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专制

从1740年开始，大部分欧洲国家纷纷投入经济、社会和行政体系的改革浪潮中，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仅旨在发展贸易、教育和科学，也是为了改善司法和财政体系。集权政府的改革新政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被称为“开明专制”（despotisme éclairé）。

尽管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使用“开明专制”或“开明绝对主义”（absolutisme éclairé）这个概念，意指一种治理模式，即在集权制的基础上引入启蒙运动的主要理念，尤其是主张给予大多数人最大限度的福利。与此同时，相应地限制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开明专制始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奥地利女皇玛丽娅·特蕾莎，终结于1790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去世，它通常被认为是18世纪后半叶欧洲君主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个世纪的几位开明君主有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1771—1792年）和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1759—1788年）。但还有几位执政者也应位列其中，尤其是葡萄牙蓬巴尔侯爵（1750—1777年）。这些开明君主执政时都尝试践行启蒙思想，尤其注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发展工业、农业和贸易，大力推进科学、艺术和国民教育。

伟大的开明君主

1715—1774年

路易十五他解散了议会，宣布只有国王拥有颁布法律的权力。

1740—1786年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二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治理国家和军事方面才能卓著，他是开明君主的典范。

1759—1788年

西班牙查理三世自西班牙查理三世继承王位后，他便任命了一批有识之士实施改革，但成效甚微。

1762—1796年

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三世的妻子，她发动宫廷政变迫使彼得三世下台，使得俄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国。

1765—1790年

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玛丽娅·特蕾莎之子，他颁布了宗教宽容法令，在国内废除农奴制。

1771—1792年

瑞典古斯塔夫三世他解散议会，限制贵族的权力，以此试图加强君主的权威。

启蒙时期的奢华宫廷

以凡尔赛宫为典范，欧洲的宫廷展现了君主专制的荣耀和庄严，更是以国王为中心的权力中枢。

虽然约瑟夫二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都十分朴素，但是启蒙时期的宫廷生活仍极尽奢华，尤其体现在宫殿上。凡尔赛宫象征了路易十四统治下辉煌的法国，国家大部分的财富都是抢夺和压榨其盟国和敌人所得来的。同样玛丽娅·特蕾莎所居住的美泉宫和彼得一世的彼得霍夫宫（le palais de Peterhof）也都是模仿凡尔赛宫修建的。宫廷生活充斥着繁复的礼节，此外每日还有宴会、庆典、戏剧和歌剧，这无疑都体现了王权的显赫。

这项改革旨在革新司法和财政体系，发展国家经济和贸易，废除奴隶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洲的君主们通过中央集权、军力扩张，以及行政、财政和宗教改革来扩大自己的权限。但这些改革的成效甚微。政府还需要军队巩固权力。意大利的小公国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也尝试通过改革全面掌控政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除了荷兰联省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实行君主立宪制，从西欧的葡萄牙到东欧的俄国，还有波兰，这些欧洲君主都在尝试一种新的权力模式，以此限制贵族和教会。国家事务及其影响力已扩大至曾经的私人领域，如教育、卫生、科学、大学教育和赈济。大多数情况下，集权制必然离不开财政体系的革新，例如，在国家层面统一各项赋税和贡税，取消特权阶层的征税权及免税权。

在绝对君权的影响下，君主们的权力触及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也影响了传统文化和习俗，比如着装、消遣甚至死亡的方式。

例如，沙皇彼得一世要求臣民参照西欧的服饰，如短外套、帽子和衬衣。此外，男人还必须剃须，否则便会被处以罚款，富人罚1卢布，穷人罚1戈比。1766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的大臣们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穿戴长披风和宽边帽。皇帝约瑟夫二世希望臣民们利用回收木材制作棺材。从公共生活的主要领域到那些不起眼的习俗，这些开明君主在寻求另一种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有别于路易十四声称的君权神授，而是基于公共利益高于行业利益的原则，这两者通常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开明君主就像家里的慈父，他力图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以求整个王国走向繁荣。

其实，该理念早在16世纪便初见雏形，当时便有政论指出，国王应寻求公共利益。两者的分歧在于具有家长制特征的君主权力是否可以分割。君主被赋予了绝对权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应做到体恤民情，为民解忧。

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cques Ⅰer）摒弃了君权神授，而采信了自然法，他在议会声称，国王应该是臣民的父亲。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也乐于自谦为人民的仆从。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le grand-duc Léopold de Toscane）最得力的亲信之一—弗朗西斯科·玛利亚·乔尼（Francesco Maria Gianni）认为只有明君才能治理好国家，“通过严格立法和良好的行政体系，君主才能带领臣民走向繁荣”。在理性和利益的驱使下，君主及其子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由此君主才能合理地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1758年，巴伐利亚的法语作家弗里德里希·梅勒西奥·格里姆男爵（Friedrich Melchior Grimm）首次提出了“开明君主”（despote éclairé）这一表述，他是狄德罗的朋友，曾参与过《百科全书》的编撰。然而，直到1767年重农论者保罗—皮埃尔·勒梅西尔·德·拉里维耶尔（Pierre-Paul Lemercier de La Rivière）的著作《自然的秩序和社会政治的基础》（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出版后，“开明君主”这个表述才开始被广泛使用。这部著作堪称一本国家治理宝典，它指出，如果君主想要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就应该实行“个人合法专制主义”。

尽管，“专制”和“启蒙”，两者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但这两种理念在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已经深深根植于欧洲的政治土壤。哲学家和重农论者努力把权力和理性结合起来，他们或是入职政府部门，或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执政者实践其哲学理念。以上两种途径都是利用权力践行改革，从而使个人理性服务于公共利益，被称为“改革者”的葡萄牙国王约瑟夫一世（Josèphe Ⅰer, dit le Réformateur）正是这样做的。

