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苏莱曼一世大帝代表着他的时代，他是奥斯曼帝国强盛和权力巅峰的象征。然而，帝国组织架构的疲软在他统治的后半期开始显现出来。缓慢但持续的瓦解开始了，奠定了接下来几个世纪的走向。在他后面继位的三位苏丹，塞利姆二世（1566年—1574年在位）、穆拉德三世（1574年—1595年在位）和穆罕默德三世（1595年—1603年在位）都是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他们无力纠正苏莱曼统治最后十年的错误方向，比如纠偏军队和大臣们权力的扩张。

在苏莱曼在位的最后几年，统治帝国的精英阶层分出不同派系，他们更多的是在软弱年迈的苏丹面前争权夺利，而不是反对苏丹本人。实力最强的派系由大臣索科卢统领，他汇集了巨大的权力。此外，近卫军为得到更多自主权和更高酬劳，引发压力不断升级，构成了苏丹式微的另一重要因素。塞利姆二世即位时拒绝了近卫军的请愿，而大臣索科卢却支持他们（他总是和苏丹反着干），这导致军队发生了两次叛乱。塞利姆二世不懂得如何解决内部冲突，也不知道如何管制近卫军的权力，便把他们发配到遥远的战场上——准确些就是也门。然而，奥斯曼军队在中亚战场上势单力孤，节节败退，这表明通过对外征伐来解决内部问题是行不通的。对外战争显然无法掩盖帝国面临的下坡路，也无益于渡过经济上的难关。

权力分裂

塞利姆二世的儿子兼继承人穆拉德三世通过削弱大臣的行政权巩固了苏丹的权力。大臣索科卢遭暗杀后（1579年），大权旁落到后宫——穆拉德三世的妻子威尼斯人莎菲耶苏丹（Safiye Sultan，本名索菲娅·巴佛，即Sofia Baffo）手中。1578年到1617年这一阶段以“苏丹女权时期”著称。而后，近卫军统领开始掌权。就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点点侵蚀着帝国。

从16世纪末开始，近卫军在苏丹身边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对苏丹非常不利，因为他们控制着政府和军队。从穆拉德三世统治开始，皇室家族成员的角色，类似于土耳其旧贵族家庭，受到帝国行政机构的严格制约；苏丹之子只能担任地方长官，并处于父亲的严格控制之下。奥斯曼法律规定了苏丹所有的儿子在继承皇位上享有平等的权利。苏丹众多的妃子和子嗣，让朝臣间的争斗和继承上的冲突愈加复杂。这个问题有一个高效的解决办法：被选为继承人的皇子，或获得最多支持，尤其是在近卫军中得到支持最多的皇子，负责清理掉他的兄弟。苏莱曼的父亲塞利姆一世，绰号“严君”或“冷酷者”，便是使用了极其血腥和残酷的手段登上了帝位。他处死了两个亲兄弟、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和四个亲生儿子，最终只留下他自己作为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不久后，几乎与他同时代的伊凡雷帝在俄国也同样如此取得王位。久而久之，近卫军拥有越来越大乃至无限大的权力。他们支持最弱的皇子继承皇位，这样可以控制他远离朝政。一旦他成为苏丹就被软禁在宫内。

君权是包括女眷在内的所有皇室成员的特权，成为君王意味着可以处死其他皇位继承人：他们的权力和用权的方式是血统延续的基础。16世纪末，苏丹加强了宫中的自我监禁。减少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为了神圣化苏丹的形象，他们不得有动作或发出声音。他们寻求另一种彰显自己在臣民中存在的方式，主要是下令在建造的清真寺周围兴建建筑群。这些建筑群包括学校、墓地、浴室、喷泉和公共餐厅，还有作坊和医院。一座座清真寺有序地坐落在伊斯坦布尔山丘上，如今仍占据着城市中轴线的位置，即使在帝国衰落之初，它们始终是苏丹家族权力和强盛的象征。

