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毅：革命母亲

一

我的母亲叫田毅，1921年出生，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我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底参加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在第3团女兵班任班长。

母亲是庆云县东后马村人，村里大部分人姓马，没有多少姓田的。听母亲说，姥爷是个大字不识一斗的农民，靠起早贪黑种地节俭度日。姥姥勤奋善良、心灵手巧，虽未读过书，但自幼便会画画、刺绣。他们一共养育了5个孩子，母亲是老小，因为孩子多，生活非常艰难。

1937年，母亲考上庆云中学，不久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学校被迫解散。那时三舅田荣先已经参加了革命，家里经常来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母亲参加革命。因此，母亲从1941年就开始做地下工作，给党组织送信，当通信员，1944年夏天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

庆云是我党冀鲁边区老根据地。日本人投降后，庆云的政权就一直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而与庆云东部接壤的无棣县则是敌占区，国民党的保安6旅一直盘踞在那里。1945年春节后的一个夜里，母亲不幸被捕。当时她腿疼不能走路，组织上便让她骑着一头小毛驴，部队过敌占区时被敌人发现，打了一阵枪，慌乱中母亲与同志们走散，小毛驴一叫，被敌人发现，结果被抓。敌人问她是干什么的，她不说，于是就把她吊起来打，手勒得骨头都露了出来，但她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最后敌人把她关进监狱。因为她剪了个学生头，敌人就说她肯定是共产党，其实当时母亲还不是共产党员。和她关在一起的一位女共产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天津市领导，还来找过我母亲。母亲原来叫“田月瑞”，“田毅”这个名字就是那个阿姨在监狱中改的，她说：“女孩子里像你这么坚强的很少见，我给你改个名字，就叫‘田毅’吧。”

二

母亲在监狱里被关了8个多月，直到1945年9月无棣解放时，才被救出来。出狱后，组织上便分配母亲在区里工作。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干部大队到庆云扩军时，因为工作上的交往，母亲认识了我父亲。

我父亲原名刘树荫，参加革命后改名刘一村，1938年在家乡安徽枞阳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中共射阳县区委书记，1945年12月从苏北赴山东后担任中共商河县委组织部长。1946年底，山东渤海区大拥参时，我父亲率领商河的翻身农民一起参加了渤海军区教导旅，任渤海军区教导旅第3团政治处副主任，来到庆云练兵时认识了我母亲。

父亲1910年11月出生，大我母亲11岁。他们是1947年10月西征前在庆云结的婚，介绍人是于侠将军。于侠将军是位老红军，当时任渤海军区教导旅第3团（后来的第18团）政委。

父亲自幼聪慧，读书用功，是个秀才。本来民国已经不兴考秀才了，可是乡里还是要考，只有中了秀才才有资格在乡里教书。全面抗战爆发后，父亲带着村里26个人出来当兵。他们约定，只要遇到打鬼子的部队就参加，刚巧遇到了新四军。招兵的同志问他什么学历，他说：“秀才算什么学历？能算高小吗？”人家吓了一跳，说：“你何止高小啊！”新四军在江苏盐城组建军部时，他因为文化程度高，被留在军部工作。

1956年父亲回老家探亲，回来后感慨地说：“能活到今天真不容易，和我一起出来的那26个老乡都发了烈士证。”所以，他经常教育我们，能够活着已经很幸福了，不要和别人比享受、比待遇，要和别人比为国家做过多少事情。

母亲告诉我：“第一次见到你父亲时一点感觉都没有。当时渤海军区教导旅第3团进驻母亲负责的联防村，和你父亲在工作上有联系。在政委于侠的介绍下，我们两人开始接触。见面那天除了几句工作上的话，再没有话说；警卫员切了西瓜，两个人也没有吃；你父亲走来走去，满头大汗；我也觉得很不自然，坐了几分钟就走了。接触一段时间后，你父亲提出想先写一个结婚报告，怕以后打起仗来，他在团里，我在旅部，两人就很难见面了，没想到结婚报告送到旅部，教导旅政委曾涤马上就批准了。”

结婚也非常简单，两个人把被子抱到一起，在第3团团部驻地徐家村举行了一个简单仪式，就算结婚了。第二天母亲才回家告诉家里人，姥爷还来部队相了相女婿。结婚第三天，母亲就随大部队出发了，开始不知道是去陕北，只说是“野外大练兵”。

父亲讲：“渤海军区教导旅原本是准备到延安补充中央警卫团的，当时进行延安保卫战，中央警卫团打得剩下人不多了。后来中央领导意识里还是要用第359旅老部队，可当时第359旅南下北返后伤亡很大，中央军委就决定把渤海军区教导旅整建制给第359旅。紧接着部队开始往西开拔。解放大西北的任务主要是第2军和第6军完成的，第359旅属于第2军。进疆后，民族军、起义部队加上第2军组建了第22兵团，又以第22兵团为基础建成了10个农业师，最后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

当时教导旅第3团分配来12个女兵，编成一个班，母亲担任班长，马素珍阿姨为副班长。大伙穿上新军装，显得特别精神干练。这些女兵除了母亲和马素珍，其他年龄都不大，最大的只有20岁，最小的才13岁。部队挺进西北过程中，女兵班主要做后勤工作。

1947年11月上旬，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在河北武安召开交接大会，从此这支山东子弟兵部队正式归入西北野战军建制，改称第2纵队独立第6旅，下辖第16、17、18团。