约瑟夫一世和蓬巴尔侯爵

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葡萄牙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建立公共教育体系、优化大学，废除奴隶制和酷刑，限制宗教裁判所的权力，由首相掌控财政，这些政治举措正是基于启蒙运动的哲学理念，由政府贯彻实行。葡萄牙遭遇了和西班牙类似的情况，这些原本旨在限制宗教团体和贵族权力的举措彻底激怒了特权阶层，他们决意捍卫并夺回特权。18世纪后半叶，葡萄牙徘徊于不受议会控制的绝对主义和独裁专制之间，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国王的态度，他仍不懈地致力于收回贸易垄断权、财政权、司法权和军队。

1755年，里斯本发生大地震，突如其来的灾难对葡萄牙推行开明专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场犹如世界末日般的地震动摇了欧洲对于人类进步和自然秩序的笃信，而之后的城市重建则为启蒙运动迎来了契机，政府由此夺回了一些国家机关的权力。国王绝不会放弃这个绝佳的机会推行深度改革，正应了那句谚语“沉疴还需重剂”。

以康德和伏尔泰为代表的欧洲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在思考这场大地震的哲学内涵时，约瑟夫一世的首相—蓬巴尔侯爵便下令绞死劫掠者，把遇难者尸体扔进大海，遵循实用原则和理性主义的建筑理念着手重建新的里斯本。

里斯本大地震

1755年的地震不是里斯本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但却是最具破坏性的。城市遭到的巨大破坏，却给了开明思想一次践行的机会，去重建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

1755年11月1日，诸圣瞻礼节当天，从早上7点到9点，里斯本的大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震动。惊恐的当地居民冲上街道，道路两旁的建筑物纷纷倒塌，火灾肆虐。与此同时，在港口，三波高达10米的巨浪淹没了码头，吞噬了在那里避难的民众。地震过后的场面如同炼狱：整个里斯本成了废墟和火场，仅扑灭火灾就花了五天的时间。85%的建筑包括王宫都毁于地震（地震级数为里氏9级）或火灾，造成2万至6万人死亡。在规模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人类是如此脆弱，这不禁让人质疑开明的乐观主义。

蓬巴尔侯爵（le marquis de Pombal,1699—1782年）是葡萄牙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原名塞巴斯蒂安·何塞·德·卡瓦略·梅洛（Sebastião Jose De Carvalho e Melo），他并非出身贵族，和葡萄牙其他小地主一样，他的贵族头衔是为了奖励他为国家服务。1739—1744年，前往伦敦出任驻英使节；1740年，“詹金斯的耳朵战争”期间被任命为皇家学会成员，蓬巴尔侯爵在英国任职期间增长了见识，他深知只有依靠强大的海军和贸易政策才能维护殖民地利益。此外，他与启蒙运动的英国人一样，希望通过探寻原因来解释结果，这种做法既适用于解释自然现象，比如地震，也适用于解释政治秩序和贸易秩序。

英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葡萄牙在贸易和军事方面都处于弱势，蓬巴尔侯爵指出了其中的原因：英国在贸易政策上的成功使其称霸大西洋两岸。蓬巴尔侯爵坚信，只有在殖民地颁布紧急措施，才能改善葡萄牙的贸易关系。于是，他建立了一套用于巴西金矿生产的财务系统，以此预防欺诈和走私。同时，他敦促政府针对蔗糖和烟草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1750年初，他在巴西的巴伊亚（Bahia）、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和一些其他城市创立贸易监察机关。

蓬巴尔侯爵鼓励采取措施以刺激人口增长，此外他把贩卖黑奴的垄断权给予位于格劳—帕拉—马拉尼昂州（Grão-Pará et Maranhão）的贸易总公司。他认为，葡萄牙通过这些举措可以和英国公平竞争。

在葡萄酒贸易方面，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在上杜罗（Alto Douro）创办葡萄种植总公司，用于确定波尔图葡萄酒的出口限制和配额。尽管这家公司大大改善了出口贸易形势，但是小规模的葡萄种植者和商人对结果仍不满意，因为他们的葡萄产地没有纳入总公司确定的出口配额名单。不久后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抵制运动，尤其在波尔图（Porto），在那里集中了许多各领域的同业工会和贸易协会，他们的贸易量大受影响。

1757年2月23日，大约5000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决策，蓬巴尔侯爵立刻把这场暴乱定性为违抗王权。478人被拘押，随后遭到审判，只有36人被宣告无罪。1757年10月，13个男人和1个女人毫无畏惧地面对死亡，他们被绞死后，尸体分别被挂在长矛上，示众两周。其他囚犯被处以鞭刑，之后被收监或是服苦役，此外所有囚犯的财产充公，军队占领了整个波尔图。

蓬巴尔侯爵利用武力镇压暴乱的做法，之后多次上演。1758年，发生行刺国王事件，蓬巴尔侯爵毫不犹豫将刺客斩首示众，以儆效尤。阿威罗公爵唆使了此次行刺，作为同谋被当众处以车刑，其四肢被打断后被活活烧死，直至化为灰烬，随风而去。尽管阿威罗公爵属于葡萄牙最尊贵的贵族阶层，还是最高法院院长，但他却遭受了和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一样的刑罚，此人是位退伍士兵，前不久企图刺杀法国国王。塔瓦拉家族（Távora）也遭遇了同样的悲剧，整个家族被指控参与谋反，塔瓦拉侯爵被斩首，家族其他成员被绞死，后又被处以车刑。

此外，蓬巴尔侯爵还下令逮捕了8名耶稣会神父，并予以判刑，其中加布里埃尔·马拉格里达神父（Gabriel Malagrida）曾旅居巴西多年，他素来反对格劳—帕拉—马拉尼昂州实施的改革政策，而该州的行政长官正是蓬巴尔侯爵的一位兄弟。马拉格里达神父曾发表过一本小册子，他在文中公然与蓬巴尔侯爵唱反调，声称里斯本大地震是出自神怒，马拉格里达神父于1761年被判处死刑，而其他被捕的耶稣会士在1759年判决下达后被立刻驱逐出境。

