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新学堂

旧时，上海的工厂、商铺里的学徒，生活是很艰辛的。工资微薄甚至前三年没有工资，全年除重大年节外几乎无休，而今日打工一族叫苦连天的“996”对那时的学徒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学徒大多住在店铺里，几乎是全天候照看生意，有些学徒连老板的家务活也要一并打理。一个学徒能够成长为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勤劳、机灵，还要品行端正。苦虽苦，但是学徒生涯对许多普通人子弟来说，是能在上海滩立足所受到的最重要的职业训练。不少民族资本家和洋行高级经理都是从少年时当学徒开始步入商海的，如上海华商领袖虞洽卿。这位“赤脚财神”，浙江慈溪人，6岁时父亲去世，由寡母含辛茹苦拉扯大，15岁时由同族介绍去上海当学徒。虞洽卿初到上海时，从十六铺码头下船后恰逢天下大雨，他怕母亲做的布鞋被积水浸泡打湿，便赤脚前往瑞康颜料行，就这样开始了一生的商海传奇。

徐熙春虽然是投靠表亲，但想必做学徒时也并不会太轻松。德隆彰以经营兰州产水烟及福建产皮丝烟为主，而今天的人可能想不到一百多年前水烟和皮丝烟的消耗量有多大。那时候，中国只有少数人能抽得起现在的卷烟——当时一般称为“洋烟”或“纸烟”，最初是由外国进口的老刀牌、大英牌、三炮台牌、绞盘牌等卷烟，大多数烟民抽的是旱烟或水烟。水烟有铜制的烟壶做过滤器，对烟草之毒有一定程度的减弱，最初在清朝贵族中流行，后渐成时尚。当时，不仅一些老年男子吸水烟，甚至一些女人也水烟壶不离手，如鲁迅的结发夫人朱安即是如此。“从有些亲友的回忆可知，朱安在北京时，在闲下来的时间里常常默默地一个人抽着水烟袋。没有记载说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抽水烟的，很可能是婚后因为寂寞苦闷而养成了这种习惯。”梁朝伟主演的电影《海上花》（改编自韩邦庆所著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以清末上海高级妓院书寓为背景，电影中的名妓和客人出场，常常手拿一个白铜水烟壶。兰州及周边县所产的水烟烟丝，从清代中叶即驰名全国，直到20世纪中叶才逐渐被越来越时兴的卷烟所代替。清人黄钓宰所著《金壶七墨》载：“乾隆中，兰州特产烟丝，铝铜为管，贮水而吸。”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和内贸中心，兰州的水烟须经上海再分销江南各地，因此德隆彰的生意很红火。

与德隆彰的生意一样，徐熙春兄弟的个人事业也蒸蒸日上。这是拜时代的大背景所赐。从太平天国失败到日寇入侵，上海及其周边江、浙二省大部分地区，除了一些地方军阀局部冲突外，基本上是太平地过了六十来年的日子，包括中国两次巨大的政局之变——1900年“庚子事变”时，北方义和团起，清廷和列国交战，而南方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人主持下，与列强私下沟通，进行“东南互保”，避免了战乱；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宣布独立，江、浙二省和上海的光复，基本上是和平的。上海的李燮和、陈其美指挥光复军的战争，杭州革命党人策动新军起义和旗营的战争规模都不大，且很快就结束了。可以说，清末民初的政权鼎革，对大上海的商业活动基本没造成什么损害。

徐传贤出生的1908年，其父徐熙春和伯父徐桂舲在上海经商已有成就，家境日见富裕。1915年1月，徐熙春自立门户，离开原来打工的商铺出来创业，“徐熙春与兄长徐桂舲等亲友合伙开设信孚泰皮丝烟行，地址设于上海法租界新开河永安街，主打经营福建永安等地所产的烟丝所制的皮丝烟。信孚泰烟行开张前后，曾于《申报》以连续七日（1月15日至1月21日）刊登广告加以宣传。1月18日信孚泰开业后两日内，采购者络绎不绝，两日内的收入达近万元”。

“信孚泰”这个店名应该取自《易经》，“孚”即使人信服之意，而“信孚”的思想贯穿整个《易经》，也是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的核心。“泰”卦的卦辞曰：“小往大来，吉，亨。”意思是付出小的成本，获得大的收益，吉祥，顺利。其第四爻爻辞曰：“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其意为像鸟儿一样轻快地行动，不以损害邻居而富裕，以诚信待人，相互不需要戒备。“泰”，是大多数人对生活和事业所追求的目标。徐熙春的店名“信孚泰”蕴含着以诚信而达到生意兴隆之意，他的处世之道和经营理念对长子徐传贤也影响甚深。