1947年12月下旬，独6旅参加了西征路上的第一次战役—运安战役。1948年初，独6旅在山西曲沃地区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2月下旬，独6旅击退国民党陕西省保安6团，从天险禹门口强渡黄河，切断敌整编第29军刘戡所部退路，配合兄弟部队取得了歼敌3万的宜川大捷，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3月初，独6旅随纵队主力挺进渭北，收复白水、韩城，攻克合阳。4月中旬，独6旅又随纵队主力出击西府，沿陇海铁路和渭河两岸阻击敌裴昌会兵团，配合第1纵队和第2纵队主力攻克宝鸡。之后，独6旅在凤翔西北地区掩护主力向东转进。突围中，独6旅在荔镇与国民党重兵遭遇。为了掩护西北野战军总部突围，独6旅顾全大局，果断出击，死守阵地，损失较大。荔镇抗击战打出了山东渤海子弟兵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战后彭德怀夸奖独6旅“抗击得好，抗击得主动，第18团的同志每人记一大功”。此役，西北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1万余人，巩固和扩大了黄龙解放区。独6旅也付出重大伤亡，父亲所在第18团团长陈国林、营长李文泉壮烈牺牲，有的连队打得剩下18人还继续坚持战斗。

陈国林同志牺牲时，他的爱人张丽英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男孩叫“道生”，不满3岁；女孩叫“红艳”，不到1岁。当时战况严峻，张丽英急得直流眼泪。母亲二话没说，把背包一扔，找了一块小毛毯把红艳一裹，背在身后，一手抱起小道生就上路了。她们在曲折不平的山路上不停地走，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天亮前终于将母子3人转移到安全地方。当母亲赶回女兵班的时候，身上只有一块小毛毯，冻得打寒战，第2营教导员的妻子王素华赶忙将被子盖在母亲身上，才熬过了那个寒冷的夜晚。

四

母亲始终忘不掉在西征路上失去了第一个孩子，那是个男孩。孩子生下来后，母亲体质很差，营养不良，没有奶水，孩子也很瘦弱。当时天天行军打仗，形势很残酷，为了行军方便，母亲只得忍痛把不满月的孩子交给了当地一个老乡。后来回去找时，孩子已不在人世。这是母亲永远也愈合不了的一个伤口。直到晚年，母亲仍念念不忘我的哥哥。她说：“一定要找到他！即便是饿死病死，也要见尸啊！”

五

1949年底母亲随部队进疆，开始在新疆军区工作，后来调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法部，再后来调到兵团检察院工作，一直到离休。母亲的老战友马金仙等几位阿姨对我说：“因为你父亲在兵团担任领导，所以不许组织上给你母亲提职，你母亲也很自觉，那时的干部就是这样。”

有一件事母亲很有主见。兵团成立不久，全国都在学苏联英雄母亲“多生孩子光荣”，父亲是兵团政治部主任，就动员母亲退职，回家生孩子、带孩子，母亲坚决不同意。母亲说：“我决不放弃工作，就是离婚也不离开工作岗位。”父亲一看母亲这么坚决，只好说：“不退就算了，可我还怎么动员别人勤俭持家呢。”

从1954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到1975年3月兵团被撤销，我的父母亲一直没有离开过兵团。“文革”期间，父亲被关押了整整9年。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母亲坚定地站在父亲一边，陪他挨斗，陪他下放劳动，一起住牛棚，父亲走到哪里，母亲就跟到哪里。母亲说：“我相信你父亲不是反革命，不是坏人。”母亲的态度和做法深深感动着父亲，给了父亲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许乱花钱，不该拿的东西不能拿。有一次我们捡到几元钱，非常高兴，拿给母亲看。母亲说：“这钱不能要，因为是别人丢的，你们可以送到派出所。”这件事对于我们很有教育意义。小时候我们穿的衣服经常是大哥穿小了弟弟再穿，只要洗得干干净净就行了。母亲定了一条家规：“可花可不花的不花，可买可不买的不买。”母亲回忆说：“我连一支好的钢笔都没买，办公都是用蘸水钢笔，衣服都是过去发的黄军装，补了又补，一直补了很厚，我们叫它‘传家宝’。”但是，母亲为我父亲老家寄钱寄物、照顾家庭却毫不吝啬，一直到她去世。

六

母亲到新疆60多年，只有1975年回过一次山东老家。那年我父亲刚刚平反，补了10年工资。母亲回到老家高兴，见到亲戚就发钱，最后我表姐直喊：不能再发了，再发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

母亲回老家是我陪着去的，那时新疆到山东庆云的交通十分不便，路上走了半个月，回到老家其实只住了4天就走了。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回去过。

进疆后，我父亲先后担任过新疆军区第22兵团第25师政治部主任、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新疆农垦总局副局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及党委书记，离休前系兵团顾问组组长（副部级），2000年9月在新疆石河子去世，终年90岁。

我兄弟姊妹3个，哥哥在兵团民政局工作，弟弟现居成都，我在兵团办公厅老干部处工作，都已经退休。

母亲年老后愈发怀旧，想山东老家想得要命，天天念叨，想村里老家的小土墙、小土房，最想的是老宅子里的那棵杏树，但那棵杏树早就没了。没办法，我们就拍了好多杏树的照片哄她，没想到她一眼就认出真假，说“这不是俺家的杏树，俺不要这个”，把照片都给扔了出去。

母亲是2013年9月去世的，享年93岁。后来我陪刘双全司令员去过一次山东，顺便回了一趟庆云，虽然今非昔比，物是人非，心中感慨颇多，但也总算是替母亲还了一个心愿。

（刘平口述，刘洪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