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原本的那个我

我最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位年轻的父亲在上班的路上忘记将他年幼的女儿送到幼儿园。她就这样被锁在父亲的车里一整天，车子还停在了一个炎热停车场里。晚上在回家的路上，当他把车停在幼儿园，准备接他女儿回家时，有人告诉他：“你今天没有送她来幼儿园。”他冲到车前，发现女儿仍被系在后座的儿童安全座椅上，停止了呼吸。你如果能受得了，就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当站在这位父亲的角度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我顿时感到不寒而栗；这位年轻的父亲此刻一定因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羞愧、自我厌恶和无尽的悔恨而痛苦不堪，一想到这一点，我便心痛不已。作为一个众所周知心不在焉的人，一个很容易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人，我发现令我更不安的是，我问自己：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吗？如果托我来照顾孩子，我会对孩子的生命如此疏忽大意吗？我想象了一下，以各种版本重演这一幕，想象着各种让我分心的事情——就在我正要转弯去幼儿园的时候，一辆消防车呼啸而过，收音机里播放着什么，让我想起了那天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后来，在停车场，就在我下车时，一个朋友请我帮忙，或者我把一些文件掉在了地上，然后不得不捡起来。一连串这样令人分心的事情堆积起来，会不会就此掩埋我最重要的计划——把我的女儿安全地送到幼儿园？我会不会非常倒霉地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各种事情凑在一起展现出我最糟糕的一面，同时暴露了我的弱点，并带我走向这条可鄙路途？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为此我感到庆幸，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绝不会做出这位年轻的父亲所做的事情。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对这位年轻的父亲并没有更多了解。但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又不负责任的人，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要鄙视的恶棍。但也可以认为，他基本上算是一个好人，只是遭遇了极大的厄运。当然，他越是好人，现在就越是满心懊悔。他一定想知道是否有什么体面的方式能让他活下去。“我就是那个忘了自己的小女儿，让她锁在车里被‘烤’死的家伙。那就是我。”

我们每个人都是原本的那个自己（who I am），包括所有优缺点。我无法成为高尔夫球冠军或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钢琴家，也无法成为量子物理学家。这些我都可以接受。这是原本的我的一部分。那我能在高尔夫球场上突破90杆，或者毫无差池地完整演奏巴赫的赋格曲吗？我似乎可以尝试一下，但如果我从来都没成功过，这是不是说我本来就不可能成功——不见得是这样吗？“做一切你能做的！”（Be all that you can be!）这是美国陆军的一条征兵口号，非常激动人心，但它是不是隐藏着一个嘲弄人的赘述？我们不都是自动地做一切自己能做的吗？“嘿，我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又超重，整天坐在沙发里吃零食看电视的懒人，显然我没有勇气参军。我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这家伙是在自欺欺人地放弃更好的生活，还是他已经看清了事情的本质？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合理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我确实不能成为高尔夫球冠军，但我确实能突破90杆？除了我们最终所做的事情，我们这些人中谁还能做其他的事情呢？如果不能，那尝试又有什么意义呢？甚至，所有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管怎样，我们都希望有件事能是真的，那就是存在某种意义。如果世界就像科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机会去奋斗和憧憬了。因此，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与一系列暗示可能不存在任何意义的论点做斗争。古希腊原子论者（atomist）萌生过一个绝妙的想法——认为世界是由许许多多不断相互碰撞的微小粒子组成的，他们马上就想到了这一情形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那就是包括我们的每一次心跳、每一个谎言以及私下里的自我告诫在内的每一件事情全都是按照自然法则发生的，这些自然法则决定接下来要发生的每件事情的所有细节，而如此一来，我们就别无选择了，没有真正的抉择点（choice point），也没有机会左右事情如何发生。如果决定论（determinism）是真的，那么对我们来说，虽然似乎很可能存在着某种意义，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其实，我们可能正是被决定了才继续相信存在某种意义。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错了。我们似乎总是犯这样的错误。这自然就点燃了人们的希望，即期望自然法则根本就不是决定论性质（deterministic）的。伊壁鸠鲁和他的追随者们首次做出了尝试，以缓和原子论带来的冲击。他们提出，其中一些原子在其轨道上发生随机转向可能会为自由选择提供行动余地（elbow room），但由于他们假设存在这种随机转向的唯一理由只是他们希望如此，所以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它值得怀疑。但不要放弃希望。量子物理学赶来拯救我们了！当我们了解到，在不同寻常的亚原子物理学世界中，适用的是不同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非决定论性质的，这自然就引发了人们对一个新领域的探索：展示我们可以如何利用这种量子非决定论性质来创建一个新模型，人类在其中作为奋斗者拥有真正的机会且能够真正做出自由的决定。

这是一个一直都很有吸引力的选项，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谨慎恰当的评论——我们将会在第4章中看到这样一种评论，但我会据理力争，正如之前许多人已经论证过的那样，它根本就行不通。威廉·詹姆斯近一个世纪前曾说：

如果“自由”行动是一种完全新奇的事物，它并非源于我，不是来自之前的我，而是来自虚无［ex nihilo］，只是将其自身附加在我身上，那么我，之前的我，怎么能对此负责呢？我怎么可能拥有任何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从而接受赞扬或责备的永久品格呢？（James, 1907, p. 53）

怎么可能呢？我建议我的学生注意反问句，反问句通常是辩护中最薄弱的一环。反问句必然包含着显而易见到无须详细说明的反证法论证，而对于本应直截了当予以否定的未经检验的假设而言，反问句还是一个完美的藏身之所。人们往往只是试着回答反问句就会使提问者陷入尴尬的境地：“我会告诉你怎么可能！”我们将考虑在第4章中做这样的尝试，我们会发现，詹姆斯提出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大部分是可以解决的。他在得出结论时以几种方式夸大了情况：“荒谬的非决定论者一旦抽出内在必然性这根线，生活的花冠就会散落成一串毫无关联的珠子。”非决定论并不荒谬，但对那些渴望自由意志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我们的审视将揭示出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即我们的想象力在寻求自由意志的解决方案时是如何发生偏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