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孔子讲起
在正式进入主题——“阳明学”之前,我们该先谈一谈在“阳明学”形成之前的中国思想或哲学的历史。
说起来中国传统的思想运动,都有一种重新评估孔子价值的意义与作用在,“阳明学”也是。
在阳明学者的眼中,孔子的形象与定义,也自然与朱熹一派学者所言不同。譬如,在王学一派学者看来,孔子不光是讲修齐治平,更讲修齐之前的诚意、正心。从诚意、正心上思考,阳明所标举的“良知”便展开了全新的意义。虽然阳明本身很有事功上的成就,但他讲“《大学》八目”时,还是比较朝修齐之前来讲,喜欢讲格物、致知之学。在他看来,孔子的“内圣”比“外王”更为重要。不仅如此,因为帮孔子找到了“全新”的意义,这使得读者自己的意义也跟着显现出来了。中国的思想界,从来没有比这个时代更重视“自我”,不但强调自我存在的重要,更强调我对自我、社会负有高远的责任,肯定自我的人自有一种很特殊的光彩,这种光彩是以前很少见到的。我们要谈它,这是一个重要的目的。
刚才说过,中国传统的思想运动都有一种重新评估孔子价值的作用,好像所有的议题讨论的核心都是要说明孔子是怎么样的人,还有儒家应该重视的是什么。可能有人会说:这问题讨论了两千年了,还不觉疲乏,而且议题狭小得有点可笑,不是吗?其实如果放眼去看看欧洲的情况,我们会发现这几个讨论也并不算特别狭小。
我们看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当时的哲学就是神学,神学的核心即讨论神的意义。为什么讨论神的意义呢?神,大家都看不见,是很难讨论的,但历史上有个人物兼具了人与神的性格,这个人就是耶稣。西方欧洲的神学是因基督教而起,但有了基督教之后,耶稣留下的言行便有了各家不同的解释,形成了同属一教的不同派别。也就是说,耶稣只有一个,但说法解释各有不同,有的解释接近,有的解释相去十分遥远,彼此间钩心斗角,常常一派打倒一派,理由都是说别一派把耶稣解释错了,只有我的解释才是对的,想尽办法要去“统一”对方,而被统一的那派显然不甘心,又找出理由来闹革命,这样一阵一阵地争扯,几百年就过去了。西方神学其实就是这副模样,每个人都说自己解释的耶稣才是耶稣,别人说的不是耶稣,对付跟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用尽各种极端的方法,包括血腥的战争,征伐杀戮不计其数,我们看到在十八、十九世纪之前,欧洲的战争的各方都是顶着十字为号的旗帜,便是这个原因。
知道西方的这段历史,再回来看中国历来的思想家都想重新定位孔子,都想以自己的所思所想来解释孔子,也就没什么不合理了。孔子的出生比耶稣早了几百年。在中国,孔子的思想影响极大,历来关于他的意义、他的作用的讨论,当然多得不胜枚举,但可幸的是,中国从未因对孔子的解释不同而发生过战争。
孔子的“伟大”,一部分是孔子本身的伟大,一部分是后世的人让他变得更伟大。
我们知道,孔子在生前,是一个鲁国的读书人(当时称作“士”,是做官与读书人的一个模糊称呼)。孔子曾被鲁国的国君赏识,在鲁国做过短期的官,官位还不算小,但随即因不得志下台了。他在政治上虽然很有能力,但鲁君对他的信任不足,而当时鲁国政权旁落,就算鲁君对他信任也没有太大作用。后来他曾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到过齐国、卫国、陈国、蔡国与楚国(其实都只在现在的山东、河南一带),以今天的标准而言,都不算远,不过在还是马车或徒步的古代,就也不算近了。孔子在外的日子大都不得志,不受重用,经历过许多无聊的日子,也经过不少风险的打击,最后还是回到了鲁国,专心整理古书与教育学生。
孔子活着的时候,对他的时代当然是有影响的,但影响力并不很大,范围大约只在鲁国(今山东中西部的一小片区域)一带,与整个中国相比,那是个很小的地方。孔子在学问上当然是有所创获的,但同时代或稍晚于他的人,有的也是有创获的。当时把每个在学问上有创获且有特色的人,都称为“子”。春秋战国时代,是诸“子”流行的时代,后世叫那时的学问,叫作“子学”或“诸子”学。孔子是当时的诸子之一,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也跟道家、稍后的墨家与之后的法家、名家等一样,都是当时的一个学术流派。
要说儒家这一学派,只能说是先秦的“显学”之一。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数得出来的学派就有“九流十家”。所谓“显学”,至少包括了儒家、道家、墨家与法家四家,“显学”是指它比其他学派的成就与影响都更明显一点,地位自然也更重要一点,但不是说它能操纵一切。
到了公元前2世纪,汉统一了天下,中国结束了从春秋战国到秦近五百年的分崩离析。汉初的时候,讲黄老之术的道家风行,主要是面对战国的乱局与秦统一后的暴政,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一时期文帝与景帝当政,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汉武帝即位后,比较想有所作为,前两代的休养生息也让他有了机会:在政治上,大权独揽;在军事上,对强大的北方匈奴不再继续保持守势;在学术上,采取了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统一帝国的思想化为有形的力量。这是儒家思想第一次以空前的君临天下的姿态进入权力的核心,成为政府施政治国的最高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