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何讲阳明学
首先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
讲题是“阳明学十讲”，阳明是谁，我想大家都知道。阳明就是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明代有很多思想家，为什么要讲他？还有，如果要讲思想家，中国自孔子以来，有成百上千的思想家，不讲别人，只讲王阳明，是什么缘故？
当然，中国两三千年来有许多了不起的思想与思想家，都有人研究，也都会有人讲，我只能讲我比较熟悉的部分。我认真地读过不少有关王阳明的书，对他的想法与作为，有点体会，有点看法。简单地说，我觉得自己对王阳明的了解比对别的思想家多一些，所以在介绍中国思想家里面，我选择了王阳明。这是个人的缘故。
其次是历史的原因。阳明在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想研究明代思想的人都必定会读《明儒学案》这本书，它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学者黄宗羲写的。黄宗羲（1610—1695），号梨洲，浙江余姚人，算起来他是王阳明的小同乡。
黄宗羲除了《明儒学案》之外，还著有《宋元学案》，这两部书是后代研究宋、元、明学术思想史不可缺的材料（《宋元学案》他没写完，是由他的后学全祖望等人续成）。他还著有《明夷待访录》，代表了他的政治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也很重要。尤其重要的，是由他领军，在他学生后辈如万斯大（字充宗，号跛翁，1633—1683）、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1638—1702），同乡后代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1705—1755）等人的努力下，在清代学术史上开启了“浙东史学”一派，对后世史学与学术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开拓作用与影响。
提到黄宗羲，不由得令人想起“清初三大儒”。依晚清以后的学人看，这“清初三大儒”指的是黄宗羲、顾炎武（一名亭林，1613—1682）、王夫之（号姜斋，学者称船山先生，1619—1692）三人，但顾、王在清初的时候名尚未显，知道他们的人不多，而且顾、王的学术，是偏向反“王学”一方。当时也有“三大儒”之称，不过所指的是黄宗羲、孙奇逢（字启泰，号夏峰，1584—1675）与李颙（字中孚，号二曲，1627—1705）三人。孙奇逢是河北人，李颙是陕西人，这两人都是北方人，加上黄宗羲，三人同是以“王学”为宗，但对“王学”也都有修正，可见明末的学术，仍是“王学”的天下。不论清末认定的或清初既有的“三大儒”，都把黄宗羲包括在内，因此他在清代学术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要想知道黄宗羲的学术贡献，全祖望《鲒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说：
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
虽然是推崇之语，但大体上也说得很恰当，可见黄宗羲在明清之际学术上的重要地位。
本讲不是谈黄宗羲的，我们得回归谈阳明学术的主线上。
谈起阳明必须先从黄宗羲的著作谈起，而谈起黄宗羲，又必须从黄的老师谈起。
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字启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1578—1645），是浙江山阴人。山阴就是今天的绍兴，春秋时叫作会稽，是当时越国的首都。这地方出了许多历史名人，晋代的书法家王羲之（303—361）自少年便迁居到此处，有名的《兰亭集序》就写于此，兰亭就在绍兴。王阳明虽是余姚人，但少年时就随父亲王华迁居山阴，以后在此长住，在此讲学，所以山阴也算阳明的故乡，余姚反而很少回去。山阴、余姚两地其实不远，阳明死后也葬在山阴。
刘宗周算是一个奇人，他与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号白安，1584—1626）一样，都是与明末有名的东林书院有关的人物。
东林在今江苏无锡，原是宋朝大儒杨时（字中立，号龟山，1053—1135）归隐讲学之处，到明朝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书院。东林书院的人物讲学，十分注重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也就是后世说的“学问为济世之本”，主张求学问是要用来服务社会的。东林书院的学者都比较主张用学术干预实际政治，学问不是空谈心性就够了，说穿了，就是传统儒家讲的“内圣外王”之学，而所谓“内圣外王”，讲的就是自己修养好了，要去解救世人，君子是不以“独善其身”为满足的，必求兼善天下。
