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胡如雷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冻国栋

尊敬的赵书记、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来宾、同道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著名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长期执教的河北师范大学隆重纪念先生的九十诞辰，缅怀胡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在中国史诸领域的学术业绩，以继往开来，有着重要的意义。我谨代表中国唐史学会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胡如雷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大家，他毕生致力于隋唐五代史研究，并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和史学理论诸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可以说为中国史学界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仅就隋唐五代史而言，胡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自1955年以降所刊布的数十篇专论，几乎涉及了该断代的各个主要领域，比如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部门经济史、阶级关系、藩镇制度、士族类型、牛李党争，等等。仅从胡先生的三部学术论集《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隋唐政治史论集》《抛引集》书中的部分篇章，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其中胡先生关于唐代军制的研究、唐代租庸调制的研究、唐代两税法的研究等，迄今仍被视为隋唐史学界的重要著述。胡先生所撰著的《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两部专著，则被视为历史人物评价和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在学林影响深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先生以十余年心血所撰成的巨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这部著作的价值和影响，我认为确实不限于隋唐五代史学科，也不限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科，它的影响是远播海外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日本东洋史名家菊池英夫，在军事制度、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方面造诣很高，但同时眼界很高，所以他对日本史学界充分肯定两个学者，一个是大冢久雄，研究西洋史的名家，他是把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融为一体，构建成一套理论体系，被称为“大冢史学”，影响很大；还有一个叫藤田五郎，他研究日本史，吸收了大冢史学的一些优势，同时又借助他对日本史的研究经验总结出一种方法论，所以菊池英夫对这两位先生评价比较高。那么对中国史学界，他是从经济史的角度、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两个人，一个是王亚南先生，还有一个就是胡如雷先生。王亚南先生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非常深入，当然在经济理论界是有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带有启蒙经典的著作，在高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菊池英夫就提到胡如雷先生继承了王亚南先生的研究理路，同时有重大突破，所以他认为胡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它的体系性、逻辑性和严密性确实是超越前人。另外他也指出，胡著在对传世文献的掌握方面、对材料的审慎鉴别方面也是做得非常好。他就举出了胡先生对从西汉以来，实际上直到明清时期的文献，包括地方志，包括一些笔记小说运用得非常娴熟，并能将之和理论有机融汇在一起。这是外国人的看法，非常深刻。所以学术界把胡先生的著作称为“高举特色，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我个人认为，胡先生的这部著作，其中的某些看法或许还可商讨，一些材料也或有订谬之处，但我感觉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似乎还无人超越。北京大学的马克垚先生在1985年撰写了一部《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后来见到马先生，他说：“我是向胡如雷先生学习的，胡先生研究中国，我试图探讨西欧。”胡先生在这部大著里边，对于土地所有制类型及其特征的理解、对租佃关系的理解、对超经济强制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结构的认识，还有对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包括城市经济和城乡对立问题、行会制度、商业资本的历史特征等重大问题的阐述，我认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历史研究的每一步进展与理论的推进和新资料的挖掘运用是分不开的，以何种理论为指导是一个问题，而重不重视理论是另一个问题。仅就社会经济史这个领域来看，目前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理论确实是五花八门的，从制度经济学或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确实我们感觉到亚当·斯密提出交换经济的生产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道格拉斯·C．诺斯的产权理论，还有施坚雅的城市空间论，彭慕兰、黄宗智的小农经济论，似乎目前已经成为范式。那么我认为这些理论有可能在某些专题或者某一断代的若干层面上有助于我们思考或探研，但问题在于，一是这些外国理论大多是基于欧洲经验或者欧美经验；二是我们国内有些学者在沿用这些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生搬硬套和强加比附的问题。而胡先生这部著作，我认为它是植根于本土，它是切实依据或者观照中国的具体史实而获得的认识；同时胡先生的分析是基于他对相关重大问题长期思索和探究的基础上获得的，我认为胡先生在著作中体现出的敏锐观察力和达到的理论高度确实在同辈学者中是很少见的。读胡先生的著作，我个人总是感觉到一股强大的逻辑力量，令人醒悟，也令人震撼。

胡先生还密切关注新资料的动向，并加考论。比如他围绕吐鲁番文书撰写十六国时期的租佃契约关系，围绕敦煌所出的判牒文书探讨社会经济状况，另外还有《也谈“自田”兼论与唐代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贾案〉 中的物价史料》等都是用新资料进行研究。在这些利用出土文献所探讨的篇章里同样体现出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洞察力，也都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以上从一些侧面可以体现出胡先生治学领域之宽广，学术目光之敏锐，探研问题之细腻，确实是令我们感到敬仰。

胡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生前所培养的数届研究生已经成为所在领域的学术中坚，这确实足以告慰胡先生的在天之灵。胡先生还曾长期担任中国唐史学会的领导，从副会长到会长，在他担任唐史学会主要领导职位期间，大力扶持青年学者的成长，沟通中外唐史学界之间的交流，为中国唐史学会的壮大和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胡先生的学问、学术业绩和学术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史学界包括唐史学界存在着几种倾向：第一个是跟风，我刚才也提到套用某些理论，削足适履，驾控论证，似乎很热闹，但曾经有不少前辈和我谈到，有可能他们热闹一阵，但也有可能各领风骚几个月，几年都谈不上；第二个倾向是大多是以微观课题为取向，当然这点是应该肯定的，这与唐史研究的日益细密化、深化是有关联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或许与目前的考评方式、评价体制也是有关系的。研究小的东西好出成果，如今考评体系就一个量的利益，非常糟糕。比如现在墓志铭研究非常热闹，但我们也注意到，确实真正的功夫，比如近代的金石学大家，从王昶《金石萃编》到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再到叶昌炽的《语石》，现在的墓志研究，真正的功夫没有达到这些人的水平；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反思，2004年余英时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这个在中国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几个大学、机构曾经办过好几次所谓中古史的再出发，文史哲治学的再出发等，从面上看来好像是超越，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回避了对重大史学问题或主流课题的探究，似乎都在那一亩三分地，而大问题已很少有人问津，这确实是非常值得忧虑的问题。因此我认为，第一回归学术本位，关注解决主流课题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第二就是关注理论，特别是本土的经验和理论，或者在具体问题的探究上能够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同样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或者课题之一。过去我曾经在不少场合说过，我们学术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在前贤已有的基础上进行的，继承与创新是一个永远绕不过的大课题，而创新的前提便是继承，没有继承，所谓创新、所谓再出发就成为伪命题。因而我认为认真梳理胡如雷先生留下的宝贵的学术遗产，努力学习和继承胡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将隋唐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乃是对胡先生九十诞辰的最好纪念。

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注：本文是根据冻会长在大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因未能联系上作者审订，如有整理不当之处，编者当深深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