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当女人以某种方式朝你张望

1

经过艰难的压缩，我才确定了这个题目。

也许，它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当一个女人站立着，将手搭在桌子上以某种方式朝你张望，这就是一个事件。

不，也许这还嫌不够，我不如整段将其摘录下来：

人物除了决定事件还会做什么？事件若非阐释人物又会做什么？一部影片也好，一部小说也罢，如若不是关乎人物又会成为何物？我们还能从中寻找并发现其他什么东西吗？当一个女人站立着，将手搭在桌子上以某种方式朝你张望，这就是一个事件；假如这不算一个事件，我认为很难说它还会是什么。

——这是亨利·詹姆斯在《小说艺术》中对“人物小说”与“事件小说”做出的有力阐释。

一目了然，我没法将这一大段高论用来做文章的标题。

通观这段话，詹姆斯罗列了“影片”与“小说”，很不幸，他没有言及“画作”。显然，以《小说艺术》之名，他集中火力阐发的对象，是包括电影在内的“叙事艺术”。更为不幸的是，我接到的这份作业，命题是“寻求文学创作与绘画的一种通感”“由画作出发，谈谈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

要感谢《小说界》对我的信任，将这难写的作业布置给了我。大约与曾经所学的专业有关，同样的作业，许多年来，我需要无数次地给出答案——说一说吧，绘画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如实说，我无从作答。

我知道，提问者大多已然有了定见，至少，明里暗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通感”。这当然是没错的，所谓“通感”，正是“把不同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这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那么，将一个学过画画、又写起小说的人放在这样的问题下捶打，就是活该，无论如何，这两者之间看起来的确形迹可疑，有着重大的关联理由。

可是，一个铁匠写起了小说，以“通感”之名向其发问可以吗？一个裁缝或者渔夫呢？结论铁定是：能，无所不能！无论任何人，从既有的经验出发写起了小说，我们都能在“通感”的名义下做出几近破案式的关联。

这似乎有些荒谬，却也部分地道出了“神奇”。我的难度在于，将这“神奇”的冠冕，戴在什么事物的头上？是艺术神奇，还是原本这人间便神奇、这万物便神奇？想一想吧，所有的事物都统摄于神奇之下，神奇地相互关联与映照，互为嫌疑。几近无限的答案就形同没有了答案，于是，我无从作答，无从将所有人的经验垄断为“一个学过画画的人”才有的一己经验，就仿佛，一个铁匠淬火的瞬间，无权与文学电光石火地互证。

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的“叙事艺术”将绘画排斥于外，便显得狭隘了。但是，我们能够批判他的狭隘吗？难道真的想让他拆掉所有边界，继而必然地放弃一切有效的阐释吗？

2

现在，随作业而来，这幅画摆在了我的眼前——胡安·米罗的《女人，小鸟，星星》。

还好还好，所幸，是米罗——这个热爱大自然的巴塞罗那的汉子，这个将夜空中的繁星变成了永恒符号的“星星王子”，这个鲜艳、轻快的情欲的崇拜者。他不仅是我所喜爱的，更是“易于”拿来做这篇作业的。

想一想吧，如果给我的是一幅《最后的晚餐》，将会怎样？

不，我不是在说达·芬奇不足以用来“通感”短篇小说的写作，而是说，记名在“超现实主义”门下的米罗，原来在我的潜意识中，要比“古典主义”更为切近我对短篇小说这门艺术的体认。

对此，詹姆斯将作何感想？难道《最后的晚餐》不是也非常抵近他“人物除了决定事件还会做什么？事件若非阐释人物又会做什么”的宏论吗？然而，身在“现代”，面对《女人，小鸟，星星》这样的作品，世界抽象为色块与线条时，他的确难以指认事件安在、人物何如。万难之下，他干脆明智地割舍了“绘画”——现代绘画。

诚然，詹姆斯之难，本是“现代之难”。那个曾经被给定了的、稳固的世界，那个如耶稣与自己门徒的故事一般，将隐喻都彰显出明喻的人间，坍塌、破碎了，只在，也似乎只能在被画框聚拢的空间里表达与呈现——其内容是拒绝阐释的，乃至是弥散的，只是因了“有框”，才赐予了一些可供我们讨论的余地。

