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依据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

全球变化，即全球尺度的地球系统功能的变化，是由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在改变自然环境的同时，全球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科学地分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性质、形成的原因、变化的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评估其社会经济影响、提出合理的对策，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全球环境变化问题是当前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1]

全球性环境问题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学科分界，出现了“地球系统”的概念。地球系统由一系列过程构成，是地球系统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由物理、化学和生物三大基本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与地球环境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的复杂的非线性的多重耦合系统。2003年，IGB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正式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其阶段性目标之一“跨学科研究（包括过程研究）仍是全球变化研究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学科议题，并采取更为综合的方法”[2]。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早已指出，历史地理学是地球系统科学若干子系统之一，“以研究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界变化为主的历史地理学，正是应该包括在地球表层学这个巨系统之中的一个子系统”[3]。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和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人类活动与地球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基于目前全球变化和科学性发展的最新发展趋势，历史地理学以历史上的人地交互作用的时空特征为核心，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4]

在最近二十多年全球变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国际学术界特别关注人类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干扰了全球环境，以及全球环境在发生变化之后会对人类生存产生多大影响，并将这种干扰和影响通称为“人文因素”[5]。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拥有辽阔的疆域、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以及漫长的文明发展历史，因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具备“文理兼备、时空交织、通贯古今”的学科优势。近年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在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他们提出建立高分辨率环境要素序列与时空特征分析；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适应研究与不同地域适应模型建立；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等问题是目前历史地理学的重点研究领域。[6]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IGBP和IHDP（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联合发起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研究中，特别将“过去300年中，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覆被”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单元，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人文因素是什么”列为重点问题，并强调：必须利用各种手段恢复过去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详细历史。[7]土地利用（land use）是人类根据土地的特点，按一定经济和社会目的，采取一系列生物和技术手段，对土地进行的长期性或周期性的经营活动。土地覆被（land cover）是指自然营造物和人工建筑物所覆盖的地表诸要素的综合体。土地利用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不同历史时期土地覆盖变化的最直接和主要的驱动因子，其变化无论是在全球尺度还是在区域尺度都不断导致土地覆被的加速变化。2003年，IGBP进一步提出了土地计划项目的重点研究内容，并且进一步提炼了相关科学问题。新一轮的全球土地计划（GLP）聚焦土地系统变化研究，强调不同尺度人类行为与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增进对人类活动的全球变化影响的认识。[8]

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表明，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研究必然要区分自然影响和人类作用问题。同时，需要从多角度、多层次综合观察与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变化，从而总结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规律。在空间上，应重点选择环境演变敏感地带或区域；在时间上，选择不同时间尺度内人类活动的特征时段；在内容上以解决综合性问题为主，即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基本方式、程度，自然环境变化的机制、原因、影响评价及趋势预测，尤其注意自然界的突变和人类政策调整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和结果。

综合以上科学研究前沿问题及研究方法，本书选取生态环境敏感地带“天山北麓地区”作为研究区域，截取人类活动的特征性时间段“18世纪至1949年”作为研究时间尺度（见后文对时空尺度的论证），探讨这一时空范围内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变化的基本方式、过程，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及其机制，注意自然界的突变和人类政策调整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和结果。

土地开发活动包括土地开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人口迁移与变化、耕地面积的增长变化等问题，进而引起区域自然环境的变化。土地开发活动是18世纪至1949年间天山北麓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深入探讨这一时间段内区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土地开发活动，使天山北麓地区人工绿洲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使绿洲生态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出现河流断流、湖泊干涸、草场退化、土壤次生盐渍化、环境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降低等生态环境问题，人地关系愈加紧张，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9]2000年以来，政府在天山北麓地区规划了“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计划，并被列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优先扶持发展的地区[10]，后来“天山北坡城市群”又成为国家“十三五”时期推动建设的19个城市群之一。因此，天山北麓地区面临着如何保护和改善已经恶化了的生态环境及如何制定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开发策略的双重紧迫任务。[11]

认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及其作用机制是制定理性的区域开发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前提。因此，本书将选题的视角定位在“过去300年中，人类活动如何改变了土地覆被”，结合近50年来天山北麓地区环境变迁研究的成果，深入认识天山北麓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变迁过程及相互作用机制，为制定区域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二 研究区域时空范围的确定