开明君主的一致举措：驱逐耶稣会士

耶稣会成立于1540年，与其他宗教组织不同，耶稣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而君主专制的国家则把耶稣会看作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国中国”。

耶稣会士起誓：“作为尘世的牧师，在十字勋章的旗帜下为上帝而战，只事奉主和罗马教宗。”这份誓言在1550年得到教皇朱利叶斯三世（Jules Ⅲ）的认可。此后，耶稣会成为一支为教皇服务的军队，并很快以教皇的名义在整个欧洲发展起来，以此对抗宗教改革运动。耶稣会极力捍卫罗马教廷，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财力也不容小觑，在教育等许多领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引起了其他宗教团体、启蒙人士和君主专制支持者的敌意。1759年，蓬巴尔侯爵以耶稣会密谋反叛约瑟夫一世为由将其驱逐出葡萄牙，法国（1763年）、西班牙和那不勒斯（1767年）也紧随其后如法炮制。1773年，这些国王说服了克雷芒十四世（Clément ⅩⅣ）下令取缔耶稣会，但是耶稣会并没有就此消失，耶稣会士逃往普鲁士和俄罗斯避难，直到1814年才重新恢复。

在这起重大案件及其随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中，充分显现出蓬巴尔侯爵决意确立其权威，即使为了对付耶稣会和反对派贵族必须不择手段，他也在所不惜。

巴西局势非常紧张：在蓬巴尔实施改革政策前，地方职权其实掌握在耶稣会手中，他们管理当地的印第安人，并反对贸易垄断。175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马德里条约》（le traité de Madrid），条约承认亚马孙森林归葡萄牙所有；作为交换，葡萄牙保证撤回乌拉圭境内所有耶稣会士，并严格遵守边界线。

耶稣会为了抵制国王企图终结其对印第安人的统治，会士们聚集于一家名为“公共利益表”（la Mesa do Bem Commun或Table du bien Commun）的贸易协会，并向改革派宣战，尤其针对蓬巴尔侯爵。而蓬巴尔侯爵则委任他的兄弟—门多萨·富塔多（Mendonça Furtado），负责创立一家贸易公司，以便于贩卖奴隶。

这家格劳—帕拉—马拉尼昂州贸易总公司创立于1755年，它享有20年独家开采权。这家贸易垄断企业迅速激起了一片反对浪潮：小商贩们抗议国家侵占了他们的利益；而南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则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反抗方式，他们公然用武力抵制《马德里条约》。蓬巴尔侯爵立刻做出回应，他特地组织了一支西班牙葡萄牙联军来镇压叛乱。

1760年，蓬巴尔侯爵在葡萄牙花了将近10年着手巩固其政策。他为此改革了教育体系、税收惯例，以及与制造业相关的经济活动。蓬巴尔侯爵主导的改革不仅涉及大众的风俗习惯，还深入军队和教会，因为在他眼中两者和进步思想有时是不相容的。

改革之所以能得到贯彻执行，要归功于世俗化和立法现代化。许多社会活动以前都隶属教会阶级，受制于教会法，而现在颁布了基于开明理性主义制定的法典，以此指导社会生活。1760年罗马教廷大使被驱逐出境，梵蒂冈在里斯本从此失去了发言人。葡萄牙的世俗化进程采取了多种形式，如针对宗教裁判所制定新规章，改革后由蓬巴尔侯爵的另一个兄弟—保罗·德·卡瓦略大主教（Paulo De Carvalho）负责管理宗教裁判所，还有之前由教会掌控的书报审查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在教育领域，由于耶稣会被驱逐，政府不得不重组整个教育体系，这涉及大学教育改革，和新老师的聘用。这一系列针对教育体系的改革措施都基于功利主义原则，旨在将教育作为国家政策的核心。

1777年，葡萄牙国王去世，也标志着蓬巴尔侯爵政治生涯的结束。18世纪60年代，蓬巴尔侯爵的权势与日俱增，直至葡萄牙参加七年战争时达至顶峰，而约瑟夫一世的逝世则使其迅速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合作伙伴。幸亏军队介入，否则位于里斯本的蓬巴尔侯爵宅邸险些被暴民焚烧，而他本人不得不逃离里斯本，回到领地以免遭私刑。

在被迫离开霸占20多年的首相之位后，蓬巴尔侯爵被控告受贿和滥用职权。蓬巴尔侯爵在任期间树敌众多。他在80多岁高龄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司法问讯。他辩解称，自己的每个决定都得到了国王的许可。尽管新女王，布拉干萨的玛利亚一世（Marie Ⅰerde Bragance）宣布蓬巴尔侯爵有罪，应该受到警戒性惩罚，因为其年事已高而被赦免。在宫廷失宠后，他将余生致力于编纂辩护词和辩护书，1785年起这些文本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广泛流传。

18世纪70年代，葡萄牙经济陷入衰退，蓬巴尔侯爵的许多政敌都猛烈抨击20年前由其实施的改革政策。新女王一方面要保住侯爵的命，另一方面她也已经意识到必须关闭格劳—帕拉—马拉尼昂州的贸易总公司。然而，开放贸易依旧无法改善葡萄牙的经济状态，只有那些贵族寡头例外，他们曾受益于蓬巴尔侯爵在位时的垄断政策，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西班牙查理三世统治时期

