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们在距离前沿阵地九公里的地方躺着。昨天我们才被替换下来，现在肚子里装满了白豆炖牛肉，鼓腹含和。甚至每个人还打满了一个饭盒，留着晚上享用。此外，香肠和面包都是双份的，这让人颇有成就感。这种特例很久没有遇到过了：那个长着红色西红柿脑袋的厨子亲自上阵，招呼着我们，对着每一个经过的人挥动大勺，狠狠地给满上。他完全绝望了，不知道该怎么清空他的野战厨房。贾登和米勒找来几个脸盆，把它们盛得快要溢出来了，作为储备。贾登这么做是出于贪食，米勒则是深谋远虑。贾登把东西吃到哪里去了，是一个谜，因为他总是瘦得像一条鲱鱼。

最重要的是，连烟都是双份供应。每个人发了十支雪茄、二十根香烟和两块嚼烟，这就非常体面阔绰。我拿嚼烟跟卡特辛斯基交换，得到了他的香烟，这样我就有了四十根香烟，足够一天抽的了。

其实我们原本无权得到这一笔意外之财，普鲁士人可没有那么慷慨。这要感谢他们的计算错误。

两周前，我们不得不开到前线换防。当时我们所在的战区风平浪静，因此军需官按照平常的数量为我们回来的那一天准备了全连一百五十个人的口粮。没想到在最后一天，我们遭到了英国炮兵的猛烈轰击，炮弹像鼓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我们伤亡惨重，回来时只剩下八十个人了。

昨天夜里我们撤下来之后，就赶紧躺倒，只想好好地睡上一大觉。卡特辛斯基说得对，只要能多睡一小会儿，这场战争就不算太糟糕。在前线，我们夜以继日，枕戈待旦，十四天真是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

当我们中的第一个人从营房里爬起来的时候，已是中午。半小时之后，大家抓着自己的饭盒聚集在伙房前面，那里飘荡着油腻和富有营养的味道。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是那些最饥饿的人：小阿尔伯特·克洛普，我们中间头脑最清醒的人，所以他只是个二等兵；米勒五世，仍然随身携带着他的学校课本，即使在炮火中还在默念物理定律，梦想着考试；利尔，留着络腮胡子，偏爱军妓院里的姑娘，他坚称，这些姑娘有义务按照命令穿上丝绸衬衫，并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级别的客人之前先洗个澡。排在第四位的是我，保罗·博默。我们四个人来自同一个班级，都是十九岁，一起上了前线。

紧跟在我们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贾登，一个年纪和我们一样大小的瘦削的锁匠，在连队中数他饭量最大。他坐下来吃饭的时候看上去挺苗条，站起来却粗大得像只怀孕的臭虫。海耶·威斯特斯，也是同龄人，是个泥炭工，他能把配给的一坨面包轻松地抓在手里，并且问道：“嘿，猜猜我的拳头里拿着什么？”然后是迪特林，一个农民，满脑子只有他的农场和他的老婆。最后是斯塔尼斯劳斯·卡特辛斯基，我们这帮人的头领，坚毅，机敏，老谋深算，现年四十岁，他面如灰土，蓝眼睛，耷拉着肩膀，嗅觉敏锐，能够闻得见战斗前的沉重氛围、好吃的食物和美差。

我们这帮人排在长蛇阵的前列，面对着战地厨房。我们越来越不耐烦了，因为不明情况的厨子仍然站在那里等待。最后，卡特辛斯基冲他喊道：“海因里希！打开你的汤锅，谁都能看得出来，豆子已经煮熟了。”

这位军士睡眼惺忪，摇了摇头说：“首先，你们必须得到齐了才行。”

贾登咧嘴笑道：“我们都在这里了。”

这个家伙仍然无动于衷。“对你来说是如此，可是其他人呢？”

“今天他们是吃不到你的饭菜了。他们要么在野战医院，要么去了公墓。”

等厨子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立刻被震惊得目瞪口呆。他犹豫不决。

“我准备的是一百五十人的饭菜。”