杰拉里叛乱

在16世纪末和整个17世纪，帝国的人口显著增加，同时期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随着生计的减少，苦难和社会动荡接踵而来。农民因过度征税和“蒂玛”（西帕希骑兵的采邑）的剥削而离开土地，加入了以掠夺为生的反叛集团——杰拉里（Celali）。这一集团不断壮大，控制了帝国的大片地区。他们抢夺税收，拦断城市和戍边支队的粮食供给。虽然奥斯曼军队依然强大，足以镇压地方起义，但在帝国衰落的数百年间，反叛团伙仍在继续壮大，阻碍了中央政府在其控制的主要城市之外组织任何有效的行政管理。

当时的奥斯曼作家切中肯綮地强调了西帕希骑兵在各省消失的重要性：他们的消失引起了社会、行政和财政的变化，动摇了帝国的架构。西帕希骑兵消退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无力抵抗日耳曼的重骑兵。奥斯曼骑兵在装备和组织上都无法适应近代战争的要求。实际上，战事一般在三月到十月进行：在这段时间之外，西帕希骑兵只想回到他们的村庄，享受“蒂玛”采邑上的成果，让他们的战马休养生息。

当阿克切（akçe，奥斯曼银币）越来越贬值，众多西帕希骑兵开始无心战事。有时候他们甚至在对战结束前就决定抛下军队，比如1571年的勒班托之战和1596年的埃格尔（Eger）战役。于是，政府不得不招募新的部队，为他们配备火器并定期下发军饷，这首先带来了近卫军数量的增加，继而导致招募了一些农民（ra'aya）、质量低劣的士兵和强盗之流。

1596年至1610年间，趁帝国攻打奥地利和波斯时，杰拉里集团洗劫了小亚细亚半岛。当时正值穆罕默德三世为了1596年的埃格尔战役招募军队。一些士兵反抗入伍，杰拉里团伙趁机混入其中，逼迫小亚细亚半岛的城镇向他们缴纳贡品。中央政府派遣正规军，苏丹穆罕默德御驾亲征，杰拉里团伙退到小亚细亚半岛东南部重新集结，自此盘踞于此。他们不想组建政府，也不要掌权，他们只想以劫掠当地百姓为生，于是当地农民纷纷逃离。

此外，从苏莱曼统治末期开始，帝国的经济困难逐渐加剧，而当时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已经开辟了新的商贸通道，完全关闭了以前穿越近东的国际路线。这立刻导致奥斯曼政府收入锐减，阿拉伯各省繁荣不再。贵金属从美洲涌入欧洲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也导致帝国的经济问题愈加突出。

奥斯曼扩张的终止

奥斯曼征服于1550年左右停滞。军事胜利更加困难，也没那么频繁了，边境治安问题凸显。1552年，葡萄牙人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重创奥斯曼舰队。几乎同一时间，刚诞生的莫斯科公国击败了盘踞在中亚的最后几个土耳其—蒙古国，后于1554年到达里海。

恐怖的伊凡四世（1547年—1584年在位）类似于奥斯曼人，他也声称自己同时继承了拜占庭和成吉思汗的遗产，并将顿河哥萨克人置于其统治之下。沙皇——伊凡四世在16世纪统治莫斯科王国时的头衔——和奥斯曼苏丹将在频发的战争中互为劲敌，直到20世纪初两个帝国纷纷衰败，而“一战”又加速了他们的灭亡。但在16世纪，伊凡和他的哥萨克兵受到了阻碍：穆拉德三世占领了高加索和阿塞拜疆。

哈布斯堡王朝鼎盛时期的到来与其衰落的开始几乎是同时的。对奥斯曼帝国而言，这个庞大的敌人无论在中欧还是地中海都永远无法完全征服。查理五世于1535年占领突尼斯。尽管土耳其人穷追不舍，他们始终没能拿下摩洛哥这个地中海唯一仍独立于伊斯坦布尔控制之外的穆斯林国家。摩洛哥的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奥斯曼人加紧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争夺摩洛哥的沿海港口。占领摩洛哥可以让他们如愿夺取面向大西洋的港口，打开通向美洲的道路。他们垂涎离丹吉尔（Tanger）不远的拉腊什（Larache）港口已久，但它却在1610年被西班牙人收入囊中。

