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活动和著述

任何理论的创立都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理论创立者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它构成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另一是已有的思想材料，它是理论得以建构的学术基础。“巴黎手稿”亦如此。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他的生活境遇、他所接触到的人和思想、他所从事过的活动，都是他创作“巴黎手稿”不可或缺的背景和资料，因而也是我们研究“巴黎手稿”必须要首先关注的内容。

1843年10月底，在因“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退出《莱茵报》编辑部、辞去该报编辑7个月之后，马克思和新婚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迁居巴黎，居住在位于塞纳河左岸市区的瓦诺街38号。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就是指从此时到1845年2月初他移居布鲁塞尔之前这段大约15个月的日子。这一时期对于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接触

按照阿·卢格的说法，当时广阔的巴黎谷地是“新世界的入口”、“新欧洲的摇篮，又是塑造世界历史的巨大实验室”[1]。年轻的马克思来到这个崭新的天地里，与此前在“《莱茵报》时期”深受“苦恼的疑问”的纠缠因而备感郁闷相比，他踌躇满志，干劲倍增，不仅要创办新的期刊《德法年鉴》，实现自己“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夙愿，而且力图完成他一生中重要的观念变革、学术转向和思想建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利用巴黎作为当时世界社会运动中心的优势，积极投身巴黎的社会实践，获得了对各种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感性的、直接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他来自德国、对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辨哲学有深刻了解并开始深入反思，因此，在对法国社会运动的考察中，他又力主把法国的“心脏”和德国的“头脑”结合起来，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当时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德国，1789年和1830年发生的社会革命使得法国资产阶级战胜了专制制度和封建贵族而取得了政权。然而，资产阶级领导层却是由银行家、交易所大王等所谓金融贵族和铁路、煤铁矿、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大土地所有者所构成的一个集团。他们把国家政权当作了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而力图把中产阶层和无产阶级排除于国家管理之外。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迫使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化”了的小手工业者和中产阶层日益积极地起来反对他们。在实际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不仅逐渐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而且渐趋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在巴黎的马克思不仅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传统，而且有了直接接触无产阶级的机会。大约从1844年4月开始，马克思同被流放到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创立的秘密社团组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成员有了交往，同时他也接触了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2]据普鲁士国家档案的资料记载，在1844年5月到1845年1月底，马克思经常出席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在宝座门文桑街举行的公开集会。关于集会的情况，警察局的一份报告里是这样描述的：每个星期日“常常有三十，一百或二百名德国共产主义者”在宝座门外由他们租下来的一个酒商的一所房子里集会。他们发表演说，公开宣传杀死国王，废除一切财产，惩办富人，等等。“几个阴谋家”在那里把那些贫苦的德国手工业者“引入歧途”，他们试图“不仅把工人，而且还把年轻的商人、商业代理人等等拉入共产主义运动”[3]。

除了同激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外，马克思同民主主义运动也有接触。例如在1844年3月23日，他同卢格、贝尔奈斯、李宾特罗普、巴枯宁、格·米·托尔斯泰、波特金、勒鲁、路易·勃朗、皮阿和舍耳歇等人一道出席了讨论民主宣传问题的“国际民主宴会”；在1844年7月底，他又同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前进报》的撰稿人魏尔、贝尔奈斯、亨·伯恩施坦等人密切来往，因有感于该报的民主主义倾向，他从这年的8月开始到年底，即到该报被封闭时为止，都为这个报纸撰稿，并愈来愈积极地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

（二）“思想交往”的新空间

巴黎不仅为马克思提供了直接接触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机会，这个被誉为“思想的弹药库”的地方还为他拓展了了解各种先进思想和思想者的新空间。在巴黎的短短15个月的时间里，除了作为工人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和民主主义者以外，先后和马克思有过私人交往的不同领域的思想家和社会名流有：海涅、伯爵亚·采什科夫斯基、海尔维格、科伦的罗兰·丹尼尔斯、荣克、蒲鲁东、《前进报》撰稿人格·维贝尔（医生）、巴枯宁、威·魏特林、卡尔·格律恩、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路易·勃朗、卡贝，等等。