克洛普戳了一下他的肋部。“那我们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快点，开始吧！”

贾登的心里突然一亮，尖尖的老鼠脸放出光彩，狡黠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颊抽搐着，他往前紧靠几步，问道：“伙计，这么说你也领了一百五十人的面包，是吗？”

军士茫然地点点头，不知所措。

贾登抓住他的上衣又问：“香肠也是？”

西红柿脑袋又点了一下。

贾登的下颌抖动着。“烟也是？”

“是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贾登环顾周围，容光焕发：“造化，这就是说我们撞大运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了！每个人都会得到——等等——是的，正好是两份。”

但是现在西红柿脑袋清醒过来，并且表示：“那可不行。”

我们也兴奋起来，凑上前去。

“为什么不行呢？胡萝卜头。”卡特辛斯基问道。

“我不会把一百五十人的东西分给八十人。”

“那就让我们来教教你。”米勒咆哮着说。

“依我看，饭菜可以随便，但是其他东西我只能发放八十份。”西红柿脑袋坚持说。

卡特辛斯基生气了。“你就不能换一种思路？你不是为八十个人，而是为第二连领的军粮，这不就完了。快发吧！我们就是第二连。”

我们推搡着他。没有人对他怀有好感，因为有好几次，我们的饭菜很晚才给送到前线，并且是凉的。这都是他的错，在一些不怎么猛烈的炮火中，他都不肯将野战厨房移得更近一些，致使给我们送饭的人不得不比其他连队跑更远的路。第一连的布尔克真是个好小伙，他胖得像冬天的仓鼠，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把他的锅碗瓢盆拖到最前线。

我们正在兴头上，要不是连长及时出现，肯定会发生一场骚乱。他问清楚了争吵的原因，只是说：“是的，昨天我们确实损失惨重。”

他往锅里瞥了一眼。“豆子看起来不错。”

西红柿脑袋点点头。“用板油和肉煮熟的。”

少尉看着我们，他知道我们正在想什么。他也知道很多其他事情，因为他是从我们中间提拔起来的，来连队时还只是个军士。他再次掀开锅盖，闻了闻，离开时说：“也顺便给我捎一盘满的。把那些东西全部分发下去，我们可能需要它们。”

西红柿脑袋一脸蒙圈。贾登围着他跳起舞来。

“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损失！看他那副模样，好像军需办公室是他家似的。从现在开始，你个老油棍，可别算错了。”

“吊死你个家伙！”他咒骂着。

当有些事超出他的想象时，他崩溃了。他不再去理解这个世界了。好像为了证明这一切对他来说无所谓，他还主动给每个人分了半磅人造蜂蜜。

※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连邮件也到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书信和报纸。此时，我们漫步到兵营后面的草地上。克洛普胳膊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形盖子。

在草地的右侧，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带有屋顶的坚固的公共厕所。但也就是给新兵蛋子用用，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充分利用身边现有条件的本领。我们想要寻找更好的东西。四处散落的一个个的箱子，可以用于相同的目的。它们是方形的，四边用木板钉起来的盒子，干干净净，是无可挑剔的令人满意的座位。箱子侧面还有把手，可以搬动。我们搬了三个，围成一圈，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没有两小时，我们是不会站起来的。

我仍然记得，当我们还是新兵的时候，不得不使用普通厕所，那是多么尴尬的情景。厕所没有门，二十个人像在火车上一样并排蹲坐着，放眼望去，尽收眼底。对士兵们来说，他们必须始终受到监督。

自那以后，我们学到了很多，这点微不足道的羞耻感早就不是事儿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们也都习以为常了。

这里虽然是露天，但这样如厕不啻是一种享受。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总是对这种事感到不好意思，事实上它们跟吃喝一样自然而然。假如它们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没有发挥那么重要的作用，也许没有必要对此发表评论。它们对我们这些雏儿来说显得新奇，对老手来说，早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对士兵来说，他的胃和消化能力是一个比其他任何人都熟悉的领域。他的词汇中的四分之三来自这里，最大的喜悦，最深切的愤慨，都从这里由衷生发出来。再没有其他什么方式能够如此简洁明了地进行表达。如果我们回到家里，我们的家人和老师对此会感到惊讶，但在这里它们是常用语言。