有历史学家提出，奥斯曼人没能登上美洲大陆是帝国衰落的一个主要因素。事实上，大量经济资源来自美洲大陆，正是在那儿上演着老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与新帝国（英格兰和荷兰）之间的大型竞赛，最终结果是新帝国推翻了老帝国。新大陆的发现还催生了重要的科学进步和珍贵的知识拓展。因此，未能涉足美洲大陆，这也是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世界处于孤立和边缘境地的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因素。回想一下，在近代刚开始的几个世纪里，列强之间还在争夺我们称之为西印度群岛的地方。探索这些土地是哥伦布的首要目标，也是葡萄牙探险队环游非洲的动力。英国人和荷兰人则探索出了西北航道，这条海上走廊可以从美洲西北部通向印度和印度洋。

在东方，控制丝绸之路是奥斯曼帝国的首要目标，尽管他们从北方进入的通道已经在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征服后被俄国人封锁。然而，先是两任沙赫相继遭到刺杀，而后在1576年到1578年波斯帝国北方部落发生叛乱，这些在东部边境上的土耳其军官们看来是进攻的大好时机。同意支持北方的波斯王子后，土耳其人于1578年入侵波斯并立即攻占了格鲁吉亚。

对战波斯

于是，奥斯曼军队统帅先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位于亚美尼亚）组织了几支支援部队，然后安排大军在此地过冬。这里地势起伏，炮兵行进几乎没有优势，对奥斯曼人来说又是不适应的低温环境，军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波斯人正面交锋。结果波斯人重新夺回了希尔万地区。土耳其人向南方有序撤退到卡斯（Kars），并在那里建造了堡垒，同时波斯人又重新占领了第比利斯（Tiflis）。

1579年，第比利斯又重新回到奥斯曼人的控制之下，次年，土耳其军队成功组织了对格鲁吉亚的占领。1582年到1583年，奥斯曼·帕夏（Osman Pacha）放弃了和平的机会，率军一路向北直到巴库（Bakou）。波斯人回应了1585年到1586年冬天的这次进攻。最后，双方于1590年签署和平条约：土耳其攻占的格鲁吉亚、第比利斯、洛雷斯坦（Lorestan）、达吉斯坦（Daguestan）、大不里士和阿塞拜疆部分地区得到承认。

地中海前线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这让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开始寻求与奥斯曼帝国联盟。法国人和奥斯曼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525年，他们的联盟关系尽管存在冲突和紧张，却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尤其体现在16世纪中期联手在意大利沿海地区打了一连串漂亮的胜仗。比如，法奥联军于1554年袭击维耶斯泰（Vieste），三千名意大利人被俘。与法国的联盟也让奥斯曼人信心倍增，加强了他们在意大利的攻势：1555年，奥斯曼舰队洗劫了卡拉布里亚（Calabre）、墨西拿（Messine）、皮翁比诺（Piombino）、圣斯特凡诺港（Porto Santo Stefano）和斯特龙博利岛（Stromboli）等。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苏莱曼借助了他在北非的地方长官的支持。1564年，苏莱曼开始谋划一场征服马耳他的远征，试图巩固他在东地中海的地位。对马耳他的围困始于1565年5月，但最后以惨败告终。

1559年，《卡托—康布雷齐条约》（Cateau-Cambrésis）结束了欧洲的权力斗争，最终西班牙获益匪浅。于是，奥斯曼帝国发现自己在西方面临着新的力量平衡。1566年从马耳他的撤退和苏莱曼在匈牙利的最后一场战事，表明在这两条战线上，奥斯曼人继续扩张的企图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1570年5月，奥斯曼的一支小型舰队仍然入侵塞浦路斯，企图将这座岛作为控制商贸通道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根据地。陆军和海军的配合作战在征服该岛时达到最佳状态。这正是奥斯曼海军的强项所在。

