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忆胡如雷先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胡㦸

胡如雷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前辈学者，年长我15岁，享年72岁，已少我两岁。1952年，他在院系调整前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这一年龄层的历史学家，正是我提出讨论并在1998年扬州第六届全国史学大会上讲的，20世纪后半期史学界出没出大师的第一梯队人选。结论是讨论中提出的首选人田余庆先生，他自己说不是，那么往下也都不是了。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是为什么？

我在1992年谈这个问题时，有位日本学者，记得是妹尾达彦先生，替我担心：“胡先生，你这样说不会得罪人吗？”我说：“我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后来不光是史学界，整个人文社会学界都不出大师几成共识。要回答这是为什么？我的回答是学术环境的问题，“框框多，限制多，挨整的时间多，研究的时间少。总是要违心的讲话，那学术怎么搞”。现在研究胡如雷先生的学术经历，有一定典型性，能给我们一些新的认识。

1986年胡如雷先生担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时，我任秘书长，所以交往比较多，晤谈也很亲切率直。1989年10月学会年会我没能参加，翌年，胡如雷先生亲口告诉我，为了保留我的理事，那届年会没有改选。所以我那第四届中国唐史学会理事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南开大学的刘泽华先生因此对中国唐史学会倍加赞扬。这件事当然是胡如雷先生主持办的。在那有人提出要将我开除出唐史学会的时候，他还能这样办，显然是很不容易、很仗义的。

胡如雷先生也跟我说过他那个著名的甜辣故事。他是阎锡山的亲侄子，阎锡山离开大陆时，跟他说可以资助他去美国读书。但是胡先生说，他看过共产党的小册子，相信共产党，愿意留下来，没有走。胡如雷先生家在西安有些旧房产，他曾经让我帮助查资料，想法要回来。如果能办成，一半给唐史学会做经费。那是几十间办厂的房子。我去查过旧报纸，查过档案馆，找不到能说明产权的直接证据。他也托过当副省长的一位学生，也不行。最后好像只拿回两三套房子。可以讲的故事还有一些，这里主要谈谈对他勤奋一生致力于学术的认识。

胡如雷先生是一位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虔诚学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一位20世纪下半叶那个历史阶段中国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我们今天怎么看他的学术成就呢？对他下了很大功夫的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成果暂且不谈，只谈他在理论方面的探索。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他留下的不多的几部著作之一，似乎是想用马克思写《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从理论上诠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他所以写这本书，也是受到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上王亚南先生的课，读王先生的《中国封建地主经济论纲》等书，“萌动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念头”。在他写的《回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生活片段》一文中说了这件事。另外，他的《抛引集》里收有十几篇文章，记录他一个一个地遍谈那些年代里学术界涉及的理论问题。

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点滴体会》一文里，自己总结那四十多年“在坎坷的道路上暗中摸索”,“教训是惨痛的”。说“在运用理论研究历史的经历中，我大概可以分为如下两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及中共党史这几门课的基础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原著时……把经典著作中的每一篇论著、每一个结论都看成是讲普遍规律的，认为其中的每一个论断、每句话都可以在文章中加以引用……犯了幼稚的教条主义错误……在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下，我一度认为一篇论著引用的经典语录越多就说明它的理论水平越高，怀着这种看法学习经典著作，就不免流于埋头寻找可引用的段落和句子，大量摘抄下来以便写文章使用，或者说是利用经典作家的话来证明自己所作结论的正确性”。

他说这样做是“腐儒死章句”的做法，贴标签式的庸俗方法，是用经典语录装潢自己的文字。其实那时候我们20世纪50年代上大学的一代人，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原因一是无知盲从；二是怕犯错误挨批。而将《联共（布）党史》当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材，是我们那两代人共同的悲哀。

我是1959年进北大历史系读书的，一进校门的第一课，是学校里批马寅初校长，历史系批人大的尚钺教授。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有违毛泽东说的人多，热气高，干劲大，被批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尚钺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可他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1840年画线，有割断历史的危险的话，有违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论断，被批为修正主义。这第一课就是杀威棒式的警告，不能越雷池一步，就怕马列毛著作中哪句话没看到，说差了犯错误，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而后盲信阅读大量灌输的结果，越来越自觉不自觉地宗奉。那时党性科学性问题的教育，科学性要服从党性，也助长了盲从到个人崇拜的迷信。独立思考，荡然无存。

胡如雷先生算是先知先觉，他到了20世纪60年代时，已“开始发现过去的这些学习方法和应用理论的方法很不妥当”,“于是渐渐把注意点转移到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方面来。这样一来就在思想上开了窍，自己感到茅塞顿开，于是在学习理论和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方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记得 ‘文化大革命’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每天读一个小时的经典著作……是为了经常使自己的思路跟着经典作家的思路跑一跑，在潜移默化中从认识方法论上提高素养。”

很肯定的是，胡如雷先生早已经注意到，那时候的“新技术革命”“信息社会”“跨国公司”“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所以强调：“我们应当运用列宁分析帝国主义特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却不能以“腐儒死章句”的态度看待那五大特征。可见他对新事物的出现非常敏感，能想到应该与时俱进的改进研究。不过像许多国内学者一样，他也未能注意到国外，包括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动态，也就跟不上世界学术的发展。在“反修”的政治大环境里，更不可能“扬弃”列宁的立论，去讨论过去近百年了，资本主义为何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把“观点”停留在一个世纪或一个半世纪前的经典作家那里，是所有人麻木中无奈的选择。胡如雷先生过早地过世，又十七年了。如果能活到现在，我想他一定会有更新的思考——我这里只能说更新的思考，还不能说更新的作为——但有良好学养的学者，是会不断进步的。