西班牙从17世纪80年代起开始出现知识复兴的迹象，瓦伦西亚（Valence）医学院支持现代科学，呼吁大学教育现代化。改革运动在核心人物格雷戈里奥·玛雅·伊西斯卡（Gregorio Mayans y Siscar）领导下从西班牙地中海沿岸蔓延至萨拉格萨（Saragosse）、塞维亚（Séville）、萨拉曼卡（Salamanque）和马德里。新思潮最积极的推动者是本笃会学者（l'érudit bénédictin）贝尼托·赫罗尼莫·费霍（Benito Jerónimo Feijoo），他于1726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西班牙落后状态的随笔—《批评战场》（Théâtre critique）。

斐迪南六世（Ferdinand Ⅵ）统治时期，行政、财政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在恩塞纳达侯爵塞农·德索莫德维利亚（Zenón de Somodevilla）的支持下进行，他希望西班牙帝国能重现往日荣光，再次成为军事和外交强国。

开明的政治家和作家：加斯帕·麦可·德·霍维利亚诺斯

他的一生就能体现出西班牙启蒙运动遭遇的挫折：由于国王胆小懦弱，加之贵族和教士的激烈反对，霍维利亚诺斯的改革计划一次次陷入困境。而身为作家为国家现代化所作出的努力亦使他失去公职，被判流放和监禁。

霍维利亚诺斯出身阿斯图里亚斯贵族，从1767年起，他便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务，并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他是法国启蒙运动作家的追随者，他支持现代化政策，如土地改革和经济自由主义等，但鉴于法国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西班牙当局深感不安，霍维利亚诺斯随即被流放。但是这并没有磨灭他改革的热情，一回到家乡，他便着手实施新计划。在曼努埃尔·戈多伊（Manuel Godoy）的努力下西班牙和法国结成同盟，这也使得霍维利亚诺斯在1797年11月重归政坛，担任法务大臣。在担任法务大臣期间，因为反对宗教法庭和戈多伊，1801年，上任仅9个月后，霍维利亚诺斯就被戈多伊关进了马略卡岛（Majorque）监狱。直到1808年，他去世前3年才重获自由。

1759年，查理三世即位，西班牙人认为新国王会将改革进行到底，使西班牙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耶稣会作家何塞·弗兰西斯科·德·伊斯拉（José Francisco de Isla）认为，新国王会默许一场“幸福革命”（révolution heureuse）。然而，这只是殖民地人民的奢望而已，18世纪的西班牙没落了，1808年它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政府实施的现代化政策也没能挽回败局。

查理三世的首要任务是在欧洲其他王国面前尽力巩固王权。政治家兼作家巴勃罗·德·奥拉维德（Pablo de Olavide,1725—1803年）曾形容当时的西班牙就像一个“由许多小共和国组成的巨大共和国，这些小共和国之间互相为敌，因为每个共和国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利益”。

西班牙及其海外帝国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旧制度的特质，国家被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贵族和教士阶层，他们享有众多特权，另一个阶层就是余下的所有国民。第二个阶层不仅仅包括农民和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还有处于中产阶级的商贩和手工业者；此外还有在美洲的几百万印第安人、奴隶和自由人，美洲殖民地的政治、贸易和文化机构都掌握在克里奥尔精英阶层（les élites créoles）手中。

尽管西班牙幅员辽阔，但众多领地各自为阵，难以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的国家，尤其是孤悬在外的海外殖民。18世纪前半叶，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之间缺乏协作，关系紧张：整个美洲贸易市场掌握在欧洲列强手里，然而从中滋生出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破环了官方贸易，印第安人成为最终的受害者，改革已迫在眉睫。

对于查理三世而言，强国应该通过刺激贸易增长来恢复经济；而且，所有的国家机关都应致力于这项艰巨的任务，并最终达成理性战胜蒙昧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家何塞·德尔·坎皮略（José del Campillo）撰写了《美洲经济政府新体制》（Nouveau système de gouvernement économique pour l'Amérique）。1760年西班牙设立“单笔捐税”（contribution unique）来巩固财政体系。这项新赋税旨在向贵族和教士按比例征收财富税，这也是西班牙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特权阶层捐税。

政府决议取消一部分豁免权，之前被称为“借口”（d'excusado），只有教士才享有这项特权。该政策从某种程度而言是为了巩固王权，让国王在神学体系中找到了针对教会维护君主权力的正当理由。坎波马内斯伯爵（le comte de Campomanes）这样的改革者认为，启蒙思想应该推及西班牙主教，从而使之弃绝迷信、特权和宗教狂热，保留天主教的初衷。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查理三世是这个时期西班牙最伟大的君主，尤其在治理国家方面政绩卓越。查理三世是菲利普五世的长子，1731年，15岁的他被封为帕尔马公爵，1734年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征服那不勒斯，次年加冕为西西里岛国王，称查理七世。查理三世最明智的决策便是聚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大臣，其中不乏伟大的思想家，如坎波马内斯伯爵，后来成为首相的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le comte de Floridablanca），还有加斯帕·梅尔基奥尔·德·约维拉诺斯（Gaspar Melchior de Jovellanos），他是启蒙时期最享有盛名的学者之一。也有一些大臣来自王国的边缘地区，如阿斯图里斯（les Asturies）和穆尔西亚地区（Murcie），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出身乡绅。鉴于其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他们一方面力阻当地贵族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十分关注西班牙最显赫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后统治时期颇具影响力。

西班牙的改革政策受益于当时欧洲的开明思想，尤其是法国的启蒙思想。西班牙作家，如约维拉诺斯、梅伦德斯·瓦尔德斯（Meléndez Valdés）、瓦伦丁·德·福隆达（Valentin de Foronda），他们对当代思想家的著作如数家珍，例如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一些英国或意大利的作家。174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ira）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由胡安·安东尼奥·德拉斯·卡萨斯（Juan Antonio de las Casas）翻译成西班牙语，这部作品影响甚广，胡安·帕勃罗·福纳（Juan Pablo Forner）于1793年出版了著作《论酷刑》（Discurso sobre la tortura ou Discours sur la torture）。大学、科学机构、各类学会和经济社团都融入了改革大潮，这都要归功于来自法国的新思潮。

