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类自从有了教育，也就同时开始了道德教育。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1]可见，教人做人的道德教育是人之为人的重要特征。中华民族拥有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这些思想在历史上深深地影响了国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追求，对激发全民族的浩然正气，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培育国民的美好品行，追求高远务实的人格境界，具有重要的意义。直至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固本铸魂”、凝心聚力的大背景下，道德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其引领和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因此，充分发掘传统德育资源，传承优秀道德基因，既是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将优秀传统道德资源与当代社会实践进行充分的有机衔接，反思当代道德教育理念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更好地提升“立德树人”的实效，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的道德价值取向在呈现出与转型期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变化的同时，也显现出不相适应的一面，主要表现在道德价值、伦理观念对社会、心理、人生的塑造与教化作用呈弱化趋势。究其根源，与道德价值的贬抑不无关系。《人民日报》曾刊发文章《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道德现状》（2012-4-10），对转型期我国社会失德现象有这样的表述：“在对各种失德现象的谴责声中，我们听到的是对加强道德建设、改善道德环境的强烈呼唤。”道德建设成为新时期“固本铸魂”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洁曾指出：“当我们深究当前这场道德危机形成的根源后发现……学校教育在所面临的道德危机中并非是无辜的受害者。在社会泛起唯经济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浪潮中……学校教育已经完全失去了它应有的批判和反思功能，反而在相与同流、推波助澜中，与社会其他方面共同酿成了当前的道德危机。”她认为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迷失了自己的终极目标，成为一种“失真”的教育，即失去其本真意义的教育。[2]可以说，知识的膨胀与“人”及相应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遗落，形成我们这个时代道德教育的某种弱化现状。

何谓本真的教育，鲁洁认为：“人们不论如何定义教育，教育有其不言自明的意义：那就是教育要使人成为人，教育要促进人的发展。”[3]这是从人的角度定义教育，是教育最为根本的含义所在。而今天教育的偏离，表现为教育在发展中形成一种工具理性思维定式下的功利主义趋向，如道德教育在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适应过程中，逐渐丧失其价值引领和现实超越的根本作用。

有学者进一步从教育深陷其中的矛盾来展开分析，他们认为，中国教育正处于深刻的文化矛盾乃至文化危机之中，“教育与经济过度亲密，缺乏必要的距离；与社会过度亲和，缺乏必要的紧张；与文化过度异化，缺乏必要的生命关联”[4]。与经济过度亲密，就是教育的知识化、功利化；与社会过度亲密，就是教育失却了应有的批判与反思功能；与文化过度异化，就是教育在提升境界、净化心灵、建构安身立命的意义世界等方面显得苍白无力。缺失了内在生活的建构，教育成为追逐知识的工具，又怎能引导人的整体性和内在性的发展呢？

现代德育的困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性德育的困境。知性德育，遵循科学认知的理性，专注道德知识的教与学，把道德看作与科学知识一样外在于人、外在于生活的东西，使德育成为对象化的与主体割裂的教育形式。“知性德育割裂了德性的内容结构与形式结构，割裂了认知和情感、知德与行德，进而割裂了德育与生活的血肉联系。它使现代德育走向抽象、虚假的困境而不能自拔，德育研究、德育实践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5]知性德育的问题就是不是将受教育者看作“完整的人”，而是将受教育者当成理性的存在，忽视非理性因素在其德性养成中的作用，将德性养成与社会生活割裂开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顾问德怀特·艾伦曾严肃地说：“20世纪，高等教育自发地把如何使学生变得聪明当作了主要目的，当今，知识量已经翻了好几倍，高等教育忙于应付令人头晕目眩的新知识，无暇顾及价值观和道德教育。”他警告说：“教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使学生变得聪明，一个是要使学生做有道德的人。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6]知识是生命获得完满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只有让知识与价值、认知与情感、智慧与道德同步发展，才能对学生德性生命完整、和谐、自主、可持续性的发展，对学生品德、心理综合素质的培养有真正的助益。