在《抛引集》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86年的《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里，胡如雷先生明白地讲“发展”，大胆引用我们熟悉的马恩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方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并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人。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当年我收到胡先生赠书，看到这里，重温了过去读过的书，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正是巴黎公社原则这样的深邃内容，建立起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也在上课、写文章的时候，一再重复这段可以视为两位经典作家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训的话。在今天，我们想筑起反贪腐的堤防的时候，不提这两点，岂非缘木求鱼。胡如雷先生的文章在这里就说道：“现在回过头来考察七八十年来的历史，很多问题都是没有很好贯彻这两条原则造成的。”说得何等好啊！

胡如雷先生不是做纯书斋学问的人，他对现实的关怀时有表露。他说：“历史研究还能不能在理论上，在较高的层次上，在广泛的范围中，对当今的人类进步起较大的作用呢？”收在《抛引集》里的《一个值得努力研究的重大史学课题——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发展效益问题》提出：“在人类历史上，进行宏观考察时，也能够发现：有的时候，人们付出的代价并不很大，历史发展却比较顺畅；有的时候，人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社会进步却极其有限，甚至毫无进展。有的时候还出现过历史的暂时倒退。个人感到代价的大小与社会发展的多少、快慢之间，并不总是呈现正比例的函数关系，其间也存在一个效益问题。我遂把这一概念姑且名之为 ‘社会发展效益’。”显然是对“大干苦干”“挑灯夜战”的“大跃进”结果造成生态大破坏的大饥荒，和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反思，体现了胡先生带着时代的关怀研究历史的情怀。我把这篇文章收进我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养丛书 史学名篇》里，同学们读了都很喜欢。要是真有人能做一下《中国历代社会发展效益问题的比较研究》，那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吗？近年我还参加国家的社科项目评审工作，感到怎样选做有价值的题目，现在都是大问题。

这里我想实事求是地讲，胡如雷先生在他生活工作的那些年代里，受到环境的影响，思想的禁锢，局限也是很大的，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不例外。不说评法批儒那些连篇累牍的烂文章，就说贯彻阶级斗争史观的问题，把它解释成：“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停地划成分，搞运动，层出不穷地抓各种分子，地主儿子、孙子几十年都不得解脱。把人分成不同阶级，于是国内不下法国、德国全国人口总量的人成了贱民，对不下数千万的公民按出身成分而不是按本人的好坏善恶是否犯法就实行专政。这样用阶级斗争来治国的方法，绝不可能是一个依法治国的法治社会，造成几十年里数以亿万计的人无辜地陷于悲惨生活。而我们在课堂上，在教科书里，用阶级斗争来诠释历史的全部，为那无法无天的治国论作伥，害人害己，损害国家民族，毒化社会生活，起了推波助澜的很坏的作用。这是我们几代史学工作者应该扪心自问，深刻反思的罪过。

史学理论问题，是我们治史必须特别关注的。在胡如雷先生去世前后那些年，我大胆讲“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巴金式的反思和拨乱反正在史学界还没有真正开始。2002年，我应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了题为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史学理论动向的讲座。主持人叶文沁教授听了以后说：“我明白了，胡先生是要改造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她还真是听明白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我们学的应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哪些是真马克思主义？哪些是假马克思主义？哪些是已经过时的，应该有修正的，甚至是马恩生前自己已经修正的，还有哪些如曾奉为圭臬的《联共（布）党史》，已经定论为伪史，应该批判的。不如此，我们怎么恢复马克思主义生气勃勃的生命力！

我在2004年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又讨论我们这几十年来，在历史教学、历史论著中传播的历史观，对国家观、民族观、阶级观、革命观、战争观、文化观、宗教观、价值观的评价体系，都提出了商榷质疑。譬如在那些年的历史研究中，一般都会将过去说的“反乱”“寇乱”美化为“农民起义”，显然有为阶级斗争动力论凑数之嫌。因为毛选中被视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性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定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条铁则。胡如雷先生也因循说：“农民起义的规模越大，打击敌人越沉重、有力，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显著，这也是规律。”应该质疑的是，既然中国历史上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农民大起义，但是两千年下来，还是“一穷二白”，动力的作用在哪里？那一次次造成数以百千万计人的死亡的悲剧，国人减损三分之一甚至过半的浩劫灾难，真是伟大的动力和中国的骄傲和光荣吗？

我在大会发言中明言，那些盛行一时的历史观，并不正确。我们过度赞扬暴力，笔下带血腥。历史学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讲真话，人性化。而要拨乱反正，对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期望的不就是马克思说的：“当你能够想你所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然而至今，我们是不是还有想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写，写的不能出，出的不能播的层层限制？我们还养了多少当年打刘绍唐为右派，几十年后还在台上整所谓“自由化”的书报检察官！马克思早就讲过：“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最恶劣的。”这一条为什么一直不贯彻，至今还愈演愈烈！

大学讲坛上的学术自由，担当一个民族的思考，社会进步的推动，未来光明的探索。所以应该好好想想恩格斯为什么一言以蔽之，认为马克思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那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我们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就在于解放全人类，一切人得到自由发展，而其前提条件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如今我们也把自由纳入核心价值观了，怎么具体贯彻呢？就像胡如雷先生说的：“在理论和形式上，没有人反对公民的普选权和罢免权，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才能使之真正行之有效呢？为什么在普选制下竟然会产生终身制呢？这正是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当然理论问题是长期困惑我的问题，远不是我现在有能力一次说清楚的。胡如雷先生用毕生的精力探索过，他不大成功，我们也难成功。但还要一代代继续努力，直到把如今宣扬的和谐、宽容、正义、双赢的理念，真正落实到国内外的政治生活和我们的学术工作中，用以告慰我们永远怀念的陈寅恪、汪篯、唐长孺、王仲荦、田余庆、胡如雷等前辈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