家业的兴隆使徐家摆脱了困窘步入了小康，徐传贤童年时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正如徐传贤《自传》所述：

我生后三年，生我弟徐渭江。因为家中人繁事多，就把我送到小学里去念书，1918年小学毕业，考入初中。在这期间，家庭经济情况好转，伯父和我父亲都当了商店的经理。后来，又合伙开设商店，营销福建的皮丝烟和甘肃的水烟，由我父亲当经理，我们的家庭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祖父回家纳福了，亲戚们都说我祖父母福气好。

辛亥年的秋季，离满4岁还有几个月的徐传贤被送进小学堂读书，这固然有其自己所言弟弟出生家里无人照顾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早慧。从咿呀学语后，徐传贤就表现得聪颖、稳重，不同于其他孩子那样喜欢打闹。祖父教大徐传贤三岁的堂兄徐传第（其伯父徐桂舲次子）识字，他在旁边边玩边听，竟然很快学会了。看有麟儿如此，父亲和祖父大为高兴，遂决定让其跟着堂兄一起入学堂开蒙。那时候新学刚刚兴办，对入学年龄并不做严格的规定，一个班的同学相差五六岁甚至十岁毫不奇怪。

徐传贤兄弟是徐氏家族中开蒙不入私塾而进了新学堂的第一代，这个耕读之风甚浓的家庭的子弟接受的教育已从以传统儒家典籍转向了新学。这和清廷1905年废科举、1906年改官制大有关系，上海及其周边发达的县邑在兴办学堂中得风气之先，走在全国前列。

青浦县城有一个许、钱二姓合谱的望族，钱氏祖上有一人过继给外祖家许氏为嗣，并约定其生子后次子复姓钱。由此，这二姓子弟可论班辈互称兄弟叔侄，其中同辈兄弟许其荣、钱学坤曾先后东渡日本留学。许其荣于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在日本得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许其荣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曾在上海与黄炎培等创办法政讲习所。宣统元年（1909），青浦县成立自治局，许其荣被推任为总董，创立自治团，招募团丁，购置枪械，培养革命骨干，并秘密组织青浦同志会。钱学坤于宣统元年（1909）选为岁贡生，后赴日入士官学校学习警务。钱学坤的胞兄钱学乾是青浦县有名的乡绅，热心本地公益事业，其中青浦县公立医院即由钱学乾牵头筹办。1908年，钱学乾腾出县后街东护弄自家一间民宅，创办“城厢私立具体初等小学堂”，典出《孟子·公孙丑上》——“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形容事物的内容大体具备，只不过规模形状小一些。民国建立后，于1912年改称“城厢民主具体初等小学校”，并改制为公立学校，校址迁至今青浦区实验小学城中校区。此地距离福泉街的徐家宅院不过步行几分钟的路程，徐传贤就读的即这所学校，可谓得地利之便。

当时，青浦规模最大、设施最为完备的小学不在城厢，而是在沪西水运枢纽朱家角镇，乃由当地富商蔡承烈（字一隅）捐资于宣统元年（1909）创办的一隅小学。该校占地40余亩，开办花费银元34400元，同时蔡家还捐出718亩田地的地租和江苏铁路股本5000股作为学校日常运行的费用。这所学校起点高，声誉很好，1913年大总统袁世凯曾赐匾“育才成德”以资奖励。另外，徐传贤的一位胞妹即徐熙春的女儿后来嫁给了蔡承烈家族的一位子弟，以此可窥当地望族之间联姻的风气。

徐传贤入小学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席卷全国。青浦县的光复有惊无险，基本上算平稳完成权力更迭，对城厢的各行各业几乎没有影响。光复青浦的领导人许其荣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段经历：

辛亥九月十四日（注：公历1911年11月4日），由申返抵青，于黄昏夜约同志商议于公园，旋推叶、郭二同志联络防勇，晚十时，余偕沈同志葆钧入县属见县令蒋清瑞，晓以大义。初，颇倔强，呼警欲擒无应，知大势已去，乃捧出县印，反身潜逃。时同志齐集，依预定计划成立临时民政部，借用錾去满文之旧印，出示安民，阖邑堵然鸡犬不惊，唯狱中犯人闻声起变，结对冲出，势甚汹涌。余立命防警鸣枪止之，县属及五城门白旗高悬，万众腾欢，当邀集地方人士张家集、叶其松、叶其骥、蔡忠秀、徐彭龄等宣布光复宗旨，并商维持地方治安之策，将县印交张家镇保管以示大公。

