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云：烽火岁月

一

岁月如梭，转眼离家已经70多年。只要老家来人都会说新疆太遥远了，就像是到了国外。提到家乡，往事就止不住浮现在眼前。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盐山县常庄乡后闫村。我是1928年正月初六出生，本姓闫。父亲叫“闫风琴”，开酒坊。抗战全面爆发后，父亲组织抗日先锋队，把几个村的人集合起来一起训练，名义上是村长，实际上是抗日村长，经常跑到外面去住。

当时我家家境不错，院子多，有大房子。1937年下半年，我叔父成立了学校，学校就在我家院子里，周围几个村的孩子都来我家上学。叔父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张立波”，后来我也随着叔父改姓，叫“张秀云”。叔父又当老师又当校长，到了冬天，就跟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联系。

1942年，鬼子闹得厉害，经常来村里“扫荡”，家里人不能在村里待了，就分开住到几个亲戚家，到了夏天就在野外坟茔地里睡觉，也不害怕。1944年，叔叔动员我参加了革命，那一年我16岁。

二

1946年冬，张仲瀚和曾涤奉命带领第359旅300多名老红军、老八路干部从延安来到山东渤海区招兵，组建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教导旅绝大多数连队只有连长是老兵，基层干部只能由新兵担任。这支主要由渤海老区翻身农民组建的队伍，为了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放下锄头，扛起枪杆子，毅然走上了漫漫西征之路。

1947年3月，我所在的四区（现庆云二十里铺）区委王书记带头参军，也动员我参军，于是我们几个女同志就来到教导旅第2团报名。部队欢迎女同志参军，我和李清芬被分在第2团宣传队，李清芬当时只有13岁，我19岁。

第2团团长是老红军金忠藩，当时我丈夫谢高忠是第2团第2营营长，王书记任第2营第5连指导员，他要给我和谢高忠介绍对象，我那时小，懵懵懂懂没吭声。王书记又对金忠藩提这事，金忠藩就找到我，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对我讲：“谢高忠是1937年入伍的老八路，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是劳动英雄；参加过南下北返，是战斗英雄。你不找这样的人找什么人啊？”我无话可说，就这样成就了我跟谢高忠的姻缘。

三

教导旅在庆云训练了半年左右，到了深秋，开始向西开拔，出发时没说是去打仗，只说是“野外大练兵”。有人疑惑，说这不像是大练兵呀。团部直属机关指导员提前知道部队出发的消息，从二十里铺开小差，给绑了回来，当时大家还不知道为什么。

队伍到了德州，休整了好几天。我们在城里还照了相，长那么大第一次照相，穿着军装，绑着腿带，精神抖擞，可惜我的这张照片后来丢失了。

队伍行军来到河北武安，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更换了番号，改为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独立第6旅，张仲瀚任旅长，曾涤任政委，正式成为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

攻打运城是渤海铁旅组建后参加的第一次战役。战斗结束后，部队在绛县短暂进行休整，我和马玉桂，还有一个第3团（后来的第18团）的女兵就集体结了婚。一个女人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枪林弹雨的间隙中匆匆完成了。结婚第二天，吃完早饭，部队正准备去打临汾，可还没来得及出发，前方就传来消息，临汾解放了。

1948年刚过春节，部队要打大仗了，让我们女兵报志愿：一是旅部留守处；一是军部医院。我们这些年轻女兵思想都很进步，纷纷要求到军部医院，因为军部医院算是前方，在这里把重伤号处理包扎完才转到后方医院。我第一次见到了战场上抬下来的伤病员。

整个转战西北期间，我一直在医院当护士，每天行军、照顾伤员，经历了十大战役，亲手处理了数不清的伤病员。战斗打响后，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越来越多。记得第一次看到伤员血肉模糊的身体，有的没有了腿，有的没有了胳膊……我的心颤抖了，闭上眼睛不忍看，比我小几岁的女护士吓得大哭起来。我们给伤员清洗伤口时，两手发抖，下不了手，有的直接呕吐起来。后来有的小姑娘因为适应不了这种血腥环境，就调走了。