在这些人当中，很多都同马克思有过长时间的、密切的合作。比如，著名诗人海涅是马克思在1843年12月底通过卢格结识的，马克思不仅十分欣赏他的才能，而且特别看重他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天才的洞察力，而海涅尊重马克思不单因为他是一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者，而且认为他在艺术方面也有着非凡的才情。因此，海涅和马克思之间以至扩展到两个家庭之间都保持着亲密的交往。此外，被马克思说成是法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蒲鲁东也是一样，他在居住巴黎时期经常和马克思会晤并彼此就黑格尔哲学展开“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关系由此特别密切；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在1844年的3月到5月间与马克思也建立了友谊关系；至于在马克思眼里是德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巴枯宁，在1844年的秋、冬季也与马克思经常会晤。[4]

与朋友们的个人交往和友谊，充实了马克思的生活、扩展了他的视野，也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他的思考，但很自然地，在日益了解了各自的思想状况和致思路向的情况下，彼此之间逐渐产生龃龉、矛盾乃至冲突和对立，对于视政治立场与理论观点为自己的生命的马克思来讲也是在所难免的。例如，他切中肯綮地意识到海涅对共产主义的害怕兼同情、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妥协、巴枯宁“半通不通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海尔维格始终一贯的自由主义信念等，所以，在巴黎之后，马克思和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就渐行渐远了；几乎是同样的原因，在这一年的3月26日，马克思写信给多年好友加同事——“自由主义的黑格尔分子”卢格，断绝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无论如何，与这些思想家曾有过的交往无一不在马克思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探索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

在所有的交往经历中，1844年8月28日前后恩格斯在从英国到德国途中到巴黎拜访马克思时两人共处的10天，对马克思来说是最为珍贵的。在这期间，他们不但一起拜访了法国文学泰斗格·米·托尔斯泰，马克思还决定推迟付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小册子的准备工作，而和恩格斯磋商出版二人合写的驳斥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著作《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后来定名为《神圣家族》）的计划，恩格斯当时就完成了自己承担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彼此之间迅速的、深入的了解，使他们几乎同时欣喜地发现，两人在一切理论领域的观点竟是那么的一致！9月6日恩格斯离开巴黎，10月12日前后马克思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第一封信，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了无论对于他们两人还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来讲都异常精彩且具有非凡意义的共同工作，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

（三）阅读、摘录与写作

显然，不论是与法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现实接触，还是与思想家们的交往，都是马克思为深入理解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创立自己独特的超越这一现实的理论所做的准备。在1843年1月《莱茵报》停办的时候，马克思就谈到，到国外去就是“想实现自己的写作计划”。1843年9月他在一封写给卢格的、后来在《德法年鉴》发表的信中，也谈到了他即将离开德国时的思想和立场，他写道：未来的情况也许并不十分明朗，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5]。本着这样的思想和立场，马克思在到达巴黎之后，在接触工人运动并以极大的热情与诸多思想家进行交流的同时，更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有关历史和经济方面书籍的阅读、摘录和研究当中。在巴黎15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刚去的第一个月和1844年11月中下旬的一段时间外，其余至少13个月中马克思基本上没有中断过读书与写作。

和马克思交往颇深且留存下诸多往来通信的卢格认为，马克思“头脑里有一项政治计划”，并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是：“马克思想首先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自然法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然后写一部国民公会的历史，最后批判所有的社会主义者。”[6]所以，在巴黎期间，马克思首先研读的是有关法国当代革命史的书。早在1842年7月到8月，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研究现代史（主要是法国革命史），马克思就已经读了一系列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并做了摘录。这其中有：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汉密尔顿的《论北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当马克思来到巴黎以后，他的眼光就迅速转到了法国当代的历史上来。为什么马克思这么青睐法国史呢？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所总结的，法国“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7]。

1843年底和次年初，马克思又先后研读了路易·勃朗的《十年历史》、路韦的《回忆录》、罗兰夫人的《告后辈书》、蒙格亚尔的《法国史》、德穆兰的《论法国和布拉邦的革命》，此外还有官方的议会报告、定期出版物，等等。为了撰写国民公会史，他还研究了巴贝夫的著作，读了勒瓦瑟尔的《回忆录》。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此前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应该由对社会的“副本”（Kopie, Копии）批判转向“原本”（Original, Оригинала）批判[8]的马克思真正开始了这一思想进程。在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述的影响下，从1844年3月起，马克思就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和写作工作。大约到8月底，他共研读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萨伊、德·西斯蒙第、欧仁·比雷和佩克尔等人大部分的著作，以及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威廉·舒尔茨的《生产运动》、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等单篇著述，并做了摘录和笔记。而在体察现实和研读他人著述的基础上，马克思又逐步产生了表述自己独立观点的想法。这特别体现在原来大段摘录他人著述的笔记本上，评论性的意见渐趋增多，到后来甚至发展为其个人思想的长篇阐释、系统论证和发挥。这样他便有了写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约在4月到5月，他撰写了后来被称为“巴黎手稿”中的“工资、利润、地租和劳动异化”部分，但没有写完。约5月至6月他又续写了一部分，还特别意识到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批判。