现代德育的困境促使人们反思教育的责任与使命。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过程首先是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7]教育应当被理解为“帮助人获得新的生命的活动，或者说是能使人更像人的活动”[8]。在现代社会中，物化意识已经渗入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人的存在的外在化、表面化、物化状态，使人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本真意义，这与德育或者教育的本真意义的遗失密切关联。回归本真意义的德育，必须明确的德育定位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受教育者德性的养成，而德性的培养不仅是道德知识的获得与掌握，更重要的是对道德智慧的体认与感悟。

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人们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无不受其影响，其结果便是科学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盛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或手段、科技）的有用性，从而追求所从事活动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价值理性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对于单纯追求工具理性的倾向，不少思想家提出了批判，如法国思想家卢梭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他指出：“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9]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具体化为道德领域的问题时，实质就是麦金太尔关于德性与外在利益和内在利益的矛盾关系问题。麦金太尔认为：“德性与外在利益和内在利益有一种不同的关系。拥有德性就必然可获得内在利益，也完全有可能使我们在获得外在利益时受挫。在这个意义上，我需要强调的是，外在利益是真正的利益，它们在本质上是人类欲求的客体，它们的社会分配使正义和慷慨的德性有了意义，除了某些伪善者外，无人完全藐视它们。但声誉扫地的是，养成真诚、正义和勇敢的品格，常常使我们远离于富裕、声望或权势，虽然世俗中人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虽然我们也许希望，我们因拥有德性，不仅可以达到卓越的水准和获得某种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成为富有的、有声望的和有权势的人，可德性总是实现这种周全抱负的潜在绊脚石。”[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伦理学界、教育学界的很多学者围绕当代中国道德危机和道德重建等问题，在肯定规范（制度）伦理及其价值的基础上，对德性伦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家普遍认为，当代中国道德危机根源于规范伦理的过度扩张，这种扩张导致了道德的形式化和表面化，最终导致道德教育及其对于人的行为调节的无效性，因此必须从德性伦理的重建入手，恢复道德的本真意义，真正提升个人的主体性道德人格。一些学者认为：“相对于规范伦理的现实主义性质而言，德性伦理是实质主义的，它在本质上是要成就人的，它是一种道德情感，也是一种道德理性，体现了伦理道德的本真意义。”[11]

这种反思和探讨对厘清德育的功能和定位是有积极意义的。本真的德育，应使人真正懂得如何在有限的个体生命中去追求无限的人生意义，确立和把握人的主体地位和历史使命，建构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够充分满足个体生存与发展需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使人们能够在精神领域、心灵境地，获得来自人生信仰、人生终极关怀等一类形而上资源的有力支持，获得生存发展价值和方向性的意义确定性和满足感，从而使人生的境界得以不断提升。

怎样描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人的善良情感的淡漠与退化、以形而上学为本质特征的创造性思维的贫乏甚至空缺、大众生活秩序的功利化和情绪化、扭曲的教育带来了人的发展的畸形。[12]大众生活的功利化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这种功利化特征又与教育的扭曲密切相关，功利主义教育更多地关注学生的生存意识，专业成才在一般的大众社会意识中仍然高于精神成人，其结果是，在生存手段日益丰富的同时，人们不得不承受前所未有的生存重负而往往陷入了“存在性危机”，这就是因失去了对生命现象的思考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而出现的意义危机。

现代社会分工的加剧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使现代生活难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们在不同角色中履行不同的责任、完成不同的任务、遵循不同的准则，“现代把每个人的生活分隔成多种片段，每个片段都有它自己的准则和行为模式”[13]。与此同时，现代德育并没有表现出对个人整体生活与内含于整体生活的整体德性的关注，过分地强调角色道德与职业道德，更准确地说是角色规范与职业规范。也就是说，它强调的是角色行为和职业行为本身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而非关乎个人整体生活的德性。就其实质来说，道德教育是要塑造人的健全道德人格，并给个体乃至人类生活带来和谐与幸福，但和谐与幸福绝不等同于当前功利和物欲的满足。“道德是超越功利的，我们不把为求得报偿的行为称为道德行为，原因就在这里。道德是超越现实的，它是人类理想世界的表达；道德是发自个人的良心，是自觉自愿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4]

