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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车子停好，下车向林荫大道走去。她觉得很累，饿得要死。因为一个人在饭店里吃饭很孤单，她想随便找一个小酒馆站着吃点儿东西。从前，这一地区到处都是招待周到的布列塔尼人开设的小酒馆，在那里可以舒舒服服地吃到价廉物美的油煎鸡蛋饼和浇上苹果酒的烘饼。忽然有一天，那些小酒馆都销声匿迹了，让位给那些可怜的快餐店。她第一次想试试克服她的厌恶感，向其中的一个餐馆走去。透过玻璃窗，她看到顾客们俯身在油腻的纸质的小桌布上。她的眼光停留在一个嘴唇血红、脸色苍白的年轻姑娘身上。她刚一吃完，便推开已经空了的可乐杯，把她的食指伸进嘴里，倒腾了半天，一面还转动着她白蒙蒙的眼睛。旁边一张桌子上一个男子四仰八叉地坐在椅子上，张大嘴巴，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街上。他的呵欠永远也打不完似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仿佛瓦格纳(1)的旋律：嘴巴合上了，可是没有完全闭拢，不时地张张合合。他的眼睛也跟着一会儿张开，一会儿闭上。别的顾客也在打呵欠，露出他们的牙齿，或者是各种各样补过的牙和假牙。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把手放在嘴前遮一下，有一个穿着粉红色连衣裙的小姑娘在各张桌子之间绕来绕去，拎着长毛绒狗熊的爪子。她也张着嘴，不过一看就知道她不是在打呵欠，而是在号叫，一面不住地用她的玩具敲打别人。一张张桌子都紧挨着，即使隔着玻璃，也可以猜出在这六月份的天气，每个人在吞吃自己的一份肉时，同时也在吸着邻桌食客的汗臭味。这份丑恶冲着阿涅丝扑面而来，视觉上、嗅觉上以及味觉上的丑恶（阿涅丝简直能够想象出，甜得发酸的可乐夹杂着汉堡包味道。在甜滋滋的可乐里的汉堡牛排的味道），迫使她回过头去，决定到别处去填肚子。

人行道上熙熙攘攘，走路都有点儿困难。在她面前，有两个面色苍白、头发金黄的北欧人在人群中穿梭：一男一女，在成堆的法国人与阿拉伯人中窜出两颗高高的脑袋。他们两人都背着一只粉红色的背包，腹部有一只口袋，里面盛着一个婴孩。他们很快便消失了，代替他们的是一个穿着当年流行的及膝宽松短裤的女人。穿了这样一条裤子，她的臀部显得更大、更下坠了。她的裸露着的白色腿肚，就像一只农村里用的瓦罐，上面装饰着一些凸出的、淡紫色的、像纠缠在一起的小蛇。阿涅丝想：这个女人也许能找到二十种其他的打扮方法，可以使她的臀部不这么吓人，并遮住她曲张的静脉。为什么她不这样做呢？这些人不想在人群中显得美丽也就罢了，他们甚至不想掩盖自己的丑态！

她心里想：当她有一天丑得使人不能忍受时，她要到花店里去买一株勿忘我。只要一株，细细的茎上一朵小花。她要把这株草举在面前走到街上去，眼睛紧盯着它，除了这点美丽的蓝色以外什么也看不到。这是她想保留的她已经不爱的世界最后的形象。她将就这样走到巴黎街上，大家很快就会认识她，孩子们会跟在她后面奔跑，嘲弄她，用石子扔她，全巴黎的人都会把她叫作：勿忘我疯女……

她继续往前走去，右耳听着从商店、理发店和饭店传出来的喧嚣的音乐和节奏分明的打击乐器声，左耳则听着街上的喧嚣声、各种汽车单调的隆隆声、一辆公共汽车起动时的嗡嗡声。紧接着，一辆穿过马路的摩托车发出了刺耳怪叫。她不由得循声寻找这个刺激她神经的人。这是一个穿蓝色牛仔裤的年轻姑娘，长长的黑发在空中飘拂，仿佛在打字般地直挺挺坐着。她的摩托车上没有消音器，引擎发出一种使人难以忍受的轰鸣声。

阿涅丝想起三个小时以前走进桑拿浴室的那个陌生女子，为了表现自我，为了使大家折服，她在门口便高声宣称她痛恨热水澡，痛恨谦虚。阿涅丝想：这个黑发姑娘除掉她摩托车上的消音器也完全是出于同样的冲动。发出这种怪声的其实不是她的车子，而是黑发女郎的自我。这个穿蓝色牛仔裤的年轻姑娘，为了让人听到她的声音，为了使别人想到她，便在灵魂上加了一只喧闹的消音器。看到这个心灵在喧闹的女人的长发在空中飞舞，阿涅丝感到她强烈地希望这个女人死去。如果公共汽车把她撞倒了，如果她倒在碎石路面的血泊之中，阿涅丝既不会感到恐惧，也不会感到难过，只会感到满足。