一次部队在陕西都村休整，帮老乡割麦子。下午吹起集结号，王震司令员坐着缴获自国民党的小破汽车来了，说国民党要来袭击，让医院马上转移。那里离西安不远，需要过一条河，水深到了肩膀，于是两个男同志架着一个女同志过河，伤病员则由老乡赶着车送。半夜过了河，四下没有村子，我们就躺在树林里休息。天亮后号声一吹，大家睁眼相互一看，身上、脸上全是泥，忍不住全笑了。

四

1949年秋天，谢高忠担任第17团副团长，正率领部队日夜兼程向新疆进发，传来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消息。谢高忠接到王震司令员的命令，随第6师师长张仲瀚率领先遣部队提前入疆。

1949年10月13日清晨，在凛冽的秋风中，谢高忠跟随师长张仲瀚乘坐吉普车从玉门开始西进。11月5日，小分队到达南疆古城焉耆。第二天，谢高忠他们便骑马踏入了白茫茫的草原，沿着开来渠直奔哈拉毛敦踏勘地形。

张仲瀚点名要谢高忠屯驻哈拉毛敦，说：“这里除了几顶蒙古包，便是一座喇嘛庙。你就把团司令部安在这里，北扼和静，东镇焉耆，南拒铁门，西边的山便是你第17团的天然屏障。有山，有水，有地，有关，只要发动同志们干起来，你谢高忠比当年坐镇新疆的左宗棠的气派可大多了。”

按照张仲瀚的指示，谢高忠他们全力投入生产准备工作，各尽所能，到处是忙碌的身影。会做木活的，就做坎土镘把；会铁活的，就打造坎土镘。一冬下来，他们打造了800把坎土镘，还做成了一些木车，又购买了40口大锅。准备工作都做好后，部队也全部到达了。

1950年3月，春寒料峭的开都河边，张仲瀚给第6师全体同志举行誓师大会。哈拉毛敦的荒原上，红旗招招，歌声震天，人头攒动，轰轰烈烈的春季大生产正式拉开帷幕。

几十年后，不管是历史档案资料记载还是健在的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了一个事实，是谢高忠在开都河畔垦区拉动了军垦第一犁。

1954年6月，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部分驻疆部队就地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谢高忠他们所在的步兵第6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2师，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农2师。

五

1949年11月下旬，我跟随于侠、史骥等团领导乘坐“十轮卡”进疆。大部队是1950年春节后到的新疆。当时的新疆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大西北的天气异常寒冷，大卡车在茫茫戈壁滩上缓慢爬行。那是一辆很破烂的卡车，上面搭了帆布篷，算是“轿车”，一路上总是出故障，走走停停，换了几个司机，抛了无数次“锚”。

大卡车爬行了十几天，终于到了焉耆。在那里，我跟丈夫谢高忠会合，度过了1950年的元旦。焉耆县城的大街上，维吾尔族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烤羊肉的香味随风飘荡，人们的脸上呈现着兴奋和激动，到处洋溢着一派新中国的繁荣景象。

部队进疆后马上筹备新政权建设，抽了两个汉族、一个回族、一个维吾尔族女同志组成工作组，由我负责。当地有一位离了婚的维吾尔族妇女住在姐姐家，她会汉语，工作组就请她当翻译。1950年8月份，自治区召开妇女代表大会，选派我和一位回族女同志到西安参加会议。

1951年，我被选为焉耆县妇联主任。

六

谢高忠进疆后带领第17团屯驻哈拉毛敦，那时我刚生了大儿子。由于两地分居不方便，团里也需要女干部，我就调到了第17团团部工作。1950年四川分来一批女兵，1951年又从湖南来了一批女兵，后来陆续从上海、四川、湖南来了很多女学生，文化水平高的女兵分到团部、营部当文书、当教员，文化水平低的女兵就到连队搞生产。1952年，山东来了大批女兵，主要是胶东人，成立了妇女队，由我担任妇女队队长。后来成为兵团司令员刘双全同志爱人的段丰英同志就是那批胶东兵中的一员。