研究区域时空范围的界定主要是根据区域自然地理特征的一致性和人类活动的特征时段来划分的。生态环境脆弱区是指环境要素发生变化，极易对人类居住条件、生活方式和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产生较大影响的区域，它本身的变化既是全球变化的一部分，又受全球变化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它比其他地区更为敏感，甚至具有“预警”意义，通常被认为是开展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关键区域。天山北麓地区位于我国西北中温带干旱区，属于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为环境演变敏感地带，可以称之为开展人类活动与地球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研究的典型区域。

（一）时间范围的选定

人类的土地利用方式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游牧活动方式相比，农业的出现和农业区的扩大是人类对自然环境作用加强的表现。在18世纪中期以前，新疆天山以北地区长期以来一直为游牧区，游牧是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只在极少地方有粗放的农业耕种。但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将新疆纳入版图之后，天山北麓的游牧民族大都向更西、更北部的地区退缩，清政府开始在天山北麓地区驻兵、屯田以达到巩固其政权的目的，从而使得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取代游牧方式，农业绿洲迅速扩大，地理环境面貌为之一变。[12]自此之后，天山北麓地区进入农业土地利用为主的时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本书以18世纪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探讨土地利用方式如何由游牧转变为农业、农业土地开发如何在区域范围内逐步展开及其对区域环境变化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机制。1949年以后，天山北麓的土地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规模、程度、影响的深度等都远远超过前一时期，属于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新时段。因此，本书研究的核心时段截至1949年，但是并不局限于这一时间点，在深入分析研究主题时，经常突破这一时间界限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

（二）区域空间范围的界定

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区域空间范围的界定既要考虑自然地理特征的整体性，又要考虑人类活动影响的相似性和一致性。

清代中期以前，北疆地区大多为游牧区。18世纪中期，清统一新疆以后，着重推行农业开发，天山北麓地区出现了大片的农业区，随着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这里的自然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18世纪中期至1949年，天山北麓农业开发的重点区域范围是清代设置州县制的地区，即本书界定的东起伊吾西至沙湾的天山北麓中东部地区，东西长约900千米，在行政区划上相当于今天的伊吾县、巴里坤县、木垒县、奇台县、吉木萨尔县、阜康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石河子市和沙湾县，地域面积总计15.9万平方千米。在18世纪至1949年间这一区域范围具有明显的区域整体性和发展的连续性。

三 相关研究综述

（一）研究概况

现有研究成果中，大多以新疆作为研究的区域范围，揭示新疆范围内的土地开发过程和环境变迁问题。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对于清代以来天山北麓农业开发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较早期的研究著作有王希隆的《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方英楷的《新疆屯垦史》（下）、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等。[13]这些著作对清代以来天山北麓的农业开发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详细梳理了农业开发政策、屯田制度、农业开发区的形成等问题。其中，王希隆对不同屯田形式制度的研究，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西北屯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的研究全面描述了新疆农业开发的过程，并且深入探讨了农业人口的迁移、天山北路农业区的形成和扩大等问题，是新疆农业开发史研究方面的力作。其后，学者们不断深化对清代以来天山北麓农业开发活动的研究，深化了对开发组织类型、开发政策、粮食产量、赋税制度、农业技术等方面的认识。[14]总之，以上研究成果厘清了区域开发史的基本脉络，奠定了本书开展天山北麓土地开发过程研究的基础。

其二，关于清代以后新疆聚落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直较少。张建军的博士论文《清代新疆城市地理研究》是系统研究清代新疆城市地理的第一部著作，其中对清代新疆城市的出现、形成、城市规模、城市形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5]近年来，黄达远、何一民进一步研究了清代以来新疆的城市发展与分布特点。[16]此外，阚耀平、阎东凯研究了移民与聚落名称形成的关系。[17]

其三，人口史方面的研究。清代以来新疆人口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乾嘉时期人口迁移研究，而且偏重于对屯田人口的研究，民国时期的人口史研究较少。至于人口规模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华立在《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一书中估算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前后天山北路的农业人口[18]；张丕远在《乾隆在新疆施行移民实边政策的探讨》一文中，利用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估算了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巴里坤两区迁入的农民人口数[19]；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中，重建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四十八年（1783）、嘉庆十一年（1806）三个时间剖面上乌鲁木齐地区（迪化州和镇西府）人口规模。[20]以上研究深入探讨了天山北麓的农业人口，即编户人口的迁移、规模及人口增长情况，为本书展开区域总人口变迁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奠定了深入探讨区域人口规模及人口增长速度研究的基础。

