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总的认识，包括人们关于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自然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基础，自然观的改变必然导致价值观念、心理情感、思维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文学创作。本书从魏晋新自然观的兴起入手，研究魏晋自然观与诗歌新变的关系。

本书分上编和下编，上编论述魏晋自然观的流变，下编论述魏晋自然观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上编对魏晋自然观发展的重要节点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形成了对魏晋自然观演变的总体认知和定位。从哲学分析的维度重新厘清了从汉代到东晋的自然观变化历程，从逻辑角度分析其内在理路和发展趋势。书中通过对两汉魏晋诸家思想的研究，勾勒出由汉代到两晋自然观发展的过程。

董仲舒以其“元论”确立了汉代自然观的基本秩序架构，即以天、地、人为万物之本，强调人随天道终始而绝于万物，以天人相应为基础，提出天止人继的自然观，规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使命。王充取消了“天”的目的性，以“天道自然”消解了董仲舒天人关系中的伦理要求，以万物禀气、禀气得性构建了新宇宙图式。宋衷、王肃的易学，突破了汉代的象数传统，为王弼开辟了先路。“太和浮华案”所反映才德之争、名实之争，以及浮华士风与形上风气的形成，反映了思想转型期激烈的斗争。

王弼将本末体用的思想方法体系化，以“无”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赖以存在的规定性，宣扬崇本息末、以静制动、有情无累、得意忘言，成为玄学事实上的开创者。嵇康以黄老养生之术为出发点，结合正始玄学的思维方式，塑造了守一无措、足性无累、高举逍遥的人格理想，建立了心物二分、“感天地以致和”的审美论。阮籍将庄学引入元气论，以“一气盛衰”为基础，推崇精神本体，提出“道不若神”，在玄学自然观中加入了理想化的、精神化的、审美化的因素，丰富了玄学自然观的内涵。

郭象的玄学理论是魏晋玄学的最高峰。他认为，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是一种无条件、无目的、无意识的“独化”过程。当这种“独化”过程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呈现时，表现出的就是个物的“自性”。个体只有顺于自性、足于自性、止于自性，才能达到自然，实现自我的满足。

郭象认为，人类主客两分的对象性划分使人失去了其自在的地位，只有消泯主客体之间的差别，放弃对象性的认识，才能实现自我的“性之极”，才能超越人类认识的局限，真正认识自然。郭象对命运“必然的偶然性”的描述，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对于生命际遇的重新思考；郭象“各适其性”的逍遥观，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念；郭象“冥合”的认识方法，为人与山水自然的交流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郭象所描绘的“玄冥之境”，为美学的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

郭象之后，自然观发展转向儒道合流。葛洪以其“玄论”和“天论”兼宗儒道，建立了兼“得道”与“匡世”于一身的圣人人格，“泰尔忻然”与“居平味澹”一体两面的情感观，以其“修之于朝隐”的出处观为晋人“身名俱泰”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书的下编分析与探讨了魏晋新自然观的思想流变。

渡河和游池反映了人与空间的关系，二者分别代表着“原生自然”与“社会化自然”，“河”代表着对社会化的反抗或阻碍，反抗表现为隐士之地，阻碍表现为空间之隔。“池”则代表着自然的社会化，代表着道德伦理和社会关系中和谐的一面，象征着乱世理想。二者在后期共同脱去了伦理象征，变为审美的对象。“高树悲风”反映了人与时间的关系，是个体自觉与时代悲音的结合。这种结合经过玄学思潮的洗练，脱去悲情，化为陶渊明诗中新自然观下“翼彼新苗”之风。“黄鹄与黄雀”代表了人与命运的关系，无论是作为道德的象征还是作为力量的象征，黄鹄、黄雀在汉魏时代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离别之悲与忧生之叹，黄鹄与黄雀的不同选择代表着人生价值观的重大改变，从高张道德到恋生惧死，再到随波逐流，再到化道德为精神、化悲哀为审美。

在生死问题上，汉魏之际自然观的转变使得人类丧失了高居万物之上的主人地位，丧失了“以人继天”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开始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加以思考，开始悲哀于自我存在的孤独与无常，这种思考转化为诗歌中的“汉魏悲音”。玄学的兴起使得诗人开始在无常与变动背后寻找稳定永恒的本体，寻求自我与永恒的契合，寻求精神的自由与超越。这使得诗歌中的悲情因素被冲淡，转而成为诗歌中的“郢人难求”。两晋的士人们面临着理性与情感的矛盾——玄学自然观要求他们面对生命、人生的变幻时保持平常、自然的心态，但直接的经验性感受却使得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冲突体现为诗歌中的“庄缶可击”。随着玄学自然观逐渐落实为士人们的人生实践，随着东晋玄学与佛学的合流，诗歌中的情感抒发终于至陶渊明而完全扭转了悲情曲调，开辟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新路径。

在出处问题上，“出”意味着融入体制，“处”意味着疏离秩序，而自然往往是处士重要的归宿之地或隐退之因。出处之间的矛盾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士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理想。出处观念在魏晋诗歌中的发展，是一种人与自然合—分—合的螺旋上升过程。隐逸诗由被动的避乱之隐转向主动的抗世之隐，再转向注重逍遥享乐的园林之隐，再到出处合一的朝市之隐，再到沉迷山水的田园归隐；游仙诗从酒会仪程之诗，到注重道教的养生，到渴望超越现实的自由之游，再到精神的本体之游，再到玄道合一的悬置之游，再到与隐逸、山水合一的情志之游。在这些转变中，无不反映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在情理问题上，自然观不仅影响了诗歌内容和诗歌情感，还影响了诗歌的写作方式。嵇康诗歌是“趋静”的物象与“虚静”的主观心理的结合，是诗歌由“抒情”转向“求意”的先声；而阮籍则改变了传统诗歌感物式的抒情方式，把原本线性的时间结构变成了超越现实时空的立体结构，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辐辏式”表达。这些都是抒情诗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玄言诗的问题则在于玄学本身精密的逻辑性与玄学推崇的认识世界的非逻辑方式之间的内在矛盾，在于玄言诗追求的是智力提升的理性快感而非目击道存的生命快感，故往往脱离了仰观天道、追求精神自由的本色，成为昙花一现。玄言诗的精神内核为山水诗所继承，在重直觉、重领悟的审美情趣支配下，诗人们从“以言传意”转向“以象传意”，即由概念和典故转向可以体现玄道的物象，促成了山水诗的形成。

本书以哲学为经，以文学为纬，通过对理想人格、人生价值、时代心理、情感变迁、思维方式等论述，在自然观与诗歌新变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在论述时采用以问题为中心，以思辨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据的原则，对魏晋诗歌发展中的新因素在自然观层面上作出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