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书我已经写了多久了？就在我进行最后的编辑时，有几个人问了我这个问题，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5年还是30年？我认为30年可能更接近事实，因为大致就是在那么久以前，我开始认真思考论题，阅读相关文献，草拟论据，列出需要进一步阅读的书籍和文章，规划策略和谋篇布局，以及参与辩论和讨论。从3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我在1984年出版的书《行动余地：值得向往的自由意志之种种》（Elbow Room: The Varieties of Free Will Worth Wanting）算是一次试水。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用10页篇幅对意识进化内容所做的概述（pp. 34–43），同时还开了两张“期票”：为那些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提供有关意识和进化方面更加详细的说明。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履行这些承诺，通过《意识的解释》（Dennett, 1991A）和《达尔文的危险思想》（Dennett, 1995）兑现了“期票”。在此期间，我持续关注启发和塑造了《行动余地：值得向往的自由意志之种种》之模式的实例：那些往往会歪曲所有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理论化过程的隐秘动机。在全然不同的领域工作的人们，使用不同的方法和研究议程，却都常持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反感态度，对两种观念尽量“敬而远之”：其中一种观念认为我们的心智只是没什么神秘色彩的大脑活动，另一种则认为我们大脑的禀赋就像大自然的其他奇迹一样是进化而来的。他们拒此图景于千里之外，但这令其思考陷入了停滞，为绝对主义的可疑招牌增添了虚假魅力，并促使他们将可跨越的微小缝隙视为深沟巨壑。本书的目的就是揭露那些人们为应对这种恐惧而建造的不合时宜的防御建筑，拆除它们，并为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构建更好的基础来取代它们。

2001年，在这项工作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时，我得到了来自各机构和个人的极大帮助。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学术故乡的塔夫茨大学给我安排了一个学期的学术休假时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位于贝拉焦的塞尔贝罗尼别墅再次为我提供了完美的写作环境，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之后，我完成了半数章节的初稿，其间还从其他住客的讨论和建议中获得了启发，特别感谢谢尔登·西格尔（Sheldon Siegel）、伯纳德·格罗斯（Bernard Gross）、丽塔·卡戎（Rita Charon）、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朱莉·巴马泽尔（Julie Barmazel）、玛丽·奇尔德斯（Mary Childers）和杰拉尔德·波斯特玛（Gerald Postema）。此外，桑德罗·纳尼尼（Sandro Nannini）和他在锡耶纳大学（University of Siena）的学生及同事是书中一些核心论证的首批听众，他们积极的态度和渊博的知识令人印象深刻。

今年4月，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利弗休姆（Leverhulme）客座教授。在那里，我通过每周公开讲座介绍了前七章的内容，并在次日举办研讨会，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及数次访问牛津时进行了多次非正式讨论。约翰·沃勒尔（John Worrall）、尼克·汉弗莱（Nick Humphrey）、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马泰奥·马梅利（MatteoMameli）、尼古拉斯·马克斯韦尔（Nicholas Maxwell）、奥利弗·柯里（Oliver Curry）、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K. M. 道丁（K.M. Dowding）、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安蒂·萨里斯托（Antti Saaristo）、珍妮·曼蒂科斯基（Janne Mantykoski）、瓦莱丽·波特（Valerie Porter）、伊莎贝尔·戈伊斯（Isabel Gois）和卡特里娜·西弗德（Katrina Siferd）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反驳意见和改进建议。