西班牙思想家们十分关注开明哲学，但他们不支持无神论或自然神论。尽管新刊物和讨论小组（les tertulias）在西班牙积极传播启蒙思想，竭力避开宗教裁判所的审查，然而西班牙改革派成员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无法接受某些法国思想家的激进主义思想。因此，改革派的目标不是宗教思想，而是享有特权的教会实体。

针对埃斯奎拉奇侯爵的抗议：反对启蒙运动的暴乱

针对埃斯奎拉奇侯爵（le marquis d'Esquilache）的抗议使得反对开明政策的浪潮在西班牙达至顶峰。适逢动荡时期，西班牙国内频发暴乱，但由于此次事件迫使埃斯奎拉奇侯爵被免职，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查理三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后，从意大利带来了许多有识之士，其中就有斯奎拉塞侯爵（le marquis de Squillace），不过大家熟知的还是他的另一个名字埃斯奎拉奇侯爵。作为国王的左膀右臂，他被任命为政府改革的负责人，他的改革计划及其外国人的身份很快就引起了贵族和教士的不满。但是最终把他赶下台的却是马德里人民。暴动的导火索是一项旨在改善城市和居民形象的法令，该法令禁止人们穿戴长帽斗篷和宽檐儿帽（chambergo），因为长帽斗篷可以隐藏各种类型的武器，而宽檐儿帽则会让犯罪者挡住脸。1766年3月23日至26日，马德里人民在教会和贵族的教唆下，发起了反对当权者的起义，起义造成了极度的混乱，以至于查理三世最后只能做出让步。起义平息之后，埃斯奎拉奇侯爵和政府部门中的其他外国人都被驱逐出西班牙，但关于服装事宜的王室法令并未因此而废除。国王也利用这次暴动顺势加强了君主的权威。耶稣会为此付出了代价：它被认为对起义负有责任，并于1767年被驱逐出西班牙。

此外，西班牙的启蒙思想遵循的是实用主义，被称为“规划主义”（projectisme）。在巩固王权的基础上，政府奉行理性主义，致力于改善全体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水平。

七年战争期间，西班牙实施了许多改革政策，例如，针对大学以外的高等学院，即高级学院（Colegios Mayores），废除其特权及影响力，撤销谷物经销商垄断市场的行为。1762年，查理三世贸然参战，结果以失败告终，西班牙失去了哈瓦那和马尼拉（Manille）。此外，1766年，耶稣会和反对派主导了一系列骚乱和人民起义。颁布立法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和风俗，由此引发了一场反抗改革派大臣埃斯奎拉奇侯爵（Esquilache）的起义，最终为了平息暴乱，侯爵被免职。

尽管道路险阻，大部分改革政策却被继续推进，这要归功于一个新人物的诞生：总督，作为一个执政者，他将王权扩展至西班牙王国的各个角落。1766年，耶稣会士被驱逐出西班牙本土，随后又被驱逐出殖民地。这使得西班牙改革得以延伸至教育体系和大学系统。从18世纪80年代起，在法国和英国实证科学的影响下，一股关于好奇的新思潮突破重围涌进大学校园，尤其在萨拉曼卡。政府开设中等教育机构，改革药剂师学院和外科学院。

跨越两个世纪的天才：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创作的洛可可式大幅挂毯草图内容涉及广泛，有描绘世俗场景的，有预示表现主义的黑白画，从未有人像戈雅这样运用明暗对比来突出这个时代的热情，以及启蒙运动的失败。1793年是戈雅绘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年：一次重病给予了他探索更为个人化艺术的契机，这次尝试也预示了不久后即将到来的浪漫主义。戈雅成为马德里开明贵族和知识分子最喜爱的画家，一时间声名鹊起。王室家族也为他打开了大门。

戈雅与《幻想曲》

戈雅的雕刻最具个人风格。创作于1799年的《狂想曲》组画（Caprices）对他所处时代的各种恶习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幻想曲之23：那些灰尘》（N°23. A quelles polvos）宗教法庭是启蒙运动的敌人，也是戈雅最喜欢抨击的对象之一，他在这幅画中揭示了火刑的残酷以及“一群神甫和愚蠢的信徒们”。

《幻想曲之25：他打碎了水罐》（N°25. Si quebro el cántaro）在这幅雕刻画中，戈雅批评了在儿童教育中使用暴力，他还认为无须用体罚来矫正过错。

西班牙开办了一些旨在吸引新兴精英的经济学会，以此促进思想自由交流，推进知识现代化。这项举措以法国和大不列颠的研究会和科学学会为蓝本，最初仅限于巴斯克地区，但1744年坎波马内斯通过其著作《论促进流行产业》（Discours sur l'encouragement de l'industrie populaire）将这一模式推广至全国。在这部著作中，卡斯蒂利亚议会主席（le Conseil de Castille）鼓励有识之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知识学会”（sociétés de savoir），将其所学用于公共利益，以此推动国家经济发展。1788年查理三世去世，当时的西班牙共计有70个学会，这种趋势很快便传到了殖民地，如马尼拉、利马（Lima）和哈瓦那。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美洲殖民地开始实施改革政策。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便是设立“美洲管辖区”（intendances américaines），部分代替之前的总督职权，以此改善土地开发的状况，改革殖民地军队，禁止印第安人分配土地（repartimiento de indios），迫使印第安人高价购买土地。重构财政体系，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行政人员加入印度议会。此外，西班牙失去加的斯港口的控制权后，美洲殖民地和西班牙其他港口之间的贸易增多。