在我们眼中，所有这些事情都通过强制宣传重新获得了无辜的特质。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来说它们是如此合情合理，我认为它们的顺利实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就像拿到了四张同花牌。对于五花八门的闲话，“厕所新闻”这个词可不是白发明的。这些地方是部队里的八卦店和公共休息室。

此时此刻，我们感觉坐在这里比在贴满白色瓷砖的豪华场所还要舒服。在那里只能算是卫生，这里简直是妙不可言。

什么也不想的时刻真是不可思议。头顶上是蓝色的天空。地平线上飘浮着被太阳照亮的黄色观测气球，以及高射炮制造的白色烟云。当它们追击飞机的时候，有时候会一束束地向上跃起。我们听到轰隆隆的响声从前线传来，就像遥远的雷鸣。大黄蜂嗡嗡地飞过，都被它盖过了。我们周围是一片野花盛开的草地。草儿摇曳着细嫩的圆锥花序，白色的蝴蝶朝着我们翩翩飞来，飘摇在夏末柔暖的风中。我们阅读着信件和报纸，抽着烟。我们摘下帽子，放在身边。风儿吹拂着我们的头发，拨弄着我们的话语和思想。三只箱子置身于熠熠生辉的红色虞美人中间。

我们把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这样就有了一块能够支撑起来的很好的垫板。克洛普随身携带着一副纸牌。打完三人玩的牌后就玩玩比大小的游戏。你可以长时间地在这里坐下去。

一阵手风琴的奏乐从营房那边传过来。有时我们放下纸牌，互相看看。然后有人会说：“孩子们啊，孩子们……”或者说：“这次差点报销了……”一时间我们陷入了沉默。我们内心里充满着强烈的、被压抑的感觉，每个人都有深深的体会，无需用太多的言语表达出来。因为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坐在箱子上了。该死的是，这个时刻越来越逼近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是新奇的，让人印象强烈——红色的虞美人和美味的食物，香烟和夏天的微风。

克洛普问：“最近你们有谁见到过凯梅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野战医院。”我说。

米勒表示，凯梅里希的一条大腿被打穿了，这倒是一张很好的回家通行证。

我们决定下午去探望他。

克洛普拿出一封信。“坎脱雷克让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问候。”

我们笑了。米勒扔掉香烟，说道：“我希望这厮也在这里。”

※

坎脱雷克是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一个严厉的小个子男人，穿着灰色衣服，长着一张尖尖的老鼠脸。他的身材与“克洛斯特贝格斯的恐怖”——西莫尔施托斯军士（后面我将会提到他）大致相仿。顺便说一句，奇怪的是，世界上的不幸往往是由“小”人物造成的，他们与身材高大的人相比，更加精力充沛，而且不好相处。我一直小心翼翼，避免与那些身材矮小的指挥官在一起，他们大多是该死的虐待狂。

坎脱雷克在体操课上给我们长篇累牍作报告，直到我们班里的所有人在他的带领下到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入伍。他那时的模样仍然历历在目，只见他透过眼镜望着我们，用煽动性的语调问道：“不一起来吗，朋友们？”

这些教育工作者惯于在他们的背心口袋里藏好掖好他们的想法，以备按课时取用。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料想到这一点。

不过，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个人犹豫不决，不想和我们站在一起。他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胖乎乎的挺随和的家伙。但后来他被说服了，否则也太说不过去。也许还有几个人想法和他一样，但没有人能够把自己排除在外，那样的话，即使是他们的父母也会很快给他冠以“懦夫”这个词。人们对于即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最清醒的实际上是那些穷人和普通人，他们认为战争是不幸的。而那些生活得很好的人，本来应该能够看清楚战争的后果是什么，但他们却为此快乐得忘乎所以。

