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错综复杂的文献学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手稿写作的时间长达四十余年，而其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的著述是在这一漫长的思想之旅中竖立的第一块界碑。由于处于哲学思想的探索、变革过程当中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写作和留存下来的是谜一样的文稿和笔记。如果不对马克思当时的活动情况进行考察和梳理、不对这些文献材料的写作过程和原始情形作出考证和甄别，而仅仅根据别人编辑而成的文本对其内容进行抽象的解读和发挥，进而作出概括和评论，是不可能客观而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思想状况、论证方式和观念变迁的。换言之，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各种情况及马克思著述的实际情形，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片面与狭隘。

反思过去我们对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可以说这一方面的教训相当深刻。在西方，1932年由于三个笔记本首次发表，引发了把马克思思想单纯做“人本主义化”解释，进而形成影响深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1983年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现了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论争。现在看来，这些重大的理论事件具有双重的效应：一方面它们确实吸引了更多的论者关注这一文本，从而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功利的“现实”考量，再加上原始文献资料的欠缺，使当时对马克思复杂思想的理解在全面性、客观性等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和提高，从“文本学”角度考虑甚至仍有一些工作尚未展开。这是我们重新研究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整个“巴黎手稿”最基本的考虑。

这样，在展开对“巴黎手稿”内容的详尽解读和思想的深度阐释之前，本章先讨论其一系列复杂的文献学问题。计有：“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活动和著述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有的著述叫“巴黎笔记”、有的则称为“巴黎手稿”？二者区分的依据何在？它们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在“巴黎手稿”中，“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写作次序如何？不同的排序会影响对马克思思想逻辑的把握吗？“三个笔记本”的“逻辑编排版”和“原始顺序版”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况？笔记本Ⅱ大量遗失的部分，应该有哪些内容呢？这里谨根据权威的文献材料并结合笔者的判断和推理对以上问题一一作出厘清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