感谢克里斯托弗·泰勒（Christopher Taylor），多亏了他所做的努力，我们共同撰写的论文中包含了许多转换视角的新颖想法，并在本书的第3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还对本书其他章节的草稿提出了精辟的建议。感谢大卫·贝内迪克特斯（David Benedictus），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我30多年的老朋友，感谢他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由此确定了本书的题名。我在书中对罗伯特·凯恩（Robert Kane）和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的著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我希望这些批评是建设性的！），对于我就其创作成果所做的论述，他们做了非常慷慨的评论。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及同事阅读了大部分各样草稿，并提供了编辑方面的建议和一些实质性的建议，他们分别是（按字母顺序）：安德鲁·布鲁克（Andrew Brook）、迈克尔·卡普奇（Michael Cappucci）、汤姆·克拉克（Tom Clark）、玛丽·科尔曼（Mary Coleman）、博·达尔布姆（Bo Dahlbom）、加里·德雷舍（Gary Drescher）、宝利娜·埃松格（Paulina Essunger）、马克·豪泽（Marc Hauser）、艾琳·凯莉（Erin Kelly）、凯瑟琳·科斯利基（Kathrin Koslicki）、保罗·奥本海姆（Paul Oppenheim）、威尔·普罗文（Will Provine）、彼得·里德（Peter Reid）、唐罗斯（Don Ross）、斯科特·舍恩（Scott Sehon）、米奇·西尔弗（Mitch Silver）、埃利奥特·索伯（Elliott Sober）、马修·斯图尔特（MatthewStuart）、彼得·萨伯（Peter Suber）、杰基·泰勒（Jackie Taylor）和史蒂夫·怀特（Steve White）。

在今年的秋季研讨会上，我得以延续传统，用本书的倒数第二稿继续玩起了“汤姆·索亚粉刷篱笆”的游戏，一大群很有主见的学生和旁听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争相阅读书稿并分头认领了几部分。詹姆斯·阿里内洛（James Arinello）、大卫·巴普蒂斯塔（David Baptista）、马特·毕道金（Matt Bedoukian）、林赛·贝叶斯藤（Lindsay Beyerstein）、辛纳蒙·比德韦尔（Cinnamon Bidwell）、罗伯特·布里斯科（Robert Briscoe）、赫克托·坎塞科（Hector Canseco）、拉塞尔·卡彭（Russell Capone）、雷吉娜·秋扎（Regina Chouza）、凯瑟琳·戴维斯（Catherine Davis）、阿什利·德马切纳（Ashley de Marchena）、贾内尔·德威特（Janelle DeWitt）、贾森·迪斯特霍夫特（Jason Disterhoft）、珍妮弗·杜瑞特（Jennifer Durette）、加布里埃尔·杰克逊（Gabrielle Jackson）、安·J .约翰逊（Ann J. Johnson）、萨拉·尤尔根森（Sarah Jurgensen）、托马斯·科兹拉（Tomasz Kozyra）、马西·拉塔（Marcy Latta）、瑞安·龙（Ryan Long）、加布里埃尔·洛夫（Gabriel Love）、凯里·莫尔维吉（Carey Morewedge）、布雷特·马尔德（Brett Mulder）、凯西·马勒（Cathy Muller）、塞巴斯蒂安·S. 里夫（Sebastian S. Reeve）、丹尼尔·罗森堡（Daniel Rosenberg）、安珀·罗斯（Amber Ross）、乔治·A.塞缪尔（George A. Samuel）、德里克·桑格（Derek Sanger）、肖雷纳·沙弗达什维利（Shorena Shaverdashvili）、马克·施韦德（MarkShwayder）、安德鲁·西尔弗（Andrew Silver）、内奥米·斯利珀（Naomi Sleeper）、萨拉·斯莫利特（Sara Smollett）、罗德里戈·瓦内加斯（Rodrigo Vanegas）、尼克·韦克曼（Nick Wakeman）、贾森·沃克（Jason Walker）和罗伯特·吴（Robert Woo）都提出了评论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又对书稿做了几十处改进。但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并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来纠正我的错误。

感谢克雷格·加西亚（Craig Garcia）和德沃德·马歇尔（Durwood Marshall）提供的原始数据；感谢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的特雷莎·萨尔瓦托（Teresa Salvato）和加布里埃尔·洛夫无数次往返图书馆，并为编写诸多文稿的草稿提供了文书方面的协助；感谢布达佩斯高等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在本书最后的编辑和修订期间为我提供了一个思想上深受启发又宾至如归的环境。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再次向我的妻子苏珊表示感谢并表达我的爱意，感谢她这40多年来给我的建议、爱与支持。

丹尼尔·丹尼特
2002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