卡特辛斯基声称，这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让他们变得愚蠢。卡特说的话，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奇怪的是，贝姆是最先倒下阵亡的人之一。在一次冲锋中他被打中了眼睛，我们离开了，把他留在战场上等死。我们无法把他带走，因为我们也是不得不仓皇撤回来的。下午，我们突然听到他的呼喊，看到他在远处到处乱爬。原来，当时他只是失去了知觉。他什么也看不见，疼痛让他发狂，因为无法利用任何掩体，所以在有人把他接回来之前，就被那边的敌人开枪打死了。

当然，人们不会把这件事与坎脱雷克联系起来。如果要为每个人都承担罪责，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呢？世界上有着成千上万个坎脱雷克，他们都深信不疑，自己会用最合适的方式做到最好。但这正是我们对他们彻底绝望的原因。对于十八岁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原本应该是我们走向成人世界，迎着工作、责任、文化和进步，迈向未来的介绍人和引路人。我们有时嘲笑他们，搞一些小小的恶作剧，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相信他们的。在我们的观念中，他们所代表的权威概念，是与更强大的洞察力和更加人性化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粉碎了这种信念。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一代比他们那一代更值得信任，他们只是在言辞和机灵方面超过了我们。第一次的枪林弹雨就已经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在炮火之下，他们所谆谆教导的那种世界观随之崩塌了。

当他们还在继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时，我们看到了医院和死亡。虽然他们把为国家效忠描述成最伟大的事业，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都没有死亡的恐惧来得更加强烈。但我们没有成为叛变者，没有成为逃兵，也没有成为懦夫——所有这些词汇他们可以信手拈来随意使用。我们像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在每一次进攻中勇往直前。但现在我们也会加以甄别，我们学会了观察。我们看到，他们的世界已经一无所有。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孤独境地，我们只得被迫独自应对。

※

在动身去探望凯梅里希之前，我们把他的东西收拾好，他在回去的路上用得着。

野战医院里面熙熙攘攘，像往常一样，散发着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在营房里我们闻惯了这种气味，但在这里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四处打听凯梅里希。他躺在一个大房间里，用微弱的喜悦和无助的激动欢迎我们。他昏迷的时候，他的手表被人偷走了。

米勒摇摇头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该随身携带这么好的手表。”

米勒有点笨拙和刚愎自用，否则他就会闭嘴，因为谁都看得出来，凯梅里希不会离开这个房间了。能否找到他的手表并不重要，最多是别人把它送归他的家人而已。

“怎么样，弗兰兹？”克洛普问。

凯梅里希的头垂了下来。“还好吧，只是我的脚真的很疼。”

我们看着他的被子。他的一条腿搁在一只铁丝筐下面，上面盖着厚厚的被子。我踢了一下米勒的小腿，因为他差点就把外面卫生员告诉我们的话说给凯梅里希：凯梅里希只剩一只脚了，他的一条腿被截肢了。

他看起来很恐怖，脸色蜡黄，毫无生气，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褶皱。这种褶皱我们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过数百次了。与其说那是褶皱，不如说是一种征兆。在他的皮肤之下，已经没有生命的脉动，生命已经被挤到了身体的边缘，死神正在行动，它已经控制了那双眼睛。我们的战友凯梅里希躺在这里，不久前他还跟我们一起烤马肉，蹲在弹坑里。人还是那个人，但他已经不是他了。他的形象变得不再确定，模糊不清，就像是用同一张底版拍摄的两张照片。就连他的声音都像是死灰一样。

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启程奔赴前线时的情景。他的母亲，一位善良的胖女人，把他送到车站。她不停地哭，哭得暗无天日，脸都哭肿了。凯梅里希感到有些尴尬，因为她是所有人里面最不能控制自己的，她撕心裂肺地把自己哭成了一个泪人。然后她把目光转向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抓住我的胳膊，恳求我在外面多多照顾弗兰兹。当然，他也有一张孩子般的脸庞，以及脆弱的骨骼，经过四个星期的负重行军，他也有了一双扁平足。但是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能够照顾得过来别人呢！