《明儒学案》形容东林师友的特色，说：“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冷风指社会的反响不见得好，热血指自己仍不死心，虽经挫折，仍充满了拯救时代的愿力。黄宗羲又称道东林的作用，说：“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流风余韵也。”可见东林在晚明的作用及重要性。
东林派学者基本上都是阳明学派，但他们对晚明有一派的阳明后学很不满，认为其太猖狂又不学无术。东林派学者都比较重视读书，又主张读书要能变化气质，还认为读书的目的不在讲玄虚的道理，更不在媚俗，而在立身。立身的目的是要积极服务社会，即“经世”。今天我们到无锡的东林书院，还看得到那副有名的对联高悬在大厅，对联写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东林书院领导人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1550—1612）写的，于此可见东林派学者的胸襟。
刘宗周治学严谨，一生标举“慎独”两字，要求学生哪怕一个人独处，也得小心谨慎，丝毫不苟。
刘宗周无疑是明代阳明学的殿军，承袭了阳明良知学说中最严谨的部分，对良知说所达的幽微处境深有所契，对当时阳明学的“末流”也严词批判。
有一点非常值得说的是，刘宗周虽也科举出身，但在明亡时并未担任要职。他在北京任职时经常上书，却多次被崇祯斥为迂阔。听到明思宗崇祯帝自缢煤山的消息后，他悲痛不已，后来眼看着清兵南下，杭州即将沦陷，竟然采取绝食的方式殉国了。绝食是很辛苦的事，要靠极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做到。刘的绝食而死，在当时影响很大，他的学生王毓蓍（？—1645）、祝渊（1614—1645）也都先后自杀，还有一些学生如陈确（字乾初，1604—1677）、黄宗羲等虽未死，却以气节自励，不肯降清，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很大。
今天要研究明代思想，一定要依据、参考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来看《明儒学案》这本书，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形成的学派占有多少篇幅。
《明儒学案》从第一卷《崇仁学案》开始到第六十二卷《蕺山学案》为止，一共六十二卷，卷九之前是阳明前的诸儒学案，包括《崇仁学案》四卷、《白沙学案》二卷、《河东学案》二卷、《三原学案》一卷，从第十卷《姚江学案》（就是写阳明本身的那一部分）之后，其中在《泰州学案》五卷之前有《止修学案》一卷，《泰州学案》后有《甘泉学案》六卷，《诸儒学案》上、中、下十五卷，《东林学案》四卷，《蕺山学案》一卷。最后这两学案中的人物对阳明学虽有批判，但也算是阳明学的一支，所以我统计全书，写阳明、阳明后学的共有三十一卷，以卷数而言，正好占了《明儒学案》的一半；就内容而言，当然更不止于此，因为阳明后的“诸儒”，就算其学宗旨不标榜阳明学，其所讨论的，也绝大多数是与阳明学有关的事。
我认为阳明学的重要，在于它改变了传统儒学的态势，也就是说阳明学比较注意自己存在的必要，这是以往儒学家比较忽视的问题。
传统的儒家比较注意礼，比较讲道德，礼是一种行为的约束，而道德又是社会生活下的产物，因此儒家讲学问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这套学问讲到极致，往往忽略了自己，忽略了个人。阳明学比较注意个人良知的呈现，主张一个人内心最初的判断往往最为准确。这种有点否定传统认知的说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与回响，是十分特殊的。当然在阳明之前，在北宋的时候与朱熹（字元晦，号晦庵，1130—1200）同时的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学者称象山先生，1139—1193）之学，已经有了这种“态势”了。“陆学”与“朱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朱学”比较讲学问，即“道问学”，强调学问知识的重要，而陆九渊比较注意的是“尊德性”，即重视一个人的内在涵养，换句话说是重视一个人的内心所达到的道德境界，因此“陆学”也被称为是“发明本心”。
陆九渊这派学说比较注意内在，不求外表，在乎心之所得，不在乎自己读过了多少书、掌握了多少知识。但在宋朝，“陆学”的势力始终不敌“朱学”，原因是客观知识比变化莫测的内心更好把握一些，“朱学”比较有途径可寻，而“陆学”的境界对于一般人而言，反而难以达成。
但到了明朝，这种态势就大大改变了，这是因为“朱学”已兴盛了几百年，本身已露出了疲态，再加上明代社会已去南宋的时代太远，很多事已变得十分不同了。王阳明的学说比较接近象山一派，陆、王之学都有一种“发明本心”的倾向，阳明之学自兴起后，得到的社会呼应极大。在明代，“王学”的兴起有点像掀起了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发现自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