其四，环境变迁研究。清代以来天山北麓的环境变迁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学者们利用树木年轮、湖泊沉积分析、冰川资料等重建了近500年来北疆的气候变化过程，揭示出天山以北的气候变化呈现出冷湿期和暖干期交替变化的规律。[21]这些气候变化研究为本书探讨环境变迁的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是对生态环境变化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樊自立等人的《天山北麓灌溉绿洲的形成和发展》，阎顺的《天山北麓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信息》、封玲主编的《玛纳斯河流域农业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等。[22]这些论著着重于研究1949年之后生态环境的变化，对1949年之前的研究比较概略。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为本书“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研究”提供了时间前后对比研究的基础。

其五，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农业技术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深入探讨了农业技术与环境的关系，以独特的视角研究环境变化，为环境变化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23]此外，关于清代以来天山北麓的引水与分配制度，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讨论。[24]

综前所述，前人的研究在屯田开发、聚落变迁、历史人口、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变迁、农业技术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本书集中研究天山北麓土地开发和环境变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概括而言，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不足：

其一，缺乏典型区的深入研究。目前新疆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多是以整个新疆区域范围作为研究对象，这样虽然从宏观上认识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但是无法深入认识具体典型区域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

其二，对乾嘉时期天山北麓土地开发活动的研究较多，提供了深入认识乾嘉时期土地开发活动的研究基础，但是关于乾嘉以后区域开发活动的研究较少，无法通过较长的时间段研究、对比分析人类土地开发方式、强度的变化及其对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

其三，针对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极少。定性研究为认识天山北麓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研究前提，只有结合定量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判断人类活动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程度及其变化过程，与现代区域环境变化研究的结论进行对比分析。

其四，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的单一要素研究较多，区域综合方面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对天山北麓的土地开发或者生态环境变化等单要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缺乏区域的综合研究，从而影响到对天山北麓土地开发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的变化规律的总结和区域人地关系发展过程的整体把握。

其五，历史时期人口、耕地与现代以来的区域人口、耕地的研究内涵不一致，已有研究较少考虑到这一问题。对乾嘉时期天山北麓人口变化的研究，多关注户民人口迁移与数量变化，并未涉及驻防官兵及其眷口人数、商户人口等，不属于区域总人口的恢复和研究，因此无法与近现代以来的区域总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对比研究。此外，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所致，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耕地面积数据也并非真实的耕地面积，需要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其进行校正，才能与现代以来的耕地面积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进而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开发的强度及其区域差异变化过程。

因此，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都亟待对天山北麓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本书选取1757—1949年这个特征性时间段，以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作为研究主题，关注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人口迁移、土地开发方式及规模、区域河湖水系的变迁等问题，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定量的分析与研究，结合气候变化研究及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成果，揭示1757—1949年间天山北麓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推动干旱区环境变化的人文影响因素问题的深入。

四 研究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书研究主题为“天山北麓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研究（1757—1949）”，研究的思路是：在既定区域地理环境中人类如何选择生存方式及其对环境影响的力度有多大；区域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区分环境变化的人文影响因素和自然影响因素，揭示环境变化的人文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因此，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土地开发与行政管理政策——揭示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人口规模与耕地规模——揭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力度；河湖水系变迁——反映环境变化的过程及人类活动影响的过程与机制；最后分析区域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关注自然界的突变和人类政策调整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和结果。

1.区域土地开发与行政管理政策的变化

区域土地开发与行政管理政策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在特定的区域地理环境中，人类如何认识环境、选择怎样的生存方式，以及人类社会的区域管理方式，包括土地开发思想和政区沿革两个方面的内容。土地开发思想是人类结合区域自然状况和社会历史背景而形成的，它决定了某个时期土地开发的方式与程度。政区沿革是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而且政区的废置与土地开发有密切联系，反映了区域土地开发的程度及土地开发的新动向。

