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历史的反动的小说史

历史。我们还能倚仗这一陈年往日的权势吗？我所说的只是一种纯个人的私下承认，作为小说家，我总是感到身处历史进程之中途，既与先我而行的前人对话，又和（这可能更少）继我而至的来者对话。我当然是在说小说的历史，而非别的什么历史，而且我看它是什么样，我就怎么样说它。它与黑格尔的超人类理性没有共同之处，它既非事先决定，又非进步的同义词；它整个儿地属于人类，由人，由某些人写出，它可以与一个独立的艺术家的变化过程相比，一会儿以平庸的方式行事，一会儿又怪得出奇，一会儿才华横溢，一会儿又江郎才尽，常常错过机会。

我正在申报进入小说史，然而我的所有小说都流露出对历史，对这敌对的、非人的力量的憎恶，它这个从外部而来的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侵入并摧毁我们的生活。但在这两重行为中没有什么不合条理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假如说前者不属于人，假如说它像一股陌生的外力那样强加于人的话，那么，小说（绘画、音乐也同样）的历史则诞生于人的自由，诞生于人的彻底个性化的创造，诞生于人的选择。一门艺术的历史的意义与简单历史的意义是相反的。一门艺术的历史以其个性特点而成为人对人类历史之非个性的反动。

小说史的个性特点？为了能在数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一种独立性，这一历史难道不应该由一种永恒的因而必然也是超个性的常识来统一吗？不！我认为，甚至这常识也会永远保留其个性的、个人的特点，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或那种艺术的概念（小说是什么？）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它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总是不停地由每一个艺术家、由每一部新作品来定义和再定义的。小说史的意义就在于探索这一方向，探索它永恒的、总是在追溯既往地合并小说之过去的创造和再创造：拉伯雷肯定从来没有把他的《巨人传》称为小说。它曾经不是一部小说，随着后世的小说家（斯特恩(13)、狄德罗、巴尔扎克、福楼拜、万楚拉(14)、贡布罗维奇(15)、拉什迪、基什(16)、夏姆瓦佐(17)）不断从中得到启发，不断借用其名声，它才成为小说。它就这样插入小说的历史中，然后又被承认为这一历史的奠基石。

因此，“历史的终结”这一词从来没有激起我的忧虑和不快。“那将我们短暂生命汁液吸空并吐到它无用的工程中的东西，把它给忘了该有多么美妙！那历史，把它给忘了该有多么美好！”（《生活在别处》）假如它应该结束（尽管我不知如何具体地想象这一哲学家们喜爱谈论的结束），那就让它赶快结束吧！但是这同一个词“历史的终结”用在艺术上就让我揪心。这个终结，我真是太容易想象了，因为，今天绝大部分的小说生产都是在小说史之外的作品：小说化的忏悔、小说化的报道、小说化的清算、小说化的自传、小说化的揭阴私、小说化的曝内幕、小说化的政治课、小说化的丈夫临终、小说化的父亲临终、小说化的母亲临终、小说化的破贞操、小说化的分娩，没完没了的各类小说，一直到时间的尽头，它们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没有任何美学抱负，没有为小说形式和我们对人的理解带来任何的改变，它们彼此相像，完全是那种早上拿来可一读、晚上拿去可一扔的货色。

依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只有在历史中，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明，什么是模仿。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对于艺术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坠落在它的历史之外更可怕的了，因为它必定是坠落在再也发现不了美学价值的混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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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aurence Sterne（1713—1768），英国作家。

(14)　Vladislav Vančura（1891—1942），捷克作家。

(15)　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波兰作家。

(16)　Danilo Kiš（1935—1989），塞尔维亚作家。

(17)　Patrick Chamoiseau（1953—），用法语写作的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小说家，一九九二年龚古尔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