这个“有框”，是限定，是束缚，却差强人意，部分地表达或者触摸到了我们已经难以确凿企及的无限。

那么好了，我终于摸到了作业的“题眼”——“有框”，即是我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可以“由画作出发，谈谈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了。

3

长篇小说“没框”吗？显然，《最后的晚餐》也是被框定了的，但是，它们在一种古典精神的恩泽下，如同詹姆斯所言的那样，都在“人物”与“事件”的护佑下，令人心安地解释着可被解释的世界，这种“解释”与“被解释”，赋予了它们堪称无限的权力，如同说明书一般，自有权威性的尊严。

而短篇小说来到了现代，如同这幅《女人，小鸟，星星》，全然地失却了“人物”与“事件”，只将“有待解释”坦白了出来，仿佛待审的嫌疑人，天然地“有罪”，嗫嚅着等待世界给予一份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这种姿态，即为“有框”。

将《最后的晚餐》边框砸碎，大概率地，它仍然会被普遍地珍视；将《女人，小鸟，星星》的边框砸碎呢？它从殿堂跌落进垃圾堆，恐怕，并非一个不能想象的结局——它需要“有框”的护佑，从形式上，给它一个威严的“圈养”，而这仁慈的“保护”，更为依赖精神与审美双重的跃升，也更加地令人唏嘘、喟叹。

不，这当然不是米罗之殇，毋宁说，是米罗、《女人，小鸟，星星》与好的短篇小说替我们分摊了现代之殇。原来，回到文学的现场，如今我们已经多么地依赖“有框”。想一想吧，现代以降，有多少名篇，如果失掉了“短篇小说”的名义，会遭受怎样的命运？

假如，从那种詹姆斯的论据里，以“人物”与“事件”一目了然地“寻求文学创作与绘画的一种通感”为方法，面对《女人，小鸟，星星》这样的作品已经失效的话，今天，我们就需要张开更加细密的触角、发展更加幽微的通感，来策动自己写作的笔了。

仅仅依赖画面中大面积的色块来寻找灵感是不够的了，仅仅依赖扭曲的线条来谋求共鸣也是不够的了——尽管，我们富有教养的眼睛依然能从中顽固地看出所谓的“韵律”与“情绪”。我们需要的，迫切需要的，而且还几乎是不要也不行的，是那个现代的、不安的灵魂。

人物除了决定事件还会做什么？事件若非阐释人物又会做什么？——那么，一旦人物与事件均告阙如，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理解了这样的困难，或许，我们才会有一个宝贵的“通感”若隐若现地升起，在“短篇小说”这种“文学中第二纯粹的文学形式”（大卫·米切尔）的庇护下，释放出自己都全然未知的才华。

4

詹姆斯还是了不起的。当世界已经难以完整地“叙事”，当现代的他挣扎在“前现代”的理论困局中时，依然捕捉到了——

当一个女人站立着，将手搭在桌子上以某种方式朝你张望，这就是一个事件。

多么美妙，又多么具有说服力。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句子多么能够打动人。在我看来，这个句子足以“通感”一切的“通感”，它的力量所在，正是——没有道理可讲。

如果它有逻辑的话，句中的“女人”便可以是米罗画中的“女人”，“桌子”便可以是米罗画中的“小鸟”，而“某种方式朝你张望”，就是米罗画中的“星星”。这一切以“站立”“将手搭在”的方式，以蓝色、红色、黑色的块面，排布为“一个事件”。

最终，我们在现代，给这个事件取了个名字，曰《女人，小鸟，星星》，一如我们写下了一堆文字，交给了《小说界》，以短篇小说之“框”，表达给了世界一个“有待解释”的盼望。

我说清楚了吗？我唯一知道的是，我说得越多，只会越说不清楚。

——

不如就去张望吧，

张望这画里的女人以某种方式对你的张望，

一直将其张望成一个短篇小说

一个事件。

2022年1月7日
辛丑腊月初五
疫中香都东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