当代教育围绕“何以为生”这一为谋取生存适应的有限目的而展开，却遗落了“为何而生”这一根本性目的，即围绕生存的技能与手段而遗落了生命的感悟和情感的升华。而本真的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15]。对生命理解的表浅化、实用化和功利化，导致生命的丰富内涵被现实利益和物欲追求所遮蔽，从而出现道德的模糊性，以及多元的差异、多样的自由、边缘的行动、歧义的思想等伦理生活现实。旨在给人类及个体带来和谐与幸福的道德教育，应该是哲学意义上的教育。这种哲学意义上的教育，凭借对大全、人生最高智慧乃至德性与幸福的本源性追求，不断开启个体人生通向德性和幸福的心灵之窗，不断追求人性的优越，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超越。约翰·杜威认为：“教育的意义本身就在于改变人性以形成那些异于质朴的人性的思维、情感、欲望和信仰的新方式。”[16]道德教育通过有目的的精神引领与教化，使个体完成从自然的生物性存在向文化性存在的转化，赋予个体以文化生命，实现真善美的统一。

德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教育文化的核心。儒家之教，重在教人成德，所以称为“成德之教”。在儒学中，道德善恶的标准、道德实践的根据在于人们内心的良知良能，这一本心本性不是事实经验层面的，而是以超越的天道为源头或理据。但与宗教不同，儒家不把道德基础安放于具有外在超越性的精神性实体上，而是植根于人的内在心性之上，因而它十分重视人自身的心性修养功夫。牟宗三等新儒家代表人物认为，“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此心性之学中，自包括一形上学。然此形上学，乃近乎康德所谓的形上学，是为道德实践之基础，亦由道德实践而证实的形上学”[17]。唐君毅认为，“中国圣贤之教，则以反求于心，知性之端，而明伦察物，为入德之门”[18]。儒家道德伦理以人性为根基和始点，张岱年分析指出，“自来论‘性’者，并非专为研究‘性’而研究‘性’，而是为讨论修养、教育、政治，不得不讨论性，应如何施教，应如何为政，须先看人之本来状态如何，于是便提起性的问题；而亦由此，乃特别注重人本来是好或不好，即性与善恶之关系”。他认为，“中国‘性’论所以特重性善或恶的问题，实因为根本上所注意者，原在善与性之关系”[19]。

儒家德育思想的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在个体层面上，倡导“立身做人”“修身正心”“建功立业”；在社会层面上，强调“修己治人”“化民成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国家层面上，主张“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价值导向乃至系统化的具体行为规范。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这个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中，儒家心性论是其核心思想，其德育价值就是在肯定道德主体意识的基础上引导个体建立起由道德理想、道德信念所构成的意义世界。建构德育的本体价值，为个体道德自觉和境界提升提供了源头活水。儒家思想把人性提高到与天道相通的高度展开叙述，就是以促进德性修养和人格形成为目的，为人的德性修养寻求终极的依据，为道德教育创造本体的价值根源，基于对道德主体意识的重视，建构了“德”与“心”紧密结合的理论，关注受教育者的心理特点和需要，注重培养良好的心理状态，为道德教育过程的推动形成稳定的激发因素和内在依据，在道德人格的培养上提出了立志、为学、内省、克己、改过等一整套自我修养方法。儒家心性论建立了道德本源的内在根据，这种追求在历史上曾为人们的道德践履提供某种崇高感和使命感，对人们形成稳定的价值体系支撑及其道德实践信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历史创造中，蕴含着诸多文明成就，儒家心性论对道德生活的追求和对内在秩序的建构为其中一大亮点。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0]列宁也曾明确提出：“只有正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21]认真对待和研究中华文化成果，并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新的创造，不仅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探索、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历史条件出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文化心理依托与创新发展的思想源泉，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认真总结。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2]“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3]他还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重要方法、原则。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号召人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裂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指出：“新形势对学校德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的条件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青少年；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条件下，如何教育青少年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传统，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存在各种矛盾，社会生活中还有需要克服的消极现象的情况下，如何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在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和提高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学生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品质；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情况下，如何指导学生在观念、知识、能力、心理素质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这些都是学校德育工作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以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迫切地要求德育工作更好地发挥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对学校工作的导向、动力保证作用。”这一文件精神，系统说明了新形势下学校德育工作的要求，以及德育工作的具体内容和目标，强调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重要性。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精神文明建设要“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要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等要求。这些要求，突出了新时期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重要性。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来源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进程中，学术界关于对待传统文化或传统德育资源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也在不断进行探讨，在对中国传统道德资源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提出了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等方法。“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说明我们的继承是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的，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来进行的。弃糟取精是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要求。综合创新是强调在汲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时，还要注意汲取全人类一切优秀的道德成果，并加以比较和鉴别，作为自己的伦理道德的食粮和原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古为今用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主要目的就是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为了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24]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我国社会也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加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主体行为，一些领导干部素质、能力和作风等与新形势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里的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等。这些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但这些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也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我们党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把它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并列提出来，体现了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的内涵扩充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首次正式发出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号召。这种发展理念，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

