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英国哲学家艾耶尔说：“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古老问题的方式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1]艾耶尔之意是清晰明白的，那就是哲学的进步不在于问题的新旧，而在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
洛学是地域学派全国化的典范之一，它是由程颢、程颐共同开创的理学学派，因其长期居住并讲学在洛阳，故而得名。在近千年的理学史上，学派林立，而洛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中原因也是显著明白的，那就是洛学奠基者二程本人在理学建构中的开拓性和奠基性的作用与地位。南宋学者黄震言：“本朝之治，永追唐虞，以理学为根抵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2]当代学人冯友兰先生说：“濂溪、康节、横渠虽俱为道学家中有力分子，然宋明道学之确定成立则当断自程氏兄弟。”[3]陈来先生更进一步指出：“没有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影响就建立不起来，没有二程，朱熹的出现也就不可能，没有二程，就没有两宋道学。”[4]古今学者之论并非虚言，准确道出了二程的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切实而论，一方面洛学所标示的“天理”，为传统儒学确立形上依据，弥补传统儒学的短板，为新的学术形态的建构确立了根本依据；另一方面将此后理学的基本话语、范畴揭示出来，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本格局。换而言之，追溯理学的缘起，探究理学的发生，二程洛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逾越和忽视的。
正是缘于二程洛学在宋明理学史上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学界历来不乏对二程后学的研究，出现了诸多研究扎实、新见纷呈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二程的思想体系和脉络格局提供了丰富而有益的史料。然相对于当下朱子后学、阳明后学研究的火热和兴盛，程门后学[5]研究总体上显得过于沉寂和冷清。虽然这一领域已经引起现、当代学者牟宗三、何炳松、潘富恩、徐远和、陈来、向世陵、陆敏珍、刘京菊、王巧生、王宇等的关注和研究，然而截至到目前的研究，或失于宽泛，或不够全面，以致我们只能粗线条和轮廓式地把握二程洛学的流变，无法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二程洛学的传承、演变和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研究特质：一是以个体研究为主，缺乏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学术界当前的研究聚焦在“四大弟子”以及胡安国和胡宏等二程后学身上，忽视了其他弟子在诠释和发展二程思想方面的贡献；也缺乏从整体的角度对程门后学进行考察，没有注意到程门后学理论旨趣的总体趋向。二是集中在较有影响力的学派研究上。学界对程门学派的研究集中在道南学派和湖湘学派两大显学派上，而对其他学派如兼山、金代郝经学派等则基本忽略不计，且对这些同源异流的学派缺乏必要的比较，不能全面彰显二程思想的走向和差别，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地域学派研究对于厘清派别学术史主线及对时代精神的提炼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不过，它面临着横向比较的问题：对需要将不同学派间相似的学说加以分析比较的研究法而言，学派分类法显得不够直观，且由于叙述各学派主脉的需要，一些非正统的、在本学派内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而未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的，但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史而言却意义非凡的观点很容易被纵向性的学术目光草草带过。与此相比较，基于逻辑的分类虽然抽象性强，较为晦涩，但却较能理清学术史的脉络。”[6]三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借鉴不够。程门后学的思想在朱子、叶适、真德秀、黄震、黄宗羲、刘宗周等学者那里已有反思和评判。同时，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等借鉴西方哲学，对程门后学的思想有较为新颖的诠释和解读。当前学界的研究对他们的成果虽有所借鉴，但仍显不足。基于上述研究现状，且在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和深入的当下，程门后学研究仍存相当大的发挥和研究空间，这就需要我们转换研究视角，扩大考察范围，利用新辑史料，从思想的角度切入，扩大程门后学研究的范围，对程门后学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同时对古人及现代学者的观点进行充分研读，借鉴研究成果，突出问题在传承过程中的纷争和实质，以期更为厚重、更为深入、更为贴近历史原貌地展现程门后学思想的演进与发展，从而进一步充实和拓展洛学史乃至宋明理学史。
在研究思路上，本书不是概论式、泛化式的研究，亦不是思想史、学术史的简单梳理和再现，而是将程门后学看作一个整体，一个活的历史存在，一个思想分化与问题争论相互交织的学术共同体进行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以是时程门后学关注和探讨的学术问题为线索，依据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按照“渊源—推阐—建构—转化”的思想演进脉络，对程门后学思想的衍化与发展展开系统的考察，并着重借鉴以学术史、思想史为依托的研究视角，注重以原始史料为基础，既有宏观的整体考察，又有微观的具体比较；既有动态的审视，又有静态的提炼，充分利用文献考释、义理解读、思想演绎等方法，从中把握程门后学在传承与建构洛学中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论演进，揭示出程门后学思想衍化的内在逻辑、整体面貌、主导问题、义理内涵和演变脉络。