2.1757—1949年天山北麓的人口和耕地变化

人口与耕地是区域土地开发对环境影响程度的两项重要指标，它们的关系协调与否，直接影响着区域人地关系的发展。人口和耕地的增长变化、分布差异也直接地体现了土地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力度和区域差异。尽管载籍人口数字和亩数与实际的人口和耕地面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这些数字毕竟是时代的遗留产物，为本书重建时间剖面上的区域总人口和耕地面积提供了基础。

耕地面积的数量及其变化反映出不同时期天山北麓地区农业绿洲的规模及其变化过程，是反映地理景观面貌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需要重点阐明的是，为了衡量土地开发过程中人口数量变化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判断环境变化中人文影响因素（其两个重要指标即人口和耕地）的作用，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尽量复原统一时间剖面上的所有人口数与耕地数量。为此，在载籍人口数与亩数的基础上，本书用大量篇幅进行了人口数量和耕地数量的重建工作。虽然，从严谨的历史学角度来说，这种人口数量与耕地数量的重建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为了回答“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这一学术问题，笔者不得不在现有史料、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进行重建工作。

3.清代中期以来天山北麓河湖水系的变迁

水文因素是天山北麓各环境要素中最关键的因素，它既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又对区域生态环境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人类开发利用的对象，是联系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键性纽带。因此，本书选择河湖水系的变化作为区域环境变化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天山北麓河湖水系变化的过程，分析其中突变事件发生的原因，从而揭示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书综合运用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解决天山北麓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研究这个综合性科学问题。

1.历史文献分析和考证

本书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资料，探讨1757年至1949年间天山北麓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问题，涉及的历史文献主要包括各种正史、实录、会典、通考、奏折、志书、古地图、档案、游记、笔记等。对这些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本书研究的第一步，为此，笔者大量查阅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等与本书相关的研究资料，此外，还在研究区各县市收集了部分历史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采用历史学文献考证与分析的方法，分析辨别这些历史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解读其中包含的区域土地开发政策、土地开发方式、人口、耕地、区域环境变化的信息，从而对区域土地开发和环境变换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和研究。

2.古地图分析法

古地图，是专指民国以前使用传统方法绘制的当时地图。即使不是非常精准，但古地图往往是对当时当地地理景观的直观反映，而且提供的信息大多是即时的，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绘制的地图，其使用价值往往可以弥补文献之不足。目前，绘制于清至民国时期的新疆地图，数量较多，其中包含了不少天山北麓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信息，为利用古地图分析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3.野外调查方法

笔者充分利用地理学、生态学的野外调查、考察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深入研究区有侧重地调查了地理环境状况以及环境变迁的痕迹；收集了历史时期的地方档案和地方文献、现代统计资料，全面了解了区域民族、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土地利用、水资源状况，以及聚落、交通、经济结构的空间特征，全面认识了研究区自然条件的区域差异，为客观评价研究区地理环境现状的由来奠定了基础。在博士论文撰写期间，笔者曾在2002年夏、2003年夏、2004年夏对研究区进行了三次野外调查。此后，又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300年来新疆奇台—吉木萨尔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40801047）”“过去300年新疆平原区湖泊演变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41271159）”时，对天山北麓的每一个县都进行了细致的野外调查。野外调查在本文的研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一，野外考察中不但收集了必要的研究资料，而且帮助笔者深入了解了研究区的自然和社会现状，奠定了深入探讨1757年至1949年间天山北麓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研究的认识基础。其二，文献研究和野外考察相结合是解决近三百年来三屯河、呼图壁河、玛纳斯湖变迁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其三，野外考察和实地调研，是研究天山北麓人地关系演变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核心方法和手段。

4.数理统计与分析法

本书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在辨析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人口和耕地数字的可靠性基础上，对其中记载可靠的人口和耕地数字进行了数理统计，重建了八个时间剖面上的区域总人口和总耕地规模，并且对人口和耕地的增长速度和区域差异变化进行了数理统计计算，同时结合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分析，深入揭示区域土地开发的特点、规律及其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