她突然为这种仇恨感到害怕。她想：世界已经走到一个极限，如果再跨出一步，一切都可能变为疯狂。人们都将手执一株勿忘我走在街上。他们互相用目光射杀对方。只要很少一点东西就够了，一滴水就能使坛子里的水溢出来，那么街上再增加一辆汽车，一个人或者一个分贝呢？有一个不能逾越的量的界限。可是这个界限，没有人注意它，也许甚至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人行道上的人越来越多，没有人肯为她让路，她只好走下人行道。走在人行道和车流之间，她早已有经验了：从来没有人为她让过路。她觉得这就仿佛是她竭力所想粉碎的一种厄运：尽力勇往直前，不愿偏离，可是她总是做不到。在这种日常的、平庸的、力量的考验之中，失败的总是她。有一天，一个七岁的孩子从她对面走来，她不想让他，可是最后还是不得不让了他，为了避免和他相撞。

她又回忆起一件事情：在她十来岁的时候，她和父母到山里去散步。在森林里的一条大路上，他们看到冒出来两个村里的孩子，其中一个拿着一根棍子挡住他们的去路：“这条路是私人的！要走得付通行税！”他叫道，一面用棍子轻轻地碰碰父亲的肚子。

这很可能只不过是孩子闹着玩，那么只要把孩子推开就行了；或者这是一种乞讨的方式，那么只要在衣袋里掏出一个法郎就够了，可是父亲宁愿绕开走另一条路。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随便走走；可是母亲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禁不住埋怨道：“他甚至见到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也会退让！”那一次阿涅丝对他父亲的表现也感到有点儿失望。

又一阵喧闹声打断她的回忆：几个戴着钢盔的男人手执汽锤弓身趴在碎石路上。高处，不知从何处突然响起巴赫(2)的赋格曲，在这喧闹声中仿佛来自天际。看来大概是住在最高层的一位房客打开了窗户，把他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高档，为了让巴赫那份严肃之美响彻天空，对这迷失的世界发出严厉的警告。可是巴赫的赋格曲难以抵挡汽锤，也抵挡不了汽车，相反的倒是汽车和汽锤把巴赫的赋格曲融入了它们自己的赋格曲。阿涅丝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继续走她的路。

一个从对面过来的行人向她投来仇恨的目光，一面用手拍打着自己的额头。在所有国家的手势语中这都是表明对方是个疯子、精神失常或者是个白痴。阿涅丝捕捉到了这目光，这仇恨，不由怒火中烧。她站住了，想向那个人扑去，想打他一顿。可是她做不到。那个人被人群卷走了，阿涅丝被撞了一下，因为她在人行道上停住的时间不可能超过三秒钟。

她继续走路，可是脑子里总是丢不开刚才那个人。当时是同样的声音包围着他们，他一定认为必须告诉她，她没有任何理由，也许甚至没有任何权利捂住自己的耳朵。这个人是要她遵守社会秩序，而她竟然把耳朵捂了起来。他是平等的化身，他指责她，因为他不允许一个人拒绝忍受大家都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他是平等的化身，他不准她对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表示不满。

她想杀死这个男子的愿望不是一瞬即逝的冲动，即使在开始的怒气平息以后，她这种愿望依然存在，只不过对自己竟然会产生这样大的仇恨感到有点儿惊奇。这个拍打着自己额头的男子像一条鱼似的在她的内脏里缓缓游动着，它慢慢地腐烂了，可是她又吐不出来。

她又想到了她的父亲。自从他在两个十二岁的小捣蛋面前退却以后，她经常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他在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显而易见，救生艇容纳不下船上所有的人，所以甲板上你推我拉乱得一团糟。父亲开始时跟着其他人一起奔跑，可是看到旅客们不顾被踩死的危险扭打成一团，并挨了被他挡着道的一位太太狠狠的一拳以后，他突然又站住了，随后闪在一边。最后，他只是在旁边看着那些超载的小艇在一片喧闹和咒骂声中慢慢地降落到汹涌澎湃的大海上。

应该把父亲这种态度叫作什么呢？怯懦吗？不是，懦夫都怕死，为了活下来，他们会作殊死斗争；高贵吗？可能是，如果他的行为是为了他人着想。可是阿涅丝不相信父亲会有这样的动机。那么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她也不知道。她觉得似乎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一只正在下沉的、谁要登上救生艇都得拼搏一番的船上，父亲早已被提前判了死刑。

是的，这是肯定无疑的。她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她父亲是不是恨船上的人，就像她刚才恨女摩托车手和嘲笑她捂住耳朵的男人？不，阿涅丝不能想象她的父亲会恨任何人。仇恨的圈套，就在于它把我们和我们的敌手拴得太紧了，这就是战争的下流之处。两个眼睛瞪着眼睛相互刺穿对方的士兵亲密地挨在一起，血也流在一起。阿涅丝完全可以肯定，她父亲就是厌恶这种亲密。船上的人推推拉拉，挤在一起，使他非常腻味，他宁愿淹死拉倒。和这些相互打斗、践踏，把对方往死里推的人肉体接触，要比独个儿死在纯净的海水里更加糟糕。

对父亲的回忆把她从满脑子的仇恨中解脱出来，慢慢地，那个拍打自己额头的男人恶毒的形象在她的脑子中消失了。她突然想到了这么一句话：我不能恨他们，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我和他们连在一起，我们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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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剧作家，作品有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特里斯丹与绮瑟》等。

(2)　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作曲家，擅长管风琴和古钢琴的即兴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