然而，由于实际生活与工作中杂事的不断干扰，使马克思不能长时间连续地潜心读书，原来设想的两卷本的撰写计划也时断时续。比如，前已提及的因在观点上的分歧导致的公开的冲突，3月26日前后马克思写信给卢格，声明同他断绝任何关系；鉴于在各报上出现的种种谣言，马克思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了《德法年鉴》不能继续出版的声明；5月1日，马克思的第一个孩子也诞生了；6月底和7月中旬，他给荣克写了两封信，尖锐地批评了鲍威尔从1843年12月起主编并出版的《文学总汇报》；7月28日到31日他写出驳斥卢格的论战性文章《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8月3日前后收到荣克寄来的几期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总汇报》，上面载有一篇针对马克思的文章《1842年》，荣克也在信中敦促马克思反驳鲍威尔，因此他决定予以驳斥，在9月初到11月初大致两个月的时间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写作《神圣家族》一书，11月底马克思就将手稿寄给了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勒文塔尔；此前的8月15日前后，他还写过《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最新官样文章的说明》一文；《前进报》的编辑工作和报刊上发布的科布伦茨总督责令边境当局逮捕他的消息也令他不能安心于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写作。

基本上可以说，直到11月底这种杂乱的情况才告一段落。其时马克思才又进入了规律的写作状态，完成了前一段没有写完的“工资、利润、地租和劳动异化”部分，并打算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还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分析和批判；撰写了“巴黎手稿”尚未完成的序言和《论犹太人问题》；12月又为《德法年鉴》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

从1844年12月到1845年1月11日法国内务部下令驱逐马克思和巴黎《前进报》的其他撰稿人出境为止，马克思又一直继续他的经济学著作的写作，并在1月底和在巴黎的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治商谈了出版两卷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宜，1845年2月1日签订了出版合同。

从马克思一生来看，现实中遭遇到的实际问题往往是激发其读书兴趣和圈定读书范围的最初因素，而对所读的著作，他又会首先依照自己的需要和思路或做细致的摘录或进行简要的评注。同时，其中重要的概念、关键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已有的理论中与他体察到的现实情形不相吻合甚至是相矛盾的地方，均会引起他特别的关注。以至于他不是阅读更多种的著作以进行对比和辨析，就是给出逻辑的推断和论证，最典型的是就此展开他自己的较长篇幅的阐述。这个过程既是他借助别人的理论而提高自己对许多复杂问题的认识的过程，更是他在这些问题上对别人的理论与认识的超越过程。更多的时候，这个过程还会以循环的方式延续下去，对同一本书的再次研读和摘录、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的或更深度的探究，在他那里都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因此，遭逢现实问题→阅读并研究别人的著述→对别人的理论和思路进行分析与批判→产生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且力求更准确地表述自己的看法→遭逢新的现实问题……如此周而复始大概就应该是马克思的读书、思考与写作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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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ARuge, Briefwechsel und Tagebltter, edPNerrlich, Berlin, 1886，S290.

[2]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但他在居住巴黎的整个时期都和这些组织保持着联系。

[3]《普鲁士国家档案·内务部》，Rep77，D10号。转引自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Ⅱ），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65。

[4]长期以来被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面而受到全盘否定的巴枯宁，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黑格尔分子”。在理论工作中他不断地寻求着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辩证法与生活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他在对辩证法的论述中注入了很多谴责妥协主义的激情，这也给1844年的马克思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5]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信（1843年9月）》，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ARuge, Briefwechsel und Tagebltter, edPNerrlich, Berlin, 1886，S342.

[7]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68~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该书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页）。我们认为，较之长期流行的“两个转变”（即“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的概括，这是解释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历程最为准确、到位的思路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