然而，青浦光复后，政权并没有由许其荣领导的革命党人掌握。由于革命党人和在当地势力盘根错节的旧士绅冲突甚大，许其荣几乎身罹杀身之祸，不得已投奔同为留日学生、领导光复松江府城的老同盟会员钮永建，任松江军政分府的参议。士绅推举清代最后一科进士（光绪三十年[1904]）徐彭龄为民政长（相当于县长），“具体小学”的创办人钱学乾为财政长。1911年年底，城北爆发农民抗租风潮，徐彭龄处置不当饱受攻讦，于次年初辞职，民政长一职由钱学乾接任。

民国元年（1912）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了新学制制定（史称“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为4年，高等小学3年，小学阶段共7年。初等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高等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男子加设农业，女子加设缝纫，并视地方情形加设英语或其他外语。1918年，徐传贤小学毕业，年方10岁。

在民初这几年，徐家的家业兴旺，徐传贤的学习生涯是愉快而充实的，所以他说祖父不再出去教私塾挣那点小钱了，而是在家“纳福”。徐传贤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祖父曾学医，有丰富的医学知识，但自己不肯行医，甚至家里有人生病还是求神送鬼。据说要挂牌行医，必须在贫、夭、绝三个字中顶一个，意思是要做医师，不是贫，就是短命，不然，就是断子绝孙。一般人当医师愿顶一个贫字，但是我祖父连个贫字也不肯顶，因为贫穷是很难忍受的。

按照一般人的认识，挂牌行医，治病救人，这是积德行善的事呀，怎么有这样的担忧？徐公勉老人学的是传统医学，即现在所言的“中医”。在上古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传统医学几乎都是“医巫同源”，中国亦不例外。古人相信，人之贫富寿夭，是上天注定的。如此，给人算命则是泄露天机，往往只能由自身命运很不好的盲人来担当。巫师驱鬼去祟，医师治疗病人，都是改变上天对一个人命运的安排，说直白点是和天意过不去，那就要损害自己的福报。因此，民间才有了挂牌行医则贫、夭、绝中顶一个的说法，可哪个老人又不希望自己长寿、富裕、子孙满堂呢？所以，徐公勉老人才不愿意挂牌成为职业医师，也不会轻易给人诊治。

在徐传贤后来向组织交代“历史问题”的《自传》中，他以“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姿态剖析了自己“陈腐落后”思想的根源：

祖母常常叙述过去在困难时的处境，勉励孙儿辈用功读书，将来可以显亲扬名，过优裕的生活，还受到别人的尊敬。一句话，读书为了发财致富，为了自己享受。伯父和父亲有时回家来也对我们灌注这种家庭教育，夸耀自己在经商方面的出人头地。除了在学校读书外，我们还在晚上去邻居家一个老学究那里补读中文，读一些《论语》《孟子》《古文观止》一类书籍。这样，使我在幼年就根深蒂固地沾染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

徐桂舲、徐熙春兄弟在上海经商养家，老人和家眷留在离上海二十多公里的青浦县城过着大家庭的生活，这是当时上海周边地区不少家庭的常态。徐传贤接受的家庭教育，长辈向其灌输这类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太常见了。——不这样教导子弟，才是“欠家教”。“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呀，千百年来激励着无数的年轻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发奋读书，以求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在徐传贤写《自传》的那个时期，将其归入“资产阶级思想”的这个大箩筐里，尤显得自我批评的真实与真诚。

徐家长辈虽然明白世道变了，只有让子弟进新学堂将来才有出息，但毕竟是世代的诗书人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难以割舍的温情，相信用“子曰”“诗云”这些儒家经典培养的君子人格是立身之本。因此，徐传贤和他的堂兄在新学堂学习之余，放学回家还得去邻居家找一位老学究补习“旧学”。这位老学究是位举人，还是位秀才？不得而知。在文化发达、科举成就斐然的青浦县城，民国初年饱学耆老并不难找，徐公勉本人的学问亦足以教导孙辈。徐传贤少年时用功于“旧学”的这段经历使他具备了良好的古文功底，受到了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为他长大成人后的性格和处世方式打下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