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

约瑟夫二世和查理三世一样，常被认为是典型的开明君主。他是女皇玛丽娅·特蕾莎的长子，1765年至1780年他与母亲共同执政，1780年至1790年是其亲政时期。

奥地利大部分改革策略由玛丽娅·特蕾莎发起，但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在约瑟夫二世亲政时期实施的。玛丽娅·特蕾莎赞同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受形势所迫，而不是坚信改革是强国之路。约瑟夫二世则和欧洲其他君主一样，尝试用改良主义的原则治理国家。

约瑟夫二世即位时，哈布斯堡帝国盘踞欧洲中部，包括奥地利各行省、蒂罗尔（Tyrol）、波希米亚王国（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被普鲁士并吞的西里西亚）、匈牙利王国（1700年被土耳其人占领）和特兰西瓦尼亚。此外，还拥有尼德兰的一部分领土及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ie）和托斯卡纳（Toscane）。辽阔的领土和多民族的人口结构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帝国在各地都设有权力机关，由当地权贵负责，而他们对于皇帝的新政不感兴趣。鉴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各省份多民族多人口的特质，历代君主都会和当地权贵协商治理，各省份采用不同的法规，从而导致帝国的统治存在诸多不稳定性。

除了多民族和法规庞杂，宗教问题也由来已久。天主教、加尔文教和路德教的教区分布在帝国各地。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北部更愿意接受宗教改革，而德意志则更倾向于普鲁士的重商主义政策。

在军事方面，帝国军队在三十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屡遭失败。1730年，先是被土耳其人击败，10年后又再次败北普鲁士，多次战场失利使帝国遍体鳞伤。其实，除了国家尊严在屡战屡败中几乎丧失殆尽，帝国也险些因此万劫不复。普鲁士侵占西里西亚，使帝国失去了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也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此外，在税收方面，国家财政体系和地方税收制度之间的冲突有损国家权威。事实上，地方财政一直把持征税权，而帝国对此束手无策。

玛丽娅·特蕾莎统治时期，由弗雷德里克·纪尧姆·德·豪格维茨伯爵（Fré-déric Guillaume de Haugwitz）主理国务，他是西里西亚的前行政官，支持重商主义，最初的政治及财政集权改革正是由他开始的；此项改革旨在创建一支超10万人的军队。帝国之痛源于失败的对外政策，而这是因其内政混乱造成的。如今要扭转局面，就必须更理性地利用现有资源，比如集中管理土地资源，以此改善国家军力。这样便能夺回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重振国内经济。

为了落实这些政策，豪格维茨首相在帝国各地设立“议会”（Deputationen），以此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当局。1749年，爆发了一场被认为由政府主使的革命，以此为契机，政府试图改革财政体系，改革的重点就是向贵族阶层征税，以往可以免税的地方显贵无一幸免，比如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及伦巴第。

奥匈帝国的开明君主：约瑟夫二世

约瑟夫二世具有启蒙运动理性哲学思想，他也是开明君主的典范之一，在其改革计划中他坚决反对教会和贵族。作为音乐和艺术爱好者，他把维也纳变成了欧洲文化之都。

在其母玛丽娅·特蕾莎逝世后的10年间，约瑟夫二世致力于用专制政策来改造帝国。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君主是国家的象征，每个人都有义务为国家服务”。约瑟夫二世为了将帝国内部的各公国统一起来，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实行中央集权制，限制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把德语作为帝国的官方语言，规定帝国首都是维也纳，而这些改革措施引起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激烈反抗。1781年，国王还颁布了令教会十分恼火的朝拜自由法令，废除农奴制以及取消死刑等一系列措施。在个人生活方面，国王抵制宫廷中一切华而不实的风气，把音乐和戏剧作为自己唯一的消遣活动，过着一种简单而勤勉的生活。

1760年以来，奥地利多次企图夺回西里西亚，都无功而返，以致国库空虚，使得变革中的政府备受打击。奥地利参照普鲁士模式试图改革经济、教育和军队，然而，1749年新创立的国务委员会（Staartra）代替了豪格维茨设立的代表机构，此后政府改革的意愿便逐渐消沉。18世纪60年代官房学派理念盛行，发展了国内自由贸易区，而发展贸易区必然要革新财政体系，改善运输工具。

司法体系改革也在进行中，这项改革不仅包含民法和刑法，还需兼顾司法集权和各地势力间的协调。1766年和1769年，先后颁布了《特蕾莎法典》（Codex Theresianus）和《特蕾莎·涅莫西斯法典》（la Nemesis Theresiana），或称《特蕾莎刑法典》（Constitution criminalis Theresiana）。这两部法典旨在统一各地司法职权，部分满足贵族、地方权贵以及教会的财政利益。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于1776年废除酷刑，1787年，约瑟夫二世颁布《民法大典》（Code général, Alleghenies Gesetzbuch），在帝国全境废除死刑。

约瑟夫二世推进土地改革

开明君主制的伟大目标之一是革新植根于中世纪继承制的土地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约瑟夫二世也不例外，这便引起了上层贵族的强烈反对。

国王推行的土地改革目的是更好地开发农业资源，但是这却损害了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和教会的利益。但约瑟夫二世改革的决心非常坚定：1781年，他废除了波希米亚实行的农奴制。农奴仍然要服从和尊重他们的领主，但同时还可以进行一些私人活动，比如，嫁娶、出借、买卖或抵押土地，甚至放弃这些土地，并且没有封建义务再去帮助他们的领主耕地和干家务活。显然，对于这些会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影响社会地位的措施，贵族们表示强烈不满，但约瑟夫二世并没有因此退让。恰恰相反，领主的行政区和司法权被剥夺，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这些改革措施也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农民的负担减少了，国家实行的保护主义措施使得农业生产量迅速增长。

