑞十分相似。

因为家道中落，传统的科举之路看来也到了尽头，在戊戌变法那一年（1898年）,13岁的徐熙春和二哥徐桂舲（注：也写作“龄”）一起去上海投靠亲戚家的商店做学徒。“徐熙春投靠的商号名为德隆彰，地址原来位于南市老太平码头里街，1914年10月迁至南市外咸瓜街，是上海南市地区著名烟丝商号，以经营兰州产水烟及福建产皮丝烟闻名于上海。与此同时，德隆彰所在的南市新开河地区，是当时上海西烟、水烟业经营较为集中的地区。德隆彰所有者汤侍绳及汤椿年、汤圣才叔侄三人，汤氏为上海南市的望族，在沪上以经营参燕、西烟而闻名。汤氏叔侄三人与徐熙春为表叔侄及表兄弟关系，往来甚密。”

经过多年打拼，徐熙春由上海滩西边20多公里一个县城青年成长为在上海青浦同乡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绅商，而这为长子徐传贤的教育和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