5.过程研究与剖面研究相结合

本书在注重过程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地理学剖面研究法，重建不同历史时期典型时间剖面上的人口和耕地规模，揭示土地开发对区域环境的影响程度。同时，充分利用气候变迁研究的成果，结合大量有关社会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变迁的历史文献记载，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的过程和方式；通过重建时间剖面上的人口和耕地规模，揭示土地开发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强度；探讨区域环境变化的过程，深入研究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探讨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及其作用机制。过程研究和剖面研究相结合是本书研究方法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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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冠华等：《全球变化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对策》，《科学通报》2013年第21期。

[2] 陈宜瑜：《全球变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地球科学进展》2003年第1期。

[3] 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历史地理专刊）。

[4] 葛全胜等：《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3期；侯甬坚：《历史地理研究：如何面对万年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辑。

[5] 侯甬坚：《环境营造：中国历史上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辑。

[6] 葛全胜等：《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3期；侯甬坚：《环境营造：中国历史上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辑；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2000年第3期。

[7] Turner II B.L., Skole David Sanderson，Fischer Steven Günther，et al .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 Science/Research Plan，IGBP Report No.35 HDP Report No.7，1995；Vogel，Coleen，“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Millennium：a LUCC/IGBP Perspective”，IGBP Newsletter No.38，1999.

[8] 刘纪远、邓祥征：《LUCC时空过程研究的方法进展》，《科学通报》2009年第21期。

[9] 樊自立等：《天山北麓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及自然环境保护》，载中国科学院新疆资源开发综合考察队编《新疆资源开发和生产力布局考察研究报告》（内部资料），1986年，第1—77页；袁国映、陈昌笃：《乌鲁木齐—石河子地区近代生态环境变迁及评价》，载中国科学院新疆资源开发综合考察队编《新疆资源开发综合考察报告集：新疆生态环境研究》，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78页；徐丽萍、郭鹏、刘琳等：《天山北麓土地利用与土地退化的时空特征探析》，《水土保持研究》2014年第5期。

[10] 《带动两翼地区发展，实现全疆共同富裕——新疆全面开发天山北坡经济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2月9日第1版。

[11] 中国科学院学部“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西北干旱区咨询组：《绿桥系统——天山北坡与准噶尔荒漠新产业带建设与生态保育》，《地球科学进展》2003年第6期；邓萍、贺洁：《区域经济开发中的生态建设——以天山北坡经济带昌吉州为例》，《新疆环境保护》2002年第4期；李新琪：《近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2期；宋文杰等：《基于LUCC的干旱区人为干扰与生态安全分析——以天山北坡经济带绿洲为例》，《干旱区研究》2018年第1期；方创琳等：《城市群扩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例》，《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9年第9期。

[12]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发展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方英楷：《新疆屯垦史》（下），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 齐清顺：《清代新疆经济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赵海霞：《清代新疆商屯研究》，《西域研究》2011年第1期；齐清顺：《论清朝中期新疆解决人口与耕地矛盾的重大措施》，《石河子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何汉民：《清代新疆官地初探》，《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5] 张建军：《清代新疆城市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1998年。

[16] 黄达远：《隔离下的融合——清代新疆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759—1911）》，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8年；何一民、李琳：《近代新疆城市体系建构与城市分布特点的历史审视》，《民族学刊》2018年第4期。

[17] 阚耀平：《近代天山北麓人口迁移形成的地名景观》，《干旱区地理》2005年第6期；阎东凯：《地名文化与边疆移民社会形态——以清至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地区为核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辑。

[18]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第91页。

[19] 张丕远：《乾隆在新疆施行移民实边政策的探讨》，《历史地理》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113页。

[20]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3—436页。

[21] 施雅风：《山地冰川湖泊萎缩所揭示的亚洲中部气候暖干化与未来展望》，《地理学报》1990年1期；韩淑媞：《北疆巴里坤500年来环境变迁》，《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2期；袁玉江等：《用树木年轮重建天山中部近350a来的降水量》，《冰川冻土》2001年第1期。

[22] 樊自立等：《天山北麓灌溉绿洲的形成和发展》，《地理科学》2002年第2期；樊自立：《新疆土地开发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阎顺：《天山北麓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信息》，《植物生态学报》2002年增刊；封玲主编：《玛纳斯河流域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版。

[23]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 王培华：《清代新疆解决用水矛盾的多种措施——以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道为例》，《西域研究》2011年第2期；张莉：《从环境史角度看乾隆年间天山北麓的农业开发》，《清史研究》2010年第1期。