入侵塞浦路斯还催生了另一场完全不同规模的冲突，因为当时西班牙在地中海西部盆地恰巧发生动乱。一方面，格拉纳达（Grenade）王国的摩尔人（Maures）起义引发了阿勒普耶罗斯（Alpujarras）战争，费利佩二世（Philippe Ⅱ）认为这是大规模攻打伊斯兰世界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土耳其人不断努力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王室的附庸突尼斯苏丹国建立君权。1569年，阿尔及尔总督击败了突尼斯苏丹，使的黎波里（Tripoli）和特莱姆森（Tlemcen）之间的所有领土都归属土耳其人的主权之下，只有突尼斯的拉古莱特（La Goulette）堡垒除外。

几乎与土耳其人夺取突尼斯和塞浦路斯同时，西班牙的阿勒普耶罗斯战争结束，与荷兰暂时和解并签署了著名的十二年停战协定。西班牙、威尼斯和教皇庇护五世（Pie Ⅴ）决定克服分歧，组成新的神圣联盟共同对抗奥斯曼人。这一联盟打赢了勒班托海战（1571年），这场战役是土耳其人惨败的代名词，他们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三分之二的舰队。对基督教国家而言，虽然他们在勒班托的凯旋并没有显著改变地中海的局势，但这是他们对战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场胜利。

土耳其人以惊人的速度重建了舰队，而神圣联盟却解散了。盟国未能就趁势向东还是攻打北非达成一致，而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共和国则把西班牙卷入了向东的冒险中，如1572年围困莫登（Modon）。同年，庇护五世去世，威尼斯商人开始意识到对战奥斯曼人的昂贵代价。此间，对手拉古萨（Raguse）共和国伺机取代威尼斯侵入奥斯曼帝国的商业，而亚得里亚海则被土耳其人封锁。面对这一情形，威尼斯人在1573年3月决定与奥斯曼皇室签订和约，退出神圣联盟。

勒班托海战

1560年，庇护五世在圣彼得大教堂登上教皇之位。他的主要目标是联合基督教国家，对抗不断入侵地中海的变得越来越危险的奥斯曼人。1571年，他获得了君主制西班牙、热那亚和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持，由此成立了神圣联盟，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扬帆启航，到九月底遇到了土耳其人。此时，奥斯曼的舰队正停靠在勒班托 [ 纳夫帕克托斯（Naupacte）]，他们还不知晓神圣联盟的舰队已经铺天盖地而来。当意识到基督教国家的联合舰队靠近时，奥斯曼人急忙组织士兵登船，但这未能阻挡联合舰队于10月7日将其逼入绝境，土耳其人甚至还没来得及摆开阵形。

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一场持久竞争

奥斯曼人于1522年攻占了罗德岛，于1529年重夺阿尔及尔城堡，标志着威尼斯人将地中海地区航海和商业的主导权让给了奥斯曼帝国。1537年，土耳其舰队将威尼斯的克基拉岛（Corfou）夷为平地，使得形势越发严峻。

罗德岛失利迫使威尼斯与教皇和查理五世建立起联盟，试图重新夺回该城。战争以1538年联军在普雷韦扎（Prévéza）的失利和1539年奥斯曼海军统帅巴巴罗萨（Barberousse）蚕食多处威尼斯领土告终。渴望恢复和平的威尼斯开始与土耳其人协商，并于1540年达成和解协议：威尼斯必须放弃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其在爱琴海控制的诸岛屿。然而，短暂的和平于1570年再次被打破，土耳其人先是将扎达尔（Zara）和达尔马提亚沿岸收入囊中，后又登陆塞浦路斯岛。这些惨痛经历让威尼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神圣联盟。17世纪，三十年战争削弱了西班牙和教皇实力，壮大了威尼斯共和国。然而，在这一形势还没得到巩固之前，土耳其人于1645年向坎迪亚（今伊拉克里翁，位于克里特岛）派出了远征军。教皇和西班牙的帮助收效甚微，威尼斯单打独斗了十二年。坎迪亚战争使得威尼斯人最终丧失了海上的主导地位。