2001年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25]在这个文件里，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继承传统道德的内容，也就是，继承传统美德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道德，明确了继承传统要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的“诚信友爱”就是道德建设的内容，具体来说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26]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相承接”，号召“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胡锦涛同志也十分关注道德建设，重视对传统道德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弘扬。他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这个时期我们党对继承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定位，主要体现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27]。把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道德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点。因此需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28]。我们党强调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目的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有关伦理道德和社会风尚问题，保证我国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德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同时，我们党还特别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道德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我们党基于当代中国实际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明确了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具有对多元价值观念、多样社会思潮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引领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这是必须明确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时代高度，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形势，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治国理政伟大实践谋篇布局，固本铸魂，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创新。表现为以“兴国立人”彰显道德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道德内涵，以中华传统美德的文化基因构建道德资源，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强化“关键少数”的表率作用。这些新思想和新举措，既是道德建设持续推进的实践要求，也为提振全民族的“精气神”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站在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筹划道德建设问题，强调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要始终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这是把道德提高到国家、民族和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本体价值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建设要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同时党还特别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些思想，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到“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来认识，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还进一步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要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以传统美德凝聚道德资源，强化文化基因，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道德模范时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习近平主席提炼出传统美德的精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并指出这些理念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道德建设极其重要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时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道德建设的具体内容，“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道德建设，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深入挖掘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继承创新，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和永恒魅力，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关于怎样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讲清楚”的要求：“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29]以心性论为根基的儒家德育思想，强调每个人都可以以心性修养为起点，去造就并发扬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见利思义的道义精神，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等。这就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今天，在加强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坚定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儒家心性论的德育价值，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意志，汇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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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吴潜涛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2] 鲁洁、朱小蔓：《道德教育论丛》（第二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0页。

[3] 鲁洁：《教育的返本归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2期。

[4] 樊浩：《现代教育的文化矛盾》，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 高德胜：《知性德育及其超越》，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6] [美]德怀特·艾伦：《高等教育的新基石》，载《求是学刊》2005年第3期。

[7] 转引自《生命是教育之本——一种面对生命的教育感知》，载《人民教育》2003年第8期。

[8] 王文章、侯样祥：《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人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页。

[9] [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页。

[10] [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页。

[11] 寇东亮：《“德性伦理”研究评述》，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12] 王坤庆：《精神与教育——一种教育哲学视角的当代反思与建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3] [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14] 杜时忠：《道德追求什么》，载《湖北教育报》1994年8月15日第3版。

[15] 冯建军：《论生命化教育的要义》，载《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年第5期。

[16] [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5页。

[17]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新儒家思想史（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9页。

[18]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19] 《张岱年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21]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3]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24] 罗国杰：《传统与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25]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导读》，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26]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06页。

[2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2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0页。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