18世纪80年代，正值约瑟夫二世亲政，他下令加大力度管控教会事务。尽管帝国的天主教派坚决反对改革，玛丽娅·特蕾莎女皇也是个虔诚的教徒，但在她执政时期，教会已进行了几项重大改革。“约瑟夫主义”（joséphisme），是指在哈布斯堡变革宗教的尝试，具体表现在1773年取缔耶稣团体，冉森教传入国内，意大利历史学家卢多维克·穆拉托里（Ludovic Muratori,1672—1750年）对帝国的影响。鉴于宗教仪式众多且事务庞杂，再加之教会极其排斥如法国启蒙运动之类的新思潮，这位历史学家提出一种较为私密的弥撒形式，可以避免教会深陷卖弄或奢华的诟病，尽管皇帝是天主教徒，但面对新思潮对于宗教的冲击，他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1781年，他颁布了宽容特许令（édit de tolérance），由此大大改善了帝国境内新教徒的处境，法令甚至还涉及犹太人。

约瑟夫二世为了落实改革政策，不得不撤销大部分的地方特权，从而导致18世纪90年代多地爆发叛乱。

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许多开明思想都来自普鲁士的传统。他在回忆录《我的时代》（Histoire de mon temps）中曾提到，其父亲弗里德里希·纪尧姆一世在位期间为普鲁士日后的称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弗里德里希二世被誉为“哲学国王”（roi philosophe），他即位时，行政和财政已实现集权制，征兵制度和军需补给也已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弗里德里希·纪尧姆一世在其统治时期，改革财政体系，充盈国库，建立起一支最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也因此被称为“军曹国王”（Roi-Sergent）。他提倡重商主义，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推进教育改革，废除奴隶制，创办义务基础教育。

弗里德里希二世28岁登上王位，即位之前他行事荒诞，引发过严重的家族冲突。他曾试图逃离家族的控制，以此逃避继承王位和政治联姻。出逃失败后，他被父亲囚禁在昆斯特林（Küstrin）要塞，而陪他一起出逃的年轻人卡特（Katte）被处死，据说他和王子情谊笃深。

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其父亲不同，他有教养且举止高雅，在历史和哲学方面颇有造诣。在其整个统治时期，他结交了许多德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如哲学家莱布尼茨，此外还有不少法国思想家也成为其座上宾。他的图书馆拥有藏书三千多册，其中包括了现代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弗里德里希二世对笛卡儿（Descartes）、洛克和伏尔泰的著作如数家珍，1749年至1753年期间，这些启蒙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被任命为宫廷侍从，在宫廷受到了国王的招待。他精通法语，甚至可以把当时德意志最杰出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著作译成法语，沃尔夫曾被逐出哈雷大学（l'université de Halle）,1723年被判流放。他还写过不少政论，如《反马基雅维利》（Anti-Machiavel,1739年）和《论政府的形式和君主的职责》（Essai sur les formes de gouvernement et sur les devoirs des souverains,1777年）。沃尔夫创立了柏林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Berlin），这个机构为普鲁士吸引了启蒙时期最伟大的几位法国思想家。除了伏尔泰，柏林宫廷还接待了皮埃尔·路易·莫罗·德·莫佩尔蒂（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他成为科学院的院长，雷纳尔神父（l'abbé Raynal），朱利安·奥弗雷·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数学家兼哲学家达朗贝尔，作家兼政治家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克蒂（Honoré Gabriel Riqueti），即米拉波伯爵（le comte de Mirabeau），他曾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时期写过一篇关于普鲁士君主制的论文。

正是出于这种公然反抗其父亲政治理念的意愿，弗里德里希二世把执政的重心转向国际事务而非国内政事。在内政方面，他终结了旧封建体制，继续推进中央集权制，同时维护贵族阶层的资源和影响力。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与其父亲相比，他秉持着更为开放的态度。在司法领域，他在位期间废除了酷刑和死刑。他和欧洲许多君主一样，深受伦巴第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的影响，普鲁士国王对刑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其中规定重刑犯不再公开受刑，而是被私下处以绞刑。

在经济领域，革新财政体系和鼓励移民政策使得国力持续增强。开源节流，双管齐下，一方面控制预算，另一方面对私有产业和消费征税，此外，农业开垦成为公共投资项目。从国外引进农作物（土豆）和禽畜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实施移殖民政策，这些移殖民主要来自荷兰和弗里斯兰（Frise）。尽管侵占西里西亚引发了七年战争，但对于普鲁士经济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斯潘道（Spandau）的冶金工业从此有了充足的原材料产地。在贸易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采取了开放的保护主义政策，为此他设立了新的政府部门，创办皇家银行，其分行遍布全国。

尽管弗里德里希二世酷爱文学艺术，深受启蒙哲学的影响，但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却成为欧洲军力最强的国家。普鲁士的人口在欧洲仅排在第13位，而其兵力则位居第4。此外，参军成了跨越社会阶层的唯一途径，尽管贵族占据了军队的最高层职位，但平民仍可以通过努力获得中层职位。军队不再是国家的附属，而成了国家的主宰：在一个军事化的社会里，军国主义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理念和道德价值。

虽然是专制统治，但君主却把自己看作国家公仆，既不能玩忽职守，也不能逃避职责。此外，普鲁士公众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尽管弗里德里希二世重现了雅典时期的斯巴达，但一些其他国家的禁书却可以在普鲁士流传。

弗里德里希二世遵照父亲的旨意，迎娶不伦瑞克—贝文的伊丽莎白—克里斯汀，但两人未留下子嗣，1786年普鲁士国王去世，被后世尊为弗里德里希大帝（Frédéric le Grand）。微不足道的普鲁士—勃兰登堡公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4倍，领土扩张了2倍，成为当时欧洲列强之一。