16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尽管奥斯曼帝国数次战败，但依然强大地维持着帝国的完整。奥斯曼舰队在几年内重新夺回东地中海具有主导优势，并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保住了这一地位，他们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回了突尼斯（1574年），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回了克里特岛（1669年）。欧洲国家深信奥斯曼帝国还和从前一样强大，没有人敢重提苏莱曼在统治末期签订的不堪一击的和平条约。

中欧前线

奥斯曼帝国的另一条战线位于巴尔干半岛。在苏莱曼的统领下，军队占领了贝尔格莱德（1521年），其后赢得了摩哈赤战役（1526年）。不久之后，庞大的奥斯曼军队向维也纳进发（1529年），但他们前进的步伐止于此地。尽管如此，苏莱曼还是继续征战并占领了布达（1526年）和匈牙利的一大部分领土。这些入侵迫使哈布斯堡王朝的下一任皇帝斐迪南（Ferdinand）于1545年签订了停战协议：他承诺每年向苏丹进贡，并承认佐波尧家族（Zápolya）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e）的统治。

然而，奥斯曼帝国依然觊觎着中欧的领土，苏莱曼在1556年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他在这场战争中占领了锡盖特堡（Szigetvár），后来病逝于此。最终，他的继任者塞利姆二世与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en Ⅱ）签订了条约，巩固了奥斯曼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地位。到了穆拉德三世，他又在这条战线上挑起了战事，于1593年向奥地利发动了战争，到穆罕默德三世仍在继续。奥地利与摩尔多瓦、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等多瑙河公国联盟，使战争出现了新的转机。奥斯曼人于1595年在埃斯泰尔戈姆市（Esztergom）吃了败仗。战败后，苏丹亲自率军并成功在埃格尔和凯赖斯泰什（Keresztes）赢得胜利（1596年），攻占了卡尼扎（Kanizsa）堡垒（1601年）。但这些战果并未让奥地利人退缩求和。

伊斯坦布尔因多年征战已疲惫不堪，1603年波斯沙赫阿巴斯一世的进攻让土耳其人难以招架。不过，博奇考伊·伊什特万（Bocskai Étienne）率领特兰西瓦尼亚新教徒反抗奥地利统治，这给土耳其人带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奥斯曼人将国王头衔让给了博奇考伊并护其周全，直到1605年重新夺回埃斯泰尔戈姆。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奥斯曼人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始终是对阵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堡垒。为平息战事，双方阵营同意签订《吉托瓦托洛克和约》（Zsitvatorok, 1606年），奥斯曼人保留匈牙利两省（埃格尔和卡尼扎），作为交换，放弃原匈牙利王国的领土部分，交由奥地利人统治。

和约规定了奥斯曼军队的撤离。苏丹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odolphe Ⅱ）与其处于同等地位并承认其“恺撒” （Kayser）头衔。这一和约将维持二十年，表明苏莱曼统治下的奥斯曼朝廷已经放弃了追求世界霸权。面对军事强国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的势弱第一次在帝国内部显露无遗。

苏丹女权时期

王室家族的女子是君权的守卫者。她们从子女年幼时便教育他们如何用权，若是皇子年幼登基，她们则以摄政的身份直接行使权力。她们积极参与到皇位争夺中，在结盟与互惠中尽显娴熟。王室家族的女子还在仪式盛典、支持公共工程和艺术赞助方面扮演核心角色。16世纪末，王室女性对权力和公共事业的影响重要到有一个专门的时期，尤其是1570年到1578年间，被称为“苏丹女权时期”。

在这一时期，苏丹后宫的女子——尤其是苏丹的母亲（被授予“皇太后”头衔）和主要的嫔妃——对参政议政非常上心，建立和操纵派系，充当摄政者，并与外国势力谈判。苏莱曼逝世后的几十年间，女性出现在帝国政治领域中的现象尤为突出。有历史学家将其视为奥斯曼帝国衰落和苏莱曼之后三位苏丹势弱的原因之一。然而，最近的历史研究则肯定了女性在为王室家族权力提供动力上的重要作用。