“现在你很快就会回家了。”克洛普说，“要是等休假，你至少要等三四个月。”

凯梅里希点点头。我不能仔细看他的双手，它们像蜡一样。指甲盖里面还残留着壕沟里的污泥，蓝黑的颜色看起来像是中了毒。我胡思乱想着，如果凯梅里希停止呼吸之后很久，这些指甲还将继续生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像是幽灵般的地窖植物。我看到了眼前的情景：它们弯曲得像是开木塞的开瓶器，不停生长，一同生长的还有正在腐朽的头骨上的头发，就像沃土上的青草，确实像草一样，怎么可能……

米勒弯下腰。“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弗兰兹。”

凯梅里希用手示意。“把它们放到床底下吧。”

米勒照他说的做了。凯梅里希又提起了他的手表。我们怎么能让他平静下来，而不让他产生怀疑呢！

米勒拿着一双飞行员的靴子，站起身来。这是一双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的华丽的英式皮靴，高到膝盖，上下用带子系着，是令人垂涎三尺的东西。米勒看到它们高兴坏了，他把鞋底靠在自己那双笨重的靴子上比画了一下，问道：“你也想把这双靴子带走吗，弗兰兹？”

我们三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即使他能够恢复健康，他也只需要一只靴子，因此它们对他来说毫无用处了。但就现在的情形来看，把它们留在这里，未免可惜，因为一旦凯梅里希死了，卫生员就会把它们拿走。米勒重复说：“你不想把它们留在这里吗？”

凯梅里希不想，这是他最珍贵的财产。

“我们可以交换。”米勒再次建议，“在这里，有人可能会用得着。”

凯梅里希仍然不为所动。

我踩了一下米勒的脚，他很不情愿地把那双漂亮的靴子放回到床底下。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了。

“多保重，弗兰兹。”

我答应他明天再来看他。米勒也是这样说的，因为他一心想着那双系带子的靴子，所以他要守在当场。

凯梅里希呻吟着。他发烧了。我们在外面拦住了一个卫生员，让他给凯梅里希打一针。

他拒绝了。“如果我们给每个人都注射吗啡，那我们得需要多少桶……”

“你们只肯为军官们服务。”克洛普带着敌意说。

我赶紧站到他们中间，先给卫生员一支烟。他接住了。随后我问他：“那么你究竟能不能给他打一针呢？”

他感觉自己被冒犯了。“如果你不相信，还要问我干什么呢？”

我又往他手里塞了几支烟。“请您帮个忙吧……”

“那，好吧。”他说。克洛普跟着他一块进去了。他不信任他，想亲眼看看。我们在外面等着。

米勒又提起了靴子的事。“它们非常适合我。我穿的这双笨重的靴子，一跑起来脚上就一个接一个地起泡。你认为他打针后会坚持到明天吗？万一他晚上走了，我们不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双靴子……”

阿尔伯特回来了。“你的意思是……”他问。

“那就完了。”米勒断然地说。

我们朝着营房走去。我正在考虑明天必须给凯梅里希的母亲写的那封信。我快冻僵了。我想要喝一杯烧酒。米勒从地上拔了些青草，放进嘴里咀嚼着。突然，小克洛普把他的香烟扔在地上，一边用脚在上面疯狂地踩踏，一边环顾四周，脸上写满迷茫和不安，他结结巴巴地说：“该死的臭狗屎，这该死的臭狗屎。”

我们继续走着，有很长时间。克洛普已经平静下来，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前线狂躁症，每个人都患有这种病。

米勒问他：“坎脱雷克在信里究竟给你写了些什么？”

他笑着说：“他说我们将成为钢铁青年。”

我们三个人都苦笑了。克洛普愤愤地说，他为自己还能说话而感到高兴。

是的，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成千上万个坎脱雷克！钢铁青年！青年！我们都不超过二十岁。真是年轻？青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现在是老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