女兵队和男兵们一样参加大生产运动。我带着她们开荒种地，中午在地里吃饭，没有蔬菜，就挖一些野菜。湖南来的女兵没有见过高粱米，就称高粱米是“洋大米”。晚上我跟大家同住在老乡家的破旧房子里，只有一铺大炕，睡不了那么多人，就在炕下地上铺上杂草睡几个；再把老乡家的羊圈打扫出来，也铺上杂草做成地铺睡。跟谢高忠结婚后的四五年里，就没能在一起待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

当时孩子才几个月大，就把孩子带在身边，去地里干活时把孩子放在炕上。中午大伙儿都在地里吃饭，我再赶回来给孩子喂奶。有一天刮大风，我回来一看，窗户上糊的纸都刮烂了，大风把沙土刮进屋子里，孩子满头满脸都是土，正躺在炕上哇哇大哭，我这个当母亲的心像被人拿锥子捅一般痛。

后来又分来一批山东女兵，加上原有的女兵，有100多人了。团部成立了妇女一队、妇女二队。一队是已婚的家属；二队除了我，是清一色的姑娘。团里又给二队配了一名男性副队长，专管生产。山东女兵大多来自农村，朴实、憨厚、能吃苦。湖南女兵开始嫌山东女兵土，后来逐渐被山东女兵的淳朴感化，相处得越来越融洽，打成了一片。

女兵的激增使住房成了大问题，开始时只能用芦苇搭建一些临时工棚。风一刮，芦苇墙呜呜作响，满屋子都是沙土。山东女兵大都来自家庭条件稍好些的胶东地区，在家时哪受过这样的苦。一个夜晚，风雨交加，芦苇棚呜呜地响，女兵中有人低声哭起来，开始是几个人抽泣，接着成了满屋子人号啕大哭，后来几个棚子的女兵都哭起来，哭声震天动地。我这个队长兼指导员就挨个棚子去做思想工作。好半天女兵们才不哭了，可我这心里却说不出有多难受。

秋天的时候，天气开始寒冷，芦苇棚无法过冬，我就带着女兵们自己打土坯、盖房子。女兵们听说要盖宿舍，高兴得又蹦又跳。山东女兵更是不顾一天的劳累，争先恐后地打土坯；湖南女兵也不甘落后。经过1年的劳动锻炼，女兵们由原来的娇娇女娃个个变成了身强力壮的女汉子。

我们盖起两排宿舍房。新疆冬天冷，不好过，女兵们便从野外捡来柴火，把宿舍里的火炕烧得热热的。夏天到了，晚上蚊子又大又多。那时候没有饭厅，晚饭都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打蚊子。后来给每人发了一块纱布，到了晚上就把纱布蒙在头上。我给孩子喂奶时，掀起孩子头上的纱布，喂一口就赶紧放下来，即使这样，孩子脸上还时不时地给蚊子咬起大包来。

七

1953年，谢高忠调第2师（原来的步兵第6师）当参谋长；我也调到师部，在商业科当协理员。1961年春节，老谢提了师长。到1973年，他到伊犁农4师当师长；我到师部下边的一个修配厂政工组当副组长，后来改成政治处，我成了政治处主任。兵团解散时，农4师改叫“农垦局”，老谢调伊犁任地委书记，我就到了地委学大寨办公室。

那时都是女人跟着男人走。1976年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我担任主任。1978年，兵团解散，改为农垦总局，老谢到自治区当革委会副主任兼农垦总局局长，我就到纠错案办公室。不到1年，农垦总局又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我还是当办公室主任。1982年兵团恢复，陈实当兵团司令，老谢当兵团副司令，我还是计生办主任，直到离休。

八

进疆近70年，我回过3次老家。1959年我第一次回去，爷爷、父亲都已去世。1980年到北京开全国计生大会，再次回去，叔叔还在，婶婶已经不在了。1986年最后一次回去，老家已物是人非。如今老了，再也没有机会回老家了。

我这一生，也算是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磨炼，与死神多次擦肩而过。时光离去，我也老了，我和我亲爱的战友们早已与新疆这片我们为之奋斗和献身的土地融为一体，再也无法分隔了。

（张秀云口述，姜金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