阴盛阳衰还使得掌权女性之间出现了等级秩序，赋予了她们合法的权力，以及获得、占据并维持权力的途径。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在奥斯曼朝廷中的影响首先是随着苏丹权力的削弱而壮大起来的，而后是大维齐尔权力的式微。

1579年，大维齐尔索科卢被一名憎恨其宽容政策的穆斯林暗杀。苏丹女权随之抵达了权力的巅峰。不久后，近卫军主要首领（agas）夺取了政权。他们在1578年至1625年间控制了帝国。这近五十年的时间见证了国家行政机器的瘫痪日益严重，帝国的社会团体分崩离析、相互孤立、愈加敌对。

奥斯曼朝中宫斗不休。掌管国家行政的大臣们纷纷加入战团，他们分成几大家族，试图扩大各自的权力范围。

非穆斯林居民

直到“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领土上一直有信奉不同宗教的人民，他们受奥斯曼法律的管辖，但拥有自己的权力机关，与帝国的权力机关联合管理政务（尤其是在税收方面）。

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团体要数犹太人，还有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希姆米（dimmi）或称“有经者”，即犹太人和基督徒，拥有有限条件下的信仰自由。他们无须服兵役和缴纳“天课”（zakat），但需要缴纳人头税“吉兹亚”（jizya）和集体不动产税（jaray），用于修缮基督和犹太教堂。

这两个宗教团体在帝国具有特殊的地位——既处于核心又处于边缘。之所以处于核心地位，是因为他们在贸易、工业和金融领域不可或缺。他们在维持秩序方面享有自主权，并同时享受伊斯兰宗教教法和习惯法的保护。但他们仍处于边缘地位，因为在理论上，他们不能掌权，不能担任国家最高职位。然而，通过与非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教友关系，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基督徒便利了土耳其人与西欧基督教国家的联系，犹太人则活跃在东方贸易的通道上。非穆斯林的宗教人口既独立又从属的地位为西方列强在奥斯曼衰落时期的入侵创造了一个豁口。希望维护基督教居民权利的借口成为干涉帝国事务的一种手段。这打破了奥斯曼社会脆弱的内部平衡，对少数群体尤其是对基督徒产生了敌意，他们由此被视为外敌潜在的盟友。

改革初探

经历过穆罕默德三世时期的困难，苏丹艾哈迈德一世（1603年—1617年）的统治以恢复国力为主要特征。艾哈迈德试图改革国家机器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尽管在其他领域并没有达成多少成就，他却因捐助圣地和建造蓝色清真寺而受到当代人的赞扬。然而，《吉托瓦托洛克和约》的签订迫使帝国允许法国、威尼斯和荷兰商人进入其严格统治下的地区。

17世纪，奥斯曼二世（1618年—1622年）和穆拉德四世（1623年—1640年），尤其还有著名的大维齐尔科普鲁卢（Köprülü）家族的穆罕默德（1656年—1661年）和法佐·艾哈迈德（1661年—1676年）都进行过许多改革探索。这些举措是对威胁帝国存亡的军事失败的反思。然而，大维齐尔的努力终究是徒劳的，因为适用于16世纪的高效政府制度已经过时。虽然这些改革只是应急之举，但仍创造了表面上的重建效果，以至于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帕夏（1676年—1683年）决定在中欧发动战争。1683年，他又一次围攻了维也纳，但这是一次轻率之举，因为帝国的根基还没有坚实到可以支撑这次战争。波兰国王扬三世·索别斯基（Jean Ⅲ Sobieski）率领维也纳保卫者抵御住了奥斯曼的进攻。强大的欧洲同盟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在老对手威尼斯和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的统领下，反击奥斯曼帝国的战火重燃，此后还有俄国加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