在研究方法上，台湾学者钟彩钧先生曾指出：“研究二程的思想，历来的做法，是将有关各个概念的资料加以归纳分析，更进而重构思想体系。”[7]也就是说，以往学界针对洛学的研究多采用静止的哲学史进路，借用西学的范畴论模式、框架去重新编排、组织相关史料，利用现代学术语言解读、诠释古人思想，且将思想抽离于所处的时代环境，虽有削足适履之嫌，但却便于我们最为直接简明地了解和掌握学者的思想内涵，也便于与西方哲学进行交流、融通和对话，成为时下学界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而这种方法的弊端亦是明显的，那就是千人一面，难以有深度、有脉络、立体而全面地展现程门后学错综复杂、多线交织的学术原貌。有鉴于此，本书在写作中，有意尝试避免和突破时下这种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深入原始文本史料，寻找程门后学思想演进历程中的脉络主线和问题意识。尤其借鉴当前学界关注的话语研究方法，进一步提炼和确定是时洛学所关注的核心道学话语，注重考察洛学学派话语的变迁，着眼于学术传承与思想演进，学派斗争与问题论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从而有理有据、有史有论地准确把握程门后学思想的差异与分化。
在史料择取上，本书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二程后学资料佚失很多，大多数重要的资料都已不存，已存的版本错乱，多无点校。如何进行正确的取舍，如何对材料加以分辨，是本书的研究难点。本书除了和既往学界研究一样，广泛使用二程后学的文集以及《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伊洛渊源录》《洛学编》等常见的学术史著作外，亦针对程门后学较多学者文献散轶的特殊情况，如谢良佐的《论语解》、侯仲良的《论语说》等，广泛搜集分布在各类文献中的史料，以期充实和完善程门后学的研究史料，如分布在朱子《论孟精义》中的谢良佐的《论语解》、侯仲良的《论语说》《孟子解》的部分史料，分布在卫湜《礼记集说》中的侯仲良的《中庸解》的部分史料等，这些史料的辑录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程门后学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具体研究中，亦突破学科壁垒，广泛采用文、史材料，通过文、史来补充和佐证哲学，力求在更为厚实的史料中寻绎出程门后学的思想体系以及理论蕴含。很显然，这种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助于我们获得新知，得出新论。除此之外，也积极吸收和利用现当代学界的研究成果，争取在前人既有的积淀上，循着前人的足迹，将程门后学的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界，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激活程门后学的研究。
在研究旨趣上，本书试图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问题和话语的方式，细化、深化乃至具体化程门后学思想的研究，力求客观地探索和回答二程洛学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门人和后学是如何传承与发展洛学的，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分化，这种分化又在学术史上产生了什么影响等具体问题，进而从更为宽广的视角寻溯早期道学话语的起源和形成。我们力图在这种具体而微的探索中，做到更为细致和深入，更为丰富和立体，更为接近学术真相，而这亦是本书突破前贤所必须努力的方向。
总体而言，本书主要从思想演进的角度，以个案与学派相结合的方式来探讨程门后学思想的衍化与发展。首先从作为程门后学思想逻辑起点的二程开始，再梳理和归纳程门后学对二程洛学思想的推阐、传播和发展，最后揭示程门后学的学术走向和思想转化。借以这样贯穿始终的逻辑结构，勾勒出程门后学思想的演进脉络，揭示出程门后学思想传衍的真实面貌，展现程门后学的思想特质。尤其是本书的研究业已表明程门后学思想的衍化绝非如已有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那样简单，而是呈现出多线并进，但明道一脉独盛[8]的学术局面。
[1] 艾耶尔：《20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2] （宋）黄震：《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86页。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三松堂全集》第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4] 陈来：《二程与宋代道学的文化意义》，《人民政协报》2017年4月10日。
[5] 一般而言，弟子主要指与学派宗师有直接授受关系的一代弟子，而后学则包含一代弟子、二代弟子、三代弟子等。就本书而言的程门后学，主要指的是二程之后、朱熹之前的程门后学，也就是所谓的从二程到朱熹之间。这样择取的原因是洛学经过朱子的整合，狭义的洛学已经很难说存在了。
[6] 王向清：《性之发端与尽心之始：先秦“心性之辨”的逻辑发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7] 钟彩钧：《二程心性说析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1年第1期。
[8]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编：《中国古代哲学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