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

1725年，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逝世，1727年，其妻叶卡捷琳娜一世去逝，之后沙皇家族的几位成员先后继位，先是彼得一世的孙子，称彼得二世（Pierre Ⅱ），1730年死于梅毒，随后是彼得一世的侄女—安娜·伊凡诺娃（Anna Ivanovna），死于1740年。皇冠最终归于彼得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Élisabeth），她为其侄子物色了一位德意志公主—索菲·德·安哈尔特·泽尔布斯特（Sophie d'Anhalt-Zerbst）（未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伊丽莎白的侄子即位，称彼得三世。

彼得三世采取了亲普鲁士的政策，引进路德教，意图向丹麦宣战，退出七年战争的联盟，或许是因其缺乏执政才能，加之他一直想摆脱叶卡捷琳娜，这一切都加速了他的灭亡。

女皇及文艺活动资助者：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

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对俄国进行了现代化和西化改革，这项工作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得到进一步推进，而且改革不仅仅涉及政府行政，还包括文化领域。

叶卡捷琳娜大帝向来不掩饰她对俄罗斯传统的不屑，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艺术，她将皇宫设在圣彼得堡，这是一座面向西欧的国际都市。她与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伏尔泰一直有书信往来，由此女皇深受启发，决意在宗教和教育领域践行启蒙思想。此外，她收藏了一系列艺术品，这些艺术品能令任何欧洲王室羡慕不已，她还积极赞助音乐事业。女皇邀请了一些意大利著名歌剧家来圣彼得堡演出，其中有多梅尼科·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和来自瓦伦西亚的文森特·马丁·索勒（Vincent Martin y Soler），后者成为宫廷乐师，他以女皇的脚本为基础创作了俄语歌剧《不幸的英雄科斯梅托维奇》（Infortuné héros Kosmetovich,1789年）。

叶卡捷琳娜在情人格里高利·奥尔洛夫（Grigori Orlon）的帮助下，将丈夫送至圣彼得堡（Saint-Pétersbourg），在那里他被刺杀身亡。这丝毫不令人惊奇，只要想想1721年，沙皇彼得一世因怀疑其子亚历克西斯（Alexis）叛变，便将其逮捕，折磨致死。1762年，叶卡捷琳娜在圣彼得堡大教堂加冕女皇，称叶卡捷琳娜二世，她保证会为国鞠躬尽瘁。

从1725年（彼得一世逝世）至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上皇位），俄国有过6个沙皇，包括一个年仅12岁的男孩（彼得二世）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伊凡六世，Ivan Ⅵ）。直到新女皇即位，俄国才得以继续彼得一世的扩张政策和政治改革。俄国决定在经济方面参照普鲁士的官房学派体系，军事方面则以瑞典为模板。18世纪后半叶，俄国积极开疆扩土，向西侵占波兰的克里米亚（Crimée），向南推至黑海，再加之与国内贵族结盟推行集权制，俄罗斯帝国开始迈入欧洲强国之列。塞瓦斯托波尔（Sébastopol）和敖德萨（Odessa）这两座城市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与彼得一世的执政方针一脉相承，叶卡捷琳娜二世极力限制教会的权力，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控制教会的财产和领地，增加其赋税，以及撤销修道院。除了对内加强集权制，对外积极扩张，新女皇继续推进俄国融入欧洲，弱化其曾经的亚洲背景。

控制广袤领土的唯一方法便是建立一个由各级省份组成的密集行政网络。和普鲁士、法国以及哈布斯堡帝国不同，俄国精英阶层对国家毫无责任感，更谈不上对沙皇忠诚。由此，1730年至1740年间，俄国只是因其地处偏远才免于他国侵略。彼得一世曾试图绕过当地贵族插手经济活动和司法事务，也曾力图施行财政集权制，改革军队。最后，他颁布了一部涉及民法和刑法的法典，即《总条例》（Réglementation générale）。

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上皇位后，继续推进集权制和改革政策。参政会（le Sénat），即地方代表议会（chambre de représentation territoriale），下设6个行政部门，从而失去了其原有的一些职能，权力也被相应削弱。1775年的行政改革，全国被分为50个省份，各级省份下设区，每个省份由沙皇直接任命总督管理。此外，政府颁布了《贵族宪章》（Charte de la noblesse），承认贵族享有继承权、免税权和土地所有权，以及对贸易和工业具有垄断权，且继续维持农奴制。

俄国完全参照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普鲁士推行的改革，以此实施俄国的重建计划，叶卡捷琳娜二世喜爱哲学、科学和艺术，自诩为一位开明的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的两份政府文件，《声明》（Mainifeste,1762年）和《圣谕》（Instruction,1767年）都显示出这位女沙皇深受启蒙运动影响，尤其是受孟德斯鸠的影响；此外，正是由于女皇的资助，冬宫才得以成为博物馆，即现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le musée de l'Ermitage）。

和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样，叶卡捷琳娜二世也邀请了不少哲学家来到圣彼得堡宫廷，还招待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和法学家。1766年，达朗贝尔翻译了意大利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伏尔泰读了法文版后发表了一篇评论。女皇对这篇评论印象深刻，随即下令改革俄国的司法体系。狄德罗也曾不远千里亲自拜访过女皇，当时法国雕塑家埃蒂安·法尔科内正在圣彼得堡创作著名的彼得一世骑马雕像，即《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像》（Monument à Pierre le Grand）。

叶卡捷琳娜二世热爱人文艺术，但也因其情人众多而备受争议。虽然俄国没有实施《萨利克法典》，但是在18世纪的欧洲，那些掌权的女人都被认为是淫荡的，她们对社会稳定是一种威胁。奥地利女皇玛丽娅·特蕾莎也遭到过同样的非议，而她的女儿，即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未能幸免。叶卡捷琳娜二世有好几个私生子。而她此生唯一的挚爱却只有格里高利·波特金（Grigori